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少將談最壞香港人 原來因為他們看到這事(組圖)
中共少將徐焰評價香港三種人，稱香港人有「三分之一的是最壞的」。（視頻截圖）
按：近日，香港大遊行牽動了世界的心。與此同時，中共少將徐焰評價香港三種人的話被網民曝光。徐焰說：「香港可不一樣，1997年我們接管時，當時分析成分，居民成分是三個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和他們的後代受港英教育，他有點傲氣但對你大陸沒什麼怨恨，三分之一是最壞的，1949年、1950年被共產黨清算鬥爭、掃地出門跑過去的，對你刻骨仇恨（很多人），再有三分之一是三年困難（大飢荒）挨餓，偷渡（到香港），他對你（大陸）印象好得了嗎？」
徐焰所説的三分之一最壞的人，他們為什麽「最壞」，他們經歷了什麽，看到了什麽呢？
講述人：胡祖暖（1940年生）
一、「解放前」我胡家的家史
我祖先是從江西移民來的。聽長輩說，在清朝前，這裡只有極少數的苗民，到處一片荒涼。清政府實行移民政策，把這裡居住的苗民趕走，從江西省移民數萬來秀山，我祖父的祖父兩兄弟就是這樣來到秀山的。
他們來後一無所有，靠挑腳（下苦力）為生，後來炸油粑粑賣，然後又改行磨豆腐，由於豆腐做得好，生意紅火起來，慢慢就有了些積蓄。他們又用這份積蓄做烤煙生意，當時秀山是生產烤煙的產地。
以前民間有種說法，「家不分不發」。我祖父的父親，就是太祖父，秉承這句古訓，對他三個兒子說：「祖宗千辛萬苦才創下這份家業，現在分給你們，你們要好好珍惜，各自為業，為老祖宗爭光。」這樣，我祖父就帶著他分得的一份財產移居到現在的官橋小教場居住。
我祖父精明強幹，經過多年的打拼，胡家在我祖父那一輩達到了鼎盛。祖父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我父親胡傳宗是最小的。那時我祖父非常注重教育，他看到國家衰弱，認為只有科學救國才是唯一的道路，因此，他培養幾個兒子發奮讀書。我大伯父胡光爵考上了北京大學，畢業後分到中央財政部工作；二伯父好像是武漢大學，他婚後生了三個女兒就去世了；三伯父胡光倫考上南京大學，畢業後回到秀山擔任了財政局長；四伯父胡光楣讀的天津大學，畢業後回鄉當了鄉長。祖父的五個兒子中，只有他最小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沒有離開秀山。祖父把他留在身邊，讀的私塾。
民國初年，五兄弟都相繼結婚生子，每家都是兒女成群，三伯父多達14個子女。父輩們都秉承祖父的訓示，送兒女們去讀書，所以我們胡家的幾十個堂兄堂姐中有不少大學生，最低的都是初中文化。（註：胡祖暖因為遇到土改，只讀了小學）到1949年時，我們這幾家的人丁發展到42個。其中男的20人，女的22人。
我父親頭腦很靈，他覺得我家在那個偏僻山鄉不會有大的發展，要發展必須兼營商業，因此，他就搬到了我們現在這個地方石耶鎮。石耶當時雖然沒有公路，但有條梅江河，經流酉水、沅江、洞庭入長江。秀山當時也沒有公路，農村出產的桐籽、茶籽的銷售和加工很困難，而石耶正是這些物資的集散地。父親看到這一點，著手創建了一個集收購、加工、銷售為一體的商號「瑞發恆」。他建廠房，修碼頭，安裝榨油機（木製土榨），搞桐油加工。桐油加工就是從桐油中提煉一種叫鏽油的高純度油，用來油漆船舶和機器。油用船從門前的梅江河運出去，一直運到上海。我父親發了財，擔任了地方上的鄉長，還兼任石耶區的民團團長。
在1949年前，我們胡家在秀山是一個旺族。
大伯在南京政府當了個副科長，他幹了一段時間，很想回鄉搞實業，那時也提倡鄉村經濟，於是他就回到秀山官橋。當時在國民政府幹事，走人時是沒有什麼退休金的，更沒有什么子女接班，這種作法就是為了減少國家的負擔。我大伯回到鄉里，並沒什麼錢，但是他有知識有文化，他和我三伯這種人，就是當時農村的精英分子。大伯帶回了不少種子，比如西紅市、西瓜等等，交給農民種。還有，那時秀山的鹽很貴，要從外地運，有「斗米斤鹽」的說法，就是一百斤米才能換一斤鹽。我大伯從酉陽的龔灘運鹽回來，全部按成本賣，不賺一分錢，就是想減輕農民的負擔。
當時的人都喜歡購置田地，為什麼呢，金銀財寳可能被強盜偷，被土匪搶（我們這兒是四川、貴州和湖南的交界處，土匪多）。但是，田地搶不走，所以人們都願意保留田土，可以靠出租田土收益。當時一般是按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和五五分成的，一般由租戶和佃戶協商。我家與佃戶是兩種，一種是按四六，佃戶六成，我們四成，有些很貧窮的就是三七開。1948年我曾經跟我哥哥去收過租，穀子一打了當場就分，假如是10挑的話，我們就得4挑。佃戶要把這4挑穀挑到我家。交租時家家都備有涼水和甜酒，佃戶挑一挑來就喝一碗甜酒。所以，打穀子之前要做幾大壇甜酒。記得那天中午我是在佃戶家吃的飯，當時地主和佃戶的關係是相當融洽和諧的。
二、土改來了！人，殺了；財產，分了
土改來了，那就是暴風驟雨呀！
他們首先挑動地主和農民的矛盾。第一步是宣傳，開群眾大會。當時我11歲多，記得聽他們說：我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共產黨來實行土地改革。為什麼要實行土地改革？因為我們是解放窮人的，是為了讓窮人不再受地主的剝削和壓迫，是把窮人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的政府。幾千年你們為什麼窮，為什麼受剝削，你們想過沒有？就是你們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你們的勞動果實被地主全部剝削走了。你們窮了，他們富裕了，這是一種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是一種吃人的社會。我們今天就是要幫助你們站起來，就是要鬥爭地主，要揭露地主的罪惡，要把他們的財產全部奪過來，因為這些東西原本就是你們的，是被他們剝削走了。以前，由於國民黨是支持地主打壓窮人的，所以你們不敢出聲，今天不同了，我們是來扶持你們解救你們、讓你們翻身作主人的，所以你們要起來，同地主階級作無情的鬥爭。只有把他們打倒了，你們才能翻身。
怎麼打倒呢？先開會訴苦，比如說，你們農民要種地，要出種子，可收成只得一半，地主不勞而活，坐享其成，這合理嗎？這就叫剝削。我們要打倒地主，當槍斃的槍斃，當勞改的勞改，把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全部奪回來，因為這原本就是你們自己的東西……
通過一系列的煽動挑撥，把農民的仇恨激發起來。
仇恨煽動起來了，好，把地主拉出來，批鬥！
土改幹部坐在檯子上，呼口號：「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封建勢力！」下面群眾也跟著喊。然後劃成分，哪些是地主，哪些是富農，當時只要家裡有五挑田就是地主。這個標準是相當低的，我們石耶有好幾家，那算個什麼地主嘛。有一家五口人才一二十挑田，他們只能算是自耕農，維持生活都困難。比如孫興雄家，六口人，二、三十挑田，家裡很窮，平時還要做麵去賣才能維持生活，也把他家劃成地主。
為什麼要這樣劃？原因是劃的地主越多，他們分的土地和財產就越多，農民的積極性就越高，共黨也就越得人心。我們這個村，共劃了二十多家地主，其實夠地主標準的只有我們胡家、吳家和魯家等，充其量有十家，結果劃了二十多家，這還不包括富農，你說可笑不可笑，又可怕不可怕？
緊接著就是殺人，土改運動和鎮反運動是同時進行的，殺地主和殺反革命也是同時進行。那些天，三天兩頭開會，公審，一公審就拉出去槍斃。我們石耶的鎮志上寫得清清楚楚，我們石耶一個鄉就槍斃了36人。
他們三人就在離屍體十多米的地方，把心子在菜板上切成片，放在鍋裡爆炒，然後拿出瓶酒，邊喝邊把楊卓之的心子吃了。（網絡圖片）
我先說我家被槍斃的親人吧。
我爸爸和我四伯的兒子胡署東是同一天槍斃的，那是1950年冬月初一，地點在石耶大橋下的河邊。胡署東以前是老師，他同他妻子陳翠雲都在石耶小學教書，他是校長，因為他有文化，就叫他來當了鄉長。他當鄉長沒幾年就被殺了。
我大伯、三伯、四伯同一天拉出去槍斃，就在我們餘慶村鴨子河壩。四伯父最慘，他的兩個兒子也被槍斃，一個就是剛才說的胡署東，另一個叫胡蒙元，曾是國民黨的一個少將師長。抗戰結束後，他到四川宜賓當了縣長，剛解放他就被槍斃了。他是1909年出生的，我有他的一張照片，是他在劉湘辦的幹部訓練班照的。
我的祖父1947年死後埋在官橋，他們三弟兄被槍斃後抬回去已經沒有地方可埋了，因為土地已經分了，只有埋在我祖父的旁邊，一塊板板、一床席子都沒有，因為財產也全部被分完了。他們三弟兄埋在同一個坑裡。三中全會後，我去給他們立了碑，現在我每次去給爺爺上墳時，也給三個伯父掛青。我想，如果我爺爺地下有知，知道他的三個兒子睡在一起陪伴他，而且個個都是血淋淋的屍體，不知他會如何感想。
我再講講我看到的一些殺人場面。
土改時我雖然只有十多歲，但膽子很大，只要聽說殺人，只要是在方圓30里之內，我都要跑去看，所以我目睹了一些驚心動魄的殺人場面。比如殺楊卓之，我親自到現場觀看，目睹了難忘的一幕。
1952年的3月2號，秀山槍斃了一個叫楊卓之的名人。楊卓之是秀山民團的團長，共產黨來後，他進山當土匪，後來被抓住了。他當然是被殺的對象。不過，當年對秀山人民，他應當說是有功之臣，如果沒有他，秀山人吃鹽會很困難。當年鹽要從自貢經長江進烏江，到酉陽的龔灘上岸。從龔灘到秀山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一路上土匪多，但楊卓之在酉陽、秀山、甚至貴州的松桃一帶名聲很大，只要說是楊卓之押送的鹽，土匪就不敢動。
公審大會是在秀山飛機壩中山紀念堂開的，會完後把他押到現在糧食局那個地方槍斃了。在楊卓之的腳還在一抽一抽時，上去了三個人。一個手提一把菜刀，另一個拿了一個小鍋和一個菜板。他們把楊卓之翻過來，撕開衣服，用刀剖開他胸膛，一把將他的心臟拉出來。他們三人就在離屍體十多米的地方，把心子在菜板上切成片，放在鍋裡爆炒，然後拿出瓶酒，邊喝邊把楊卓之的心子吃了。另外幾個人，稱了幾斤米做的白泡粑，用泡粑沾楊卓之的血吃。
當時我還小，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想，他們是不是特別恨他呢？因為我曾聽老百姓恨一個人時說：「我要喝你的血，挖你的心。」後來我長大了，才明白他們並不是恨他，而是為了壯膽——練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