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混成個記者了還有什麼前程」(組圖)
【看中國2019年8月26日訊】不裝外賓的話，應該承認，記者在中國屬於擁有某種特權的階層。我小時候夢想當記者，很難說是受了揭露真相等新聞理想的感召。更大的可能是，看了電影或書本裡官員被記者整得狼狽不堪而感到痛快淋漓，羨慕嫉妒之餘，便有了這個崇高的理想。
「槍桿子、筆桿子，革命的兩桿子。」感謝改革開放，市場化媒體的崛起和網際網路的出現，讓我這個不靠譜的夢想得以實現。一個學計算機的工科生，成為一名時政社會調查記者，跨度實在大了點。
有幸混入宣傳隊伍，以為從此跨入了新階層，心滿意足。但在伊春空難採訪中，一位同行的話，又把我打落底層。
2010年8月24日晚上21時36分，河南航空哈爾濱至伊春VD8387航班在降落時失事。事後統計，該航班96名乘員，生還54人、遇難42人。正是市場化媒體最繁榮的時候，數十名各類記者雲集伊春市。飛機換火車，我到達伊春已經是26日清晨，直接趕往失事現場。
根據路上獲得的信息，飛機墜落地點就在伊春林都機場邊緣。通過官方防守嚴密的機場去失事現場是不可能的，我與遇到的三名記者沿著機場圍牆向跑道盡頭方向步行。
一兩公里後，被一道鐵絲圍欄擋住去路。我們判斷，飛機殘骸應該就在幾百米外，決定翻越圍欄。包括一個女孩子，都翻過了約兩米高的鐵絲圍欄。在齊人高的雜草和泥濘的沼澤裡艱難跋涉了二十多分鐘，又遇到了一道圍欄。而且，圍欄另一邊，依舊是齊人高的雜草。我們無奈放棄，原路返回，翻越圍欄回到起點。
臨時小分隊解散，各自尋找採訪目標。災難報導，最重要三個地點。首先是第一現場，除了獲得災難規模的直觀認識外，還可能採訪到救援者和目擊者，以及調查的官員和專家。其次是醫院，尋找倖存者，還原事故經過。第三是殯儀館，接觸遇難者家屬，瞭解官方通報信息和善後進展。
我不死心，繼續在機場附近探訪，終於找到一位知道墜機地點的本地人，開車將我送了過去。
大約是上午十點，附近已經有兩三名記者在遠遠地眺望。這裡在林都機場的正東，站在平緩的山坡上，可以看到閃亮的機場跑道筆直延伸向遠方。在距離跑道1500千米處，就可以看到飛機墜落的痕跡，寬約50米的土地，就像被深耕過一樣，露出新鮮的泥土和草木的根部，插滿了飛機的金屬零件。草木低伏，幾棵十多厘米粗的樹被攔腰斬斷。長約500米明顯擦痕的盡頭，是飛機殘骸。到處是散落的飛機零件，一個發動機掉在距離飛機殘骸約500米的地方，兩個輪胎就在機尾附近。飛機斷成兩截，呈約90度的夾角臥在距離機場跑到僅僅約700米的地方，機尾耷拉，保持著向跑道努力的姿態。
離飛機十多米，被一位現場負責人攔住。他說，傷員都被送往醫院搶救，遇難者遺體也已拉走，乘客物品清理過，相關部門正在全方位地調查事故原因。然後，他叫來十多名武警戰士，站成一排把我們幾個記者向外面趕。
開始兩天，我基本在殯儀館和各大醫院穿梭。殯儀館未能獲取遇難者信息，也沒能接觸到家屬。但在醫院，得以採訪到多名倖存者，瞭解到很多墜機時的情況。
其實醫院也呈管制戒嚴狀態，醫院大門、住院部、病房樓道，都有警察或政府官員把守，禁止有人接觸倖存者。我去伊春市第一醫院的時候，在醫院大門和住院部樓前，都看到背著採訪包和照相機的記者被警察攔截盤查。而我把背包放在賓館裡，採訪本、錄音筆和照相機分別揣衣兜裡，特意叼著煙，像是一名看護病人的家屬，大搖大擺進了醫院和住院部，警察對我幾乎視而不見。我則看準警察和政府官員不注意的時候，進入病房裡尋找倖存者採訪。當然，要躲過警察和官員的巡查，有時候還有醫護人員干涉，採訪進行的斷斷續續。談得最詳細的是一位來自江蘇省常州市的史警官。我在病房過道盡頭的小陽臺抽煙，他也過來抽，以為我也是病人，聊了他和同事來伊春執行公務，飛機墜落、失火，以及逃生的全過程。
當地政府26日組織了一次新聞發布會，幾乎沒有任何新信息。27日，因為有記者試圖採訪上級派來的事故調查組被阻攔，記者們很不滿，下午民航系統組織五六名救援者進行了一次見面會。這次見面會很不錯，當晚機場的值班負責人、伊春機場副總經理劉瑞金，機場地面保障部郭繼偉等人詳細介紹了救援的過程。
不過，第二天就發生了「警察抓記者」事件。
28日，國務院事故調查組進行第一次會議，政府還組織遇難者家屬到殯儀館認屍，安排遇難者家屬到機場墜機現場憑弔。記者們分頭守候。
在去機場的出租車上，我接到同行電話，說有記者被抓了，就掉頭往回趕。先是準備去記者被抓的殯儀館，路上不斷互相溝通，最後趕往當地宣傳部門駐地惠群賓館。
已經有十多名記者在場，與伊春市宣傳部長爭執。我聽到宣傳部長說，警察是不會隨便抓人的，他要去瞭解情況才能回答。我這時候才知道，當天上午一共四名記者被抓。兩個被控制在殯儀館裡的一個屋子，還有兩個被抓到了伊春市朝陽路派出所。
直到中午12點左右，四名被抓的記者獲釋，也趕到惠群賓館，我們得以瞭解到詳情。《法制晚報》的攝影記者說，上午十點左右到殯儀館採訪，警察出面阻撓採訪，他向對方表明自己記者身份，並且告知對方自己並未進入警戒線內，但是警察一聽是記者，馬上把他押上警車，「車上有一警察說，抓的就是你們記者。」《半島晨報》攝影記者也被警察使用擒拿術「反扣著雙臂按著脖子」塞進了警車。這兩名記者被送到伊春市朝陽路派出所，限制在一間小屋子裡不許出來。同時，在殯儀館內採訪的《第一財經週刊》記者與另一名《法制晚報》女記者被警方控制在殯儀館的辦公樓內。「警察守住了樓門口。我要出去，他們說不行。過了一個小時，我想上衛生間，他們也說不行。」
記者們都很氣憤。因為兩名被抓到派出所的記者都是在警戒線外被抓的，他們當時背著照相機，沒有拍照，警察就將他們粗暴地抓了起來，甚至辱罵；被控制在殯儀館內的兩名記者是在警察到來前進去採訪的，也沒有任何不服從管理的現象。
但宣傳部的官員懶得再理我們。
有人提議，去伊春市市委門前拉橫幅。我一聽，這個主意好，就在大家吵吵嚷嚷去午餐的路上，和《時代週報》記者石玉找了個列印店，用A4紙列印了三段話「公眾知情權不容踐踏」、「警察為什麼隨便抓記者」，和「警察不能隨便抓記者！」
午餐的飯店二樓有超過30名記者，大都屬於全國各地的市場化媒體，本來就對惡劣的採訪環境不滿，一致認為這次不能就此罷休，一定要伊春市官方正式道歉。然而，說起市委門前打標語抗議，有很多人表現出顧慮，有人說：「這樣做有用嗎？」還有人說：「這不成上訪了嗎？」座上有一位正好到伊春市代理案件的浦律師，但他只是笑而不語，對記者們的行動不提任何意見。
看到有人退縮，幾名比較堅定的記者決定將抗議地點改為附近的宣傳部駐地。
「警察不能隨便抓記者！」，選了這句最溫和直白的話，帶感嘆號一共十個字。飯後，回到惠群賓館門前，先是以賓館為背景，十名記者舉牌，其他人拍照。然後轉過身來，面向賓館，以一輛警車為背景。先把標語拿在胸前拍照，然後用標語擋住臉拍照，表示「這裡沒有真相」。
宣傳部官員請記者們進賓館協商。
印象最深的是，現場的伊春市宣傳部長為了表明權威，對記者們說：「我是正式任命的正廳級官員！」我琢磨，地市級宣傳部長，即使進了常委會，也是副廳級吧。又聽到他指責記者：「你們這麼鬧，要考慮自己的前程。」坐我旁邊的是《都市快報》記者馮志剛，他回答說：「我都混成個記者了，還有什麼前程？！」
大約下午六點多，在宣傳部長的陪同下，伊春市公安局長來到惠群賓館，「以個人名義」向記者表示道歉，並說被抓記者「受委屈了」。
這樣敷衍的道歉，沒有獲得在場記者的認可。
但多年以後回想，類似的場景好像再未出現過。而馮志剛那句話，更令我一直唸唸不忘：「都混成個記者了，還有什麼前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