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與張聞天在文革中被紅衛兵嚴酷批鬥。(網絡圖片)
中共高級將領張愛萍之子張勝所寫的書中詳細記錄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中彭德懷被定性為「反黨集團」的內幕。廬山會議是在毛澤東號召的「大躍進」運動後舉行,彭不但談到大躍進以來的嚴重問題,而且給毛澤東寫信要求深入糾左。此舉引來毛的大批判,更定性其為「反黨集團」。康生對彭的批判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他們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換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或改換主席之意呢?」
張愛萍,曾就任過華東軍區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要職,其子張勝所著《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張愛萍人生記錄》一書中,詳細記錄了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是如何被定性為「反黨集團」的內幕。
研究中共黨史的人,一般把1959年的廬山會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神仙會」,也就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流是反左;後期為「反右傾」。也有將會議分成三個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前,為神仙會;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張愛萍他們最後一批人上山前,為反右傾;8月2日到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是大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階段。
在這之前的一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這就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習慣稱之為「三面紅旗」。由此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全民辦水利、全民辦鋼鐵等幾十個全民大辦的運動;神話般的以農業高產放衛星為主要內容的大躍進運動;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飯不要錢為主要特徵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三面紅旗在極短的時間內席捲了神州大地,但同樣又在極短的時間內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導致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廬山會議就是在這個時期召開的。書中寫道,「廬山會議最初的基調是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統一思想認識。但在討論中不少同志談到了大躍進以來的嚴重問題,要求深入糾左;也有不少同志則認為糾左已經過頭,泄了群眾的氣。彭德懷屬於前者。他發言後,仍感言猶未盡,對一些同志堅持的左傾情緒深表憂慮,於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徹地交換一下意見。毛澤東給這封信加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示印發會議。於是,會議又圍繞著彭德懷的《意見書》,展開爭論。」
隨後,爭論形成了支持、反對和基本同意信的內容又不贊成某些提法等三種意見。張聞天支持彭德懷的觀點,從理論的高度上作了系統的發言。毛澤東對此發表了觀點尖銳的講話以示他的反擊,會議的基調立即改變,形成了「一邊倒」的對彭德懷、張聞天的揭發和批判,許多人紛紛收回自己的發言,劃清界限。
在會議上,毛澤東聯繫歷史說彭德懷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鬥爭進一步升級。會議最後通過將彭、黃、張、周定性為「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路線的錯誤」的「反黨集團」,撤銷了他們的職務。不久在北京又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追查了彭德懷「裡通外國」的問題,並追逼以彭為首的「反黨軍事俱樂部」成員。最後定論為,彭、黃「是十足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篡軍、篡黨、篡國的陰謀由來已久」,並實行了對他們的軟禁。
林彪說:「他(彭德懷)野心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他參加革命,包含著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康生的講話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們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換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或改換主席之意呢?」
書中分析,在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往往由書記定調子,常委統一口徑,骨幹統一思想,開起會來,群起而攻之,上綱上線,批判揭發,歷史的、現實的,一起算總賬。廬山會議就是個典型。一上來就宣布矛盾的性質,然後就是扣帽子:彭在歷史上就從來沒有合作過;彭參與了高饒的陰謀活動;彭要分裂黨,搞非組織活動;他這次藉機發難,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僅僅是幾個和彭成見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議的,調子很高的是一向在黨大陸位很高的,在下級心目中備受信賴和敬重的黨的其他領袖們。分組表態、揭發時,居然又有那麼些知情人站出來,揭發的問題又是那麼的觸目驚心,裡通外國;要蘇聯紅軍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搞軍事俱樂部的非組織活動……
張勝對於中共的「整風運動」有著深刻的認識:「這裡沒有仲裁者,也沒有陪審團,更沒有辯護律師,當然也不會允許中央委員會聽取對立雙方的證詞;沒有,也根本不可能給被告人講話和辯護的機會。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麼樣?你再對彭有好感,人家揭發的問題,你又不在場,何況許多是歷史問題,你知道嗎?你只有聽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權威提出挑戰,那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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