美中70年：從封鎖到接觸再到「脫鉤」(圖)
卡特與鄧小平（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9月28日訊】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週年。與此同時，美中關係也再次來到十字路口。中美建交40年後，美國對開始於尼克松時代的接觸政策不再抱有希望，美中雙邊關係似乎進入更具敵意的時代。從最初的封鎖到後來長達40年的接觸再到現在的對抗，美國對華政策的背後到底有什麼思量？
1949-1969 封鎖和孤立
1949年，中國共產黨上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發生劇烈變化的不僅僅是中國國內的局勢，還有中美關係。曾經在二戰中與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結盟的美國，在中共建政後的三十年間，拒絕承認共產黨政府，繼續與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外交關係，並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除此之外，美國還在軍事、外交和經濟領域對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實施封鎖和孤立。
不過，史料顯示，在中共建政之初，杜魯門政府並沒有完全排除與中共建交的可能。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杜魯門甚至派出了當時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與中共進行試探性接觸；1950年1月，杜魯門宣布結束對蔣介石的軍事援助；1950年6月，國務卿艾奇遜在一個記者會上說，雖然美國不支持直接將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美國也不會使用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阻止這樣的動議。
但是，美中建交的大門最終因為中國當時的領導人毛澤東選擇向蘇聯陣營「一邊倒」 而關閉。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是美國《時代》雜誌駐北京辦事處的首位主任，他後來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1945：毛的革命與美國命中注定的選擇》。在這本書中，伯恩斯坦認為，即便美國更早放棄對蔣介石的支持，轉而與共產黨人合作，毛澤東也不會倒向美國，所以，談不上杜魯門政府因為錯誤政策而「失去了中國」。
美國一些歷史學家和分析人士認為，是美國造成了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的美中之間不友好的關係，認為是美國對中國的敵意將毛澤東推到了斯大林那邊。
但伯恩斯坦認為，無論美國怎麼做，毛澤東注定會選擇蘇聯。他告訴美國之音： 「我不認為是美國將毛澤東推向了斯大林，毛澤東一直都在斯大林那邊。因為革命的意識形態，他把斯大林看作是智慧的源泉，是革命和意識形態的起源的權威。在他的整個生命中，只是在晚年的時候，他才對斯大林有一些負面的評價。毛是斯大林的忠實的門徒。即便是美國1949年打算與中共建交，我也不認為會有多大的改變。」
伯恩斯坦說，毛澤東一直把美國看作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全球總部。如果這一點不改變，那是無法扭轉當時的美中關係的。他說，毛澤東上臺後的一系列動作，建立斯大林式的政權、「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都顯示，毛一直在追求自己極端的革命目標。
1950年2月14日，中蘇簽署《中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中國正式加入社會主義陣營，這就使中美關係從蔣介石時期的盟友變成了對手。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入侵韓國，韓戰全面爆發。 伯恩斯坦說，即便美國曾經有意圖與中國建交，韓戰也使得建交的希望完全蒸發。一個星期內，杜魯門下令美國海陸空部隊援助韓國，並下令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以防止中國共產黨統一臺灣。同年10月25日，中國軍隊入朝參戰，美中直接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
美國主要是通過孤立和封鎖來實施針對中國的遏制政策。在經濟上，美國對中國實施封鎖。1950年11月7日，華盛頓終止了美國與中國的商務往來，全面對中國實施禁運。1951年起，美國還鼓勵盟友和其他國家共同參與對中國的禁運。1951年5月18日，在美國的策劃下，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對中國禁運決議》，各國參照美國對華禁運貨單對中國實行禁運，品種多達1700餘種。
軍事上，美國在韓戰爆發之後，構建了一道主要針對中國的亞太軍事體系，即所謂的「新月形包圍圈」圍堵中國。美國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東南亞國家、臺灣簽訂了《美日安全條約》、《美菲條約》、《美、澳、新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等軍事協定等。
另外，美國還在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排斥。比如，北京長期以來一直希望加入聯合國，卻一直遭到了美國的阻撓。
當時的美中關係是在美蘇對抗的大背景下產生的。 伯恩斯坦說，當時，美國國內對共產黨國家很害怕。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與美國對共產黨國家的恐懼分不開，甚至後來的越南戰爭也可以追溯到這點，美國擔心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共產主義在全球的擴張。
1969-1979 緩和與和解
中共建政初期，是蘇聯的盟邦，但是隨著蘇聯在1956年開始「非斯大林化」，中國公開與蘇聯對立。19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持續惡化，邊境緊張局勢日益加劇。
1969年春季，中蘇軍隊在烏蘇里江邊界（珍寶島）爆發的激烈衝突將中蘇緊張關係推到了最高點。莫斯科隨後向邊境地區調集重兵，並部署核武器。蘇聯成為中國最直接、最現實、最大的敵人。
不過，這場衝突，卻成為美中關係的轉折點，促成了美中關係正常化。在蘇聯的巨大軍事政治壓力之下，北京決定靠攏美國，借美國之力建立反制蘇聯的戰略平衡。而受到越南戰爭牽制的美國，在中東、南亞和中美洲都感受到了蘇聯的壓力，也在尋求抗衡蘇聯的力量。
在中蘇珍寶島衝突後，尼克松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中國釋放善意。比如：宣布放寬對中美之間的人員往來和貿易限制；不同意蘇聯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以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國的行動；下令停止派驅逐艦到臺灣海峽巡邏；也不再阻撓北京重返聯合國。
其實，在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宮後，立刻把改善中美關係作為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2月1日，他指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探討改善中美關係的可能性，並一再托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賽斯庫、法國總統戴高樂等人向中國傳遞口信，希望同中國進行直接對話。
1971年3月，中美關係出現了出人意外的突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賽上，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4月，美國乒乓球運動員訪華，史稱「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 打開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開啟了與中國接觸的時代。這個時代是基於一個信念，即通過貿易和投資使中國擺脫孤立狀態，讓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美國認為，這樣會令美國更安全，也許還會令中國更像美國。
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華，標誌著自新中國成立後中美相互隔絕的局面終於打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也稱中美第一個聯合公報。
史伯明（Douglas Spelman）是華盛頓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中美研究所副主任。 1972年，中國乒乓球隊回訪美國時，他曾擔任訪問美國的中國乒乓球隊的翻譯。2012年在威爾遜學者中心舉行的尼克松訪華四十週年紀念時，史伯明這樣解釋尼克松訪華的背景。
他說：「雙方的背景，在美國方面，當然是越南戰爭，那是越南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在中蘇方面，是局勢最緊張的時刻。雙方因為界河上的一個小島發生衝突。那是艱難的時刻，發生了很多事情。這些因素都是尼克松訪華的背景。雙方都擔心蘇聯， 這是將我們雙方拉到一起的主要因素。」
1973年，美國在北京開設聯絡處。興奮的基辛格寫信給尼克松說， 「現在我們變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友。」
1979-1989 密切合作
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美建交公報》（中美第二個聯合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與此同時，美國同意結束與臺灣的正式外交關係，但與臺灣保持非官方的關係。
1979年1月29日，美中實現關係正常化後僅幾個星期，中國當時實際的領導人鄧小平便率團訪美。1月31日，兩國簽署《中美科技合作協定》，這是中美建交後兩國簽署的首批政府間協定之一。
鄧小平訪美開啟了兩國之間一連串重要、高級別的交流。兩國之間簽署了多個雙邊條約，特別是在科技與文化領域的交流活動以及貿易交流。
1980年代，直到1989年前，是美中關係最好的時期。隨著1980年代雙方高層與工作層接觸的加深，兩國在更廣泛的議題上進行對話，包括全球與地區戰略問題、政治、軍事問題、裁軍、聯合國和其他多邊事務等。
兩國密切合作的最大體現是美中軍事合作在這個時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鄧小平訪美後不久，中國出動十多萬解放軍對越南發起攻勢。這場戰爭導致大量中國士兵傷亡，但是卻使得美中關係進一步強化。
中越邊境戰爭暴露了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急需現代化，而彼時，美國政界、軍界也日益形成共識，一個在軍事上足夠強大的中國，能夠對蘇聯進行有效的牽制，這完全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正如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他《論中國》一書中寫到的，「這場戰爭開啟了中國與美國在冷戰期間最為密切的合作。」 中越戰爭後，中國從此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
在此之後，華盛頓同意向中國出售軍用裝備，包括先進雷達、運輸型直升機、電子偵察裝置以及帶有先進軍事軟體的計算機。唯一的例外是限制向中國出口有可能會對美國產生威脅的進攻性武器。
1980年代的里根總統時期是美蘇冷戰的高潮期。美中關係進一步友好發展。在里根執政初期，中美在臺灣問題上有過激烈交鋒。1982年8月17日，雙方簽署了美中第三個聯合公報，也就是《八一七公報》。在這份公報中，美國承諾將逐漸減少對臺的武器出售，而中方則承諾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是中方的基本原則。這使得美中之間因美國對臺軍售而引發的短暫危機得到緩和。
在里根政府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溫斯頓·洛德（ Winston Lord）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段期間，美中之間經濟、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大規模增加，雙方的部長級訪問和各軍種參謀長的互訪都大為增加，雙方還合作對抗蘇聯。
他說：「我們還向中國出口軍火，幾乎有10億美元。在當時來說，這是不小的數目，在今天簡直無法想像。我們在中蘇邊界設有基地，在這些秘密基地裡，我們與中方合作追蹤蘇聯的導彈。我本人還去過其中一些。我們還與中方合作向抗擊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提供武器。」
到1984年起，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到里根總統1988年1月卸任之際，美中雙邊貨物貿易額與他就任時相比翻了一番。中國對美出口佔其全部400億美元對外出口額的四分之一。
1987年，美國快餐連鎖肯德基在北京開設了中國第一家分店。那段時期可以說是美中關係的「黃金時期」。美國前駐華大使洛德說，這段時期被稱為「黃金時期」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那時候在辯論和思考政治改革。
1989年1月，里根的副手老布希宣誓就任總統。他在就職後僅一個月就到訪北京，其間接受了中國官方中央電視臺的採訪，成為首位通過電視屏幕直接向中國民眾講話的美國元首。
1989-2009 接觸加防範
美中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因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而嘎然而止。中國當局6月3日晚和6月4日凌晨動用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及附近地區血腥鎮壓了要求改革和民主的大學生和民眾。
「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宣布了多項對華制裁措施，包括美國停止高層和官方的交流，禁止出售武器給中國。許多制裁現在已經撤銷，但最具象征意義的禁止對華出售武器和軍事系統的制裁至今仍然有效。
也是從「六四」以後，美國對華政策帶有了接觸和防範的雙重色彩。在經貿關係和人文交流領域，雙方合作的一面比較明顯；在國際安全和人權等問題上，防範與牽制則更為突出。
孟捷慕 （James Mann）1984年到 1987年期間擔任過《洛杉磯時報》駐京記者站站長，他曾在六四25週年前夕接受美國之音記者專訪時說，「六四」事件不僅標誌著中國政治變革運動的終結，也使得美中關係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他說：「對於與美國的關係，我們回頭看的時候，它是一個根本的改變。從1971年到89年，中美兩國發展了基辛格所稱之為‘心照不宣的聯盟’，合作對抗蘇聯 …… 1989年發生了兩件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一是天安門事件，另一事件就是柏林牆的倒塌。這兩個事件加在一起導致1971年以來存在的美中關係的結束。這兩個國家的高層領導人還是進行對話，他們試圖繼續發展雙邊關係，但是他們再也不可能把它復原到從前的樣子。」
柏林牆倒塌後不久，1990年前後，東歐和中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共產黨政權紛紛瓦解。1991年，蘇聯也解體，美中聯合抗蘇這一共同的戰略利益不復存在。
不過，美中很快找到了另一個共同的戰略利益-經濟和貿易。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中經貿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貿合作成為繼安全關係之後，美中關係的新的「壓艙石」。
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回顧美中關係歷史時，這樣解釋蘇聯解體後，美國繼續對中國實施接觸的政策原因。 「蘇聯垮臺之後，我們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由國家。帶著這份樂觀，美國在21世紀前夕向中國敞開大門，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
199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克林頓擊敗了老布希。克林頓在競選中對老布希總統在天安門事件不久後即與中國接觸大加抨擊，他甚至稱中國領導人為「北京的屠夫」。克林頓在上臺之初把貿易與中國的人權狀況掛鉤。不過，到1994年5月時，克林頓宣布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並將貿易與人權脫鉤。貿易與人權脫鉤，意味著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上的一個轉變，經貿關係成美中關係中的主軸。之後，美國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0年，克林頓還簽署《2000年美中關係法》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
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美國貿易代表查琳·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 ）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解釋了克林頓總統當時的想法。她說：「（克林頓）總統把入世當成一個可以為中國民眾創造機會的途徑。克林頓總統過去總是說，我們不能為中國選擇，我們也不能幫他們選擇他們希望的政治制度，但是我們可以幫忙，讓中國民眾有個選擇機會——通過為中國帶來巨大繁榮， 通過入世帶給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
正是從1990年代開始，美國資本大舉進入中國，直接投資大幅增加，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這也是美國科技大規模轉移到中國的時期，除了敏感科技外，個人電腦、手機、智能手機等民用技術幾乎同步流入中國。中國越來越快地追上美國的科技節奏。另外，大批中國人開始到美國留學工作，學習美國的先進科技。
1997年美國克林頓政府確立對華全面接觸政策，中美確認將共同致力於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不過，克林頓政府時期，美中關係波折也不斷，中美在人權、臺灣、西藏等問題上都發生了分歧和衝突，其中最重大危機應該是1996年的台海導彈危機和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
中美「戰略夥伴關係」在克林頓政府後期開始降溫，接任的總統小布希一上任就將中國確定為「戰略競爭對手」，與現在的川普(特朗普)總統對中國的定位類似。小布希還公開表示要盡一切所能協防臺灣。2001年4月 ，中國軍機與美國EP-3 軍用電子偵察機相撞，演變成一場外交危機。
2001年的 「911恐怖襲擊事件」為兩國關係迎來了轉機。911事件後，布希政府調整對華政策，美中開始新的建設性合作，主要體現在反恐、反擴散和解決朝鮮問題等方面。 2005年，時任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美國要促使中國做「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法學教授戴傑（ Jacques DeLisle）在911事件10週年前夕發表文章說，由於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打擊基地組織等恐怖組織，以及後來的兩場戰爭中——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 美國沒有精力關注與中國之間的摩擦。他說，911事件的確改善了美中關係，但是，這種改善並不意味著一定符合美國的利益， 因為在接下來的10年，對美國來說，事態的發展並不是那麼令人愉快。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正是因為美國深陷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中國，中國因此贏得了十年穩定的好時光，讓經濟得以飛速發展，到下一個十年的時候，成為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09-2016 重新定位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成為美中關係的又一個分水嶺。美國陷入經濟危機，而中國卻通過四萬億的龐大經濟刺激措施，不僅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機的衝擊，還保持了相當快的增長，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也是在這一年，中國成為美國國債的第一大持有者。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成功走過金融危機，並成功主辦08年奧運會的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越來越自信，行事也越來越「咄咄逼人」，特別是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領土申索中。
1997到2000年期間擔任負責美國對華政策的副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Susan Shirk）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這次危機大大損害了很多中國人眼中的民主資本主義模式，中國人要求中國採取更強勢的外交。
她說：「這樣一來 ，中國內部就過早產生了一種勝利主義情緒。中國有了答案，有了全部答案，領導層和公眾開始要求中國採取更強勢的外交政策。」
在小布希政府中擔任副助理國務卿的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說， 崛起的中國給美國外交政策帶來兩大挑戰：第一，如何威懾中國，使得中國不會威脅東亞地區的穩定；第二，鼓勵中國在多邊全球管理上做出貢獻。
他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歐巴馬政府八年的對華政策，甚至是小布希政府的對華政策都是基於對上述兩大挑戰的考慮。他還說，未來的總統也需要考慮到這兩點。
上臺之初的歐巴馬原本希望積極接觸中國，他是第一位上任第一年就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但是，隨著中國政府開始在商貿和軍事問題上展現咄咄逼人的態度，而且在很多國際問題上未與美國進行良好合作，歐巴馬政府的立場逐步強硬，到第二任期更傾向「遏制」中國。
歐巴馬上任的第二年，美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提出了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並高調介入南中國海事務。
2011年11月，為了充實重返亞洲策略，歐巴馬政府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根據這個戰略，除了加強在亞洲的軍力部署外，在政治上，美國致力於鞏固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關係，並構建適應新時期安全環境的同盟與夥伴關係網路；在經濟上，美國推出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被排除在TPP之外。
雖然歐巴馬政府官員一再否認，「亞太再平衡戰略」是針對中國設計的，有遏制中國的意味，但是，中國將其視為是美國在外交、經濟和軍事領域對中國進行的圍堵。
雖然如此，在歐巴馬任期內，中美合作進一步深化，從原先的反控、核不擴散等問題擴展到外太空和海洋權益等領域。特別是雙方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引領2015年的巴黎氣候大會取得成功。
經濟方面，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兩國還擴展經濟與戰略對話機制、進行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等；在文化上，美中人文交流機制建立，從「十萬強」 到「百萬強」計畫、美國對中國護照實行首次10年免簽等。分析人士稱，兩國關係已經到了「大到不能倒」的地步。
歐巴馬政府調整對華戰略與中國國內政治轉向威權密不可分。2012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臺以來，逐步放棄了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的指導方針，提出了「積極有為」的大國外交方針。在政治方面，他喊出「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挑戰現存國際關係框架。在經濟方面，中國推出「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圖謀大國崛起。2018年，習近平還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
在克林頓政府時期負責美國對華政策的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說：「過去所發生的，讓我們所有研究中國的學者都感到吃驚的是習近平的大調頭，向更具威權特色的中國政治回頭。最高領導權力和平交接的終止，這違背了鄧小平1980年代所做的一切努力。他提升了黨的地位，黨吞噬了政府，並試圖控制一切。黨對社會的主導也大大增加。現在中國的體制比幾年前更高壓。所有這些國內趨勢讓中國看起來更有威脅性，再加上中共十九大上釋放出的一些信息，中國方案、中國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世界最優秀的模式。這是在宣告一場全世界範圍的意識形態冷戰。」
2017-2019 脫鉤與限制
2017年川普政府上臺，美中關係迎來另一個重要轉折點。在川普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不再是恐怖主義，而是大國競爭。
在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2018年1月公布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中，中國與俄羅斯一起被視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是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正「挑戰」美國的地緣政治優勢，並試圖改變國際秩序使之適合他們的利益。
在行動上，川普政府採取了「全政府」對華戰略，動用所有資源於中國展開了全方位的戰略競爭，主要體現在與中國經濟脫鉤，並對一些人員往來做出限制。
經濟上，2018年3月起，美國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對中國施加關稅，試圖解決美中貿易不平衡和中國市場開放問題。與此同時，美國還謀求在高新技術和國防產業鏈上與中國脫鉤，並對華為和中興在內的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制裁。
在軍事安全方面，美國增加了在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活動，提升了臺灣的政治、軍事交往級別。在人文交流上，對中國機構和個人在美國的活動施加越來越嚴格的限制。在人權領域，美國對中國在新疆的政策大力抨擊，並加強援助西藏。
2018年10月初，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川普政府對華政策的講話更是被很多人認為是吹響了與中國進行新冷戰的號角。在演講中，彭斯公開了中共如何使用「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經濟、軍事工具以及宣傳，在美國推進其影響和利益。他同時宣布美國將向中共的這些行為展開「決定性的回擊」。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告訴美國之音：「這是戰鬥的號角， 在這一條前進之路上，他沒有提出要達成共同的結果。他基本上認為，美國和中國會進行存亡之爭，並認定美國會贏這場鬥爭，因此，他們不需要在貿易知識產權、區域和國際安全問題上給中方提出一個下臺的台階。」
川普的政策已經初見成效。美中貿易爭端已使中國失去作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2019年上半年，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國，而美國也同時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國。美中經濟走向幾十年來融合的反面：貿易和投資的相對減少、供應鏈在重新調整、研究和創新互相依存的生態系統在減小。2019年6月，分析人士說，美中在經濟 「分手」或是「脫鉤」已經成為部分現實。
在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舉行的2019年度國家安全會議上，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的伊萊·拉特納（Ely Ratner）說：「一年前，我和其他人一些人談到這個可能的現象時，（大家的）反應的是，這永遠不會發生。美中經濟如此依存，‘分手’（ 脫鉤）或許是戰略大師們的幻想，不可能是現實。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在某種程度上，這至少是部分的現實。 雖然在有些領域我們聽到了抗議，但這是正在發生的事實，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不可逆轉的事實。」
美中貿易戰還在進行，美中的貿易談判也在繼續，但是分析人士認為，無論談判成功與否，美中都不太可能回到以前的和諧合作的關係了。
即便是換一位總統，前景可能也不樂觀。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參選人在邁阿密初選辯論中， 「中國威脅論」似乎已經是共識。他們說，「中國正利用科技來完善獨裁統治」，「中國貿易行為‘不當’，屬‘重商主義’，‘像海盜一樣’」。
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瀋大偉(David Shambaugh)認為，這一次美中關係的惡化是「系統性」和「結構性的。未來，摩擦、競爭和壓力將會成為美中關係的「新常態」。
他對美國之音說：「有人認為，我們還能回到和諧合作的美中關係，他們是在做夢。我們能夠在我們兩國都有共同利益的個別議題上合作。但我認為，未來美中關係的模式和動態將是摩擦、競爭、壓力。挑戰在於如何管理關係中的摩擦和緊張，使它不至於發展成全面的敵對關係。」
（林楓、莉雅、方冰、尹暄、周士為、聞彤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