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混成個記者了還有什麼前程」(組圖)

【看中國2019年8月26日訊】不裝外賓的話,應該承認,記者在中國屬於擁有某種特權的階層。我小時候夢想當記者,很難說是受了揭露真相等新聞理想的感召。更大的可能是,看了電影或書本裡官員被記者整得狼狽不堪而感到痛快淋漓,羨慕嫉妒之餘,便有了這個崇高的理想。

「槍桿子、筆桿子,革命的兩桿子。」感謝改革開放,市場化媒體的崛起和網際網路的出現,讓我這個不靠譜的夢想得以實現。一個學計算機的工科生,成為一名時政社會調查記者,跨度實在大了點。

有幸混入宣傳隊伍,以為從此跨入了新階層,心滿意足。但在伊春空難採訪中,一位同行的話,又把我打落底層。

2010年8月24日晚上21時36分,河南航空哈爾濱至伊春VD8387航班在降落時失事。事後統計,該航班96名乘員,生還54人、遇難42人。正是市場化媒體最繁榮的時候,數十名各類記者雲集伊春市。飛機換火車,我到達伊春已經是26日清晨,直接趕往失事現場。

根據路上獲得的信息,飛機墜落地點就在伊春林都機場邊緣。通過官方防守嚴密的機場去失事現場是不可能的,我與遇到的三名記者沿著機場圍牆向跑道盡頭方向步行。

一兩公里後,被一道鐵絲圍欄擋住去路。我們判斷,飛機殘骸應該就在幾百米外,決定翻越圍欄。包括一個女孩子,都翻過了約兩米高的鐵絲圍欄。在齊人高的雜草和泥濘的沼澤裡艱難跋涉了二十多分鐘,又遇到了一道圍欄。而且,圍欄另一邊,依舊是齊人高的雜草。我們無奈放棄,原路返回,翻越圍欄回到起點。

臨時小分隊解散,各自尋找採訪目標。災難報導,最重要三個地點。首先是第一現場,除了獲得災難規模的直觀認識外,還可能採訪到救援者和目擊者,以及調查的官員和專家。其次是醫院,尋找倖存者,還原事故經過。第三是殯儀館,接觸遇難者家屬,瞭解官方通報信息和善後進展。

我不死心,繼續在機場附近探訪,終於找到一位知道墜機地點的本地人,開車將我送了過去。

大約是上午十點,附近已經有兩三名記者在遠遠地眺望。這裡在林都機場的正東,站在平緩的山坡上,可以看到閃亮的機場跑道筆直延伸向遠方。在距離跑道1500千米處,就可以看到飛機墜落的痕跡,寬約50米的土地,就像被深耕過一樣,露出新鮮的泥土和草木的根部,插滿了飛機的金屬零件。草木低伏,幾棵十多厘米粗的樹被攔腰斬斷。長約500米明顯擦痕的盡頭,是飛機殘骸。到處是散落的飛機零件,一個發動機掉在距離飛機殘骸約500米的地方,兩個輪胎就在機尾附近。飛機斷成兩截,呈約90度的夾角臥在距離機場跑到僅僅約700米的地方,機尾耷拉,保持著向跑道努力的姿態。

離飛機十多米,被一位現場負責人攔住。他說,傷員都被送往醫院搶救,遇難者遺體也已拉走,乘客物品清理過,相關部門正在全方位地調查事故原因。然後,他叫來十多名武警戰士,站成一排把我們幾個記者向外面趕。

開始兩天,我基本在殯儀館和各大醫院穿梭。殯儀館未能獲取遇難者信息,也沒能接觸到家屬。但在醫院,得以採訪到多名倖存者,瞭解到很多墜機時的情況。

其實醫院也呈管制戒嚴狀態,醫院大門、住院部、病房樓道,都有警察或政府官員把守,禁止有人接觸倖存者。我去伊春市第一醫院的時候,在醫院大門和住院部樓前,都看到背著採訪包和照相機的記者被警察攔截盤查。而我把背包放在賓館裡,採訪本、錄音筆和照相機分別揣衣兜裡,特意叼著煙,像是一名看護病人的家屬,大搖大擺進了醫院和住院部,警察對我幾乎視而不見。我則看準警察和政府官員不注意的時候,進入病房裡尋找倖存者採訪。當然,要躲過警察和官員的巡查,有時候還有醫護人員干涉,採訪進行的斷斷續續。談得最詳細的是一位來自江蘇省常州市的史警官。我在病房過道盡頭的小陽臺抽煙,他也過來抽,以為我也是病人,聊了他和同事來伊春執行公務,飛機墜落、失火,以及逃生的全過程。

當地政府26日組織了一次新聞發布會,幾乎沒有任何新信息。27日,因為有記者試圖採訪上級派來的事故調查組被阻攔,記者們很不滿,下午民航系統組織五六名救援者進行了一次見面會。這次見面會很不錯,當晚機場的值班負責人、伊春機場副總經理劉瑞金,機場地面保障部郭繼偉等人詳細介紹了救援的過程。

不過,第二天就發生了「警察抓記者」事件。

28日,國務院事故調查組進行第一次會議,政府還組織遇難者家屬到殯儀館認屍,安排遇難者家屬到機場墜機現場憑弔。記者們分頭守候。

在去機場的出租車上,我接到同行電話,說有記者被抓了,就掉頭往回趕。先是準備去記者被抓的殯儀館,路上不斷互相溝通,最後趕往當地宣傳部門駐地惠群賓館。

已經有十多名記者在場,與伊春市宣傳部長爭執。我聽到宣傳部長說,警察是不會隨便抓人的,他要去瞭解情況才能回答。我這時候才知道,當天上午一共四名記者被抓。兩個被控制在殯儀館裡的一個屋子,還有兩個被抓到了伊春市朝陽路派出所。

直到中午12點左右,四名被抓的記者獲釋,也趕到惠群賓館,我們得以瞭解到詳情。《法制晚報》的攝影記者說,上午十點左右到殯儀館採訪,警察出面阻撓採訪,他向對方表明自己記者身份,並且告知對方自己並未進入警戒線內,但是警察一聽是記者,馬上把他押上警車,「車上有一警察說,抓的就是你們記者。」《半島晨報》攝影記者也被警察使用擒拿術「反扣著雙臂按著脖子」塞進了警車。這兩名記者被送到伊春市朝陽路派出所,限制在一間小屋子裡不許出來。同時,在殯儀館內採訪的《第一財經週刊》記者與另一名《法制晚報》女記者被警方控制在殯儀館的辦公樓內。「警察守住了樓門口。我要出去,他們說不行。過了一個小時,我想上衛生間,他們也說不行。」

記者們都很氣憤。因為兩名被抓到派出所的記者都是在警戒線外被抓的,他們當時背著照相機,沒有拍照,警察就將他們粗暴地抓了起來,甚至辱罵;被控制在殯儀館內的兩名記者是在警察到來前進去採訪的,也沒有任何不服從管理的現象。

但宣傳部的官員懶得再理我們。

有人提議,去伊春市市委門前拉橫幅。我一聽,這個主意好,就在大家吵吵嚷嚷去午餐的路上,和《時代週報》記者石玉找了個列印店,用A4紙列印了三段話「公眾知情權不容踐踏」、「警察為什麼隨便抓記者」,和「警察不能隨便抓記者!」

午餐的飯店二樓有超過30名記者,大都屬於全國各地的市場化媒體,本來就對惡劣的採訪環境不滿,一致認為這次不能就此罷休,一定要伊春市官方正式道歉。然而,說起市委門前打標語抗議,有很多人表現出顧慮,有人說:「這樣做有用嗎?」還有人說:「這不成上訪了嗎?」座上有一位正好到伊春市代理案件的浦律師,但他只是笑而不語,對記者們的行動不提任何意見。

看到有人退縮,幾名比較堅定的記者決定將抗議地點改為附近的宣傳部駐地。

「警察不能隨便抓記者!」,選了這句最溫和直白的話,帶感嘆號一共十個字。飯後,回到惠群賓館門前,先是以賓館為背景,十名記者舉牌,其他人拍照。然後轉過身來,面向賓館,以一輛警車為背景。先把標語拿在胸前拍照,然後用標語擋住臉拍照,表示「這裡沒有真相」。

宣傳部官員請記者們進賓館協商。

印象最深的是,現場的伊春市宣傳部長為了表明權威,對記者們說:「我是正式任命的正廳級官員!」我琢磨,地市級宣傳部長,即使進了常委會,也是副廳級吧。又聽到他指責記者:「你們這麼鬧,要考慮自己的前程。」坐我旁邊的是《都市快報》記者馮志剛,他回答說:「我都混成個記者了,還有什麼前程?!」

大約下午六點多,在宣傳部長的陪同下,伊春市公安局長來到惠群賓館,「以個人名義」向記者表示道歉,並說被抓記者「受委屈了」。

這樣敷衍的道歉,沒有獲得在場記者的認可。

但多年以後回想,類似的場景好像再未出現過。而馮志剛那句話,更令我一直唸唸不忘:「都混成個記者了,還有什麼前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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