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總統蔣介石訓政 保證臺灣和平發展(圖)


1966年蔣介石在臺灣雙十國慶節上。(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按:蔣介石作為一個成功者卻遭遇了失敗,又作為一個失敗者卻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於北伐成功之後,曾為了體現民主,害怕被指為獨裁,而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保衛民主的「獨裁權力」。在他失敗退守臺灣之後,蓋因他「前事之師,後事不忘」,敏銳地意識到若不實行威權統治或曰良性獨裁,便很難不再重蹈失敗的覆轍。由是他才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實行了「威權的獨裁統治」,從而保證了臺灣的和平與發展。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冠以獨裁罪名的蔣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獨裁,唯其沒有大膽地進行過充分的訓政,即特定歷史階段上的「良性獨裁」,才為一九四九年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逆轉,埋下了失敗的先機。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遺憾。但是,正是這個遺憾,卻使他在退守臺灣之後,才決心為保衛臺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甘冒「獨裁」之罵名而不諱。

然而,他甘冒罵名的「獨裁」統治,在形式上既是為保護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威權統治;在性質上,則更是為保衛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持續訓政。具體言之:

第一、以其個人的威權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數驚的臺灣,於憲政體制之內恢復訓政,以及他個人的領袖地位。由是而果斷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變陰謀和叛亂事件,保衛了臺灣的安寧。再不似在中國大陸那樣,對於舊軍閥的叛亂和共產黨的叛國姑息養奸。

第二、以其個人的威權於思想、文化領域取締宣傳共產主義的自由,嚴禁為共產黨張目。在言論、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對凡是散佈共產革命思想,或借所謂民主思想來鼓吹共產主義思想的種種思想行為,予以明確的限制,以徹底杜絕中共企圖製造臺灣內亂以一舉顛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個人的威權來制止對臺灣安全與發展有害的種種過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有過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辦。不再像大陸時期那樣一再地姑息和遷就。以使得極少數雖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慾膨脹、直至有明確輸共之心的知識份子,不再擁有蠱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個人的威權保證正確方針政策的決行和貫徹。諸如當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對時,蓋因他的威權堅持,而使之順利達成;當十大建設橫遭物議之時,亦因他的威權堅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個人威權,在選擇他自身的接班人時,面對種種輿論,雖經內心衝突,終能決意「內舉不避親」,以蔣經國續其重任。歷史已經證明了他選擇的正確。

第六,以其個人威權,使臺灣在長達二十餘年的歲月裡處變而不驚,循序而發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當以美國為首者相繼與中共建交,甚至言歡,以至臺島飄搖、人心懼禍之時,蓋因他的威權,才使得「莊敬而自強,處變而不驚;忍一時之痛,謀經濟之獨立」的精神貫遍全島。

……

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當他辭世時,島上人人悲從中來,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留下了一個與毛澤東的中國大陸所完全不同的中國臺灣,一個已經和正在走向繁榮和昌盛的「三民主義模範省」。

無庸諱言的是,正是蔣介石和他的威權,才為保證臺灣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帶來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險係數。反之如若沒有這樣一個威權總統,則臺灣豈只不會有今日的進步和繁榮,甚至連其存亡也難有定數了。因為連李登輝總統也不能不承認:「今天,我們所締造的發展成就,是建立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先總統蔣公的保衛臺灣,以及經國先生的政經發展基礎之上。」(李登輝:《臺灣的主張》)

筆者亦曾在臺灣問過一個反蔣的學人:「如果蔣先生於四九年敗守臺灣之後,便立即像今日的李登輝先生這樣,實現全面的民主政治,則閣下認為臺灣的命運又將若何?」這位學者乃不暇思索地對我說:「臺灣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須指出的是,今天,被臺灣的某些朋友指責為「白色恐怖」的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確有可能存在著少數「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對於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來說,卻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威權統治,才使得他們能夠走上自由、民主和繁榮的道路,或曰為臺灣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榮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歷史基礎。如果誰不是這樣地看問題,誰就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和客觀主義者。誰如果只是對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所出現過的缺失和錯誤,和當時為了臺灣的安全與發展而不得不實行的「限制」,充滿怨懟和仇恨之心,誰就等於在實際上不承認「安全」在那個時代對於臺灣的特別重要性,誰就是根本不承認當時的臺灣唯有安全才能發展,誰就是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作專制,什麼叫做獨裁,什麼才叫做「白色恐怖」,誰就更不懂得他們自己所說的「寧靜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良性獨裁,在臺灣即所謂持續訓政,並非是把訓政當作目的,而僅僅是要把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的一黨訓政或一人獨裁,只當作建立、保衛和鞏固民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手段,並隨著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逐步穩固,而必須逐漸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論上而言,它無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面臨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復辟之時,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權所必須採取的革命手段。這才是訓政的本質。

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證民主秩序得以最後的確認和確立。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不曾存在,則剛剛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制度,便極有可能有創而覆之的危險。近現代各國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已經足以證明它在理論上的真理性和實踐上的重要性。而蔣介石作為一個成功者卻遭遇了失敗,又作為一個失敗者卻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於北伐成功之後,曾為了體現民主,害怕被指為獨裁,而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保衛民主的「獨裁權力」。

在他失敗退守臺灣之後,蓋因他「前事之師,後事不忘」,敏銳地意識到若不實行威權統治或曰良性獨裁,便很難不再重蹈失敗的覆轍。由是他才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實行了「威權的獨裁統治」,從而保證了臺灣的和平與發展,更在中國歷史上,首造了「身在邊陲,卻不僅有能力對奪取了中原的統治者予以持續的對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進步與繁榮,而傲然於中原的專制統治者」這樣一個史所未有的先例。這在他個人,無疑既是教訓,又是經驗;既為所失,又為所得。在歷史,則因此而發展成為前後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實在不能等閑而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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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灝年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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