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港灣——香港 大逃港與港人港警(組圖)
1962年5月拍攝的照片顯示中國難民在香港排隊吃飯。在「大躍進」中國政策造成的飢荒期間，有140,000至200,000人在香港非法入境。（-/AFP/Getty Images）
當年的香港，是大陸人的港灣，大陸人曾有過數次大逃港行動，那年那月，港人和港警，以及當年的香港政府是怎樣的模樣呢？
酒店的開業慶典 總經理致辭嚎啕大哭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
後來發生的所有故事，都要從一家酒店的開業慶典說起。
1987年，深圳市羅湖區的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其總經理邀請深圳特區報派記者出席。這個任務落到了剛剛到報社工作的陳秉安身上。
慶典的開頭很尋常，可到了主人致辭的時候，情況卻起了變化。台上的總經理，在念了一半歡迎詞後，居然捧著演講稿嚎啕大哭起來。
台下一片寂靜，人們都望著這個失態的總經理。他稍微冷靜了一下，突然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說：
「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不瞞大家。」他擦去眼淚，說道，「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就像台下的許多人一樣，剛剛辭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來深圳「闖天下」的陳秉安，並不清楚在這片土地上裡曾經發生過什麼。他趕緊詢問一個在場的當地居民，才得知，「原來這個老闆，是逃港過去的呀。」
「逃港？什麼是逃港？」他開始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在這個總經理的身上，在這座看起來熱火朝天的城市背後，似乎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眼睜睜地看著哥哥倒在河裡 卻沒有一點辦法
不久之後，類似的事情又一次發生。
陳秉安去一家港資工廠採訪，邱姓廠主在接受完採訪後，突然把他拉到了一個無人之處，問道：「有一段發生在我身上的歷史，你敢寫嗎？敢的話，請你跟我來。」
好奇的陳秉安，坐上了這個廠主的汽車。公路崎嶇蜿蜒，進入深圳東部的閘門山。兩人在一處河岸邊下了車，河對岸便是香港。廠主指著對面的一處小樹林說：「請你仔細看。」
陳秉安順著對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樹林的邊上，有一丘小小的墳墓。
「那是我的哥哥。」這個廠主的眼睛裡，突然蒙上了一層白花花的東西。
在隨後的聊天兒中，陳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廠主和哥哥一起從這個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邊防部隊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槍，他眼睜睜地看著哥哥倒在河裡，卻沒有一點辦法。
後來，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業，還把廠子設到了深圳。在來內地之前，他在河的那邊堆了一座空墳，立了一塊墓碑。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這對我個人，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民族，都是一筆財富。」
深圳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
在當時的深圳，曾經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寳安只有三件寳，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在民謠背後，則是一組驚人的數字。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在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文件裡，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有一份來自深圳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在許多當地人的記憶中，一到夏天，水庫和河裡便人滿為患。不少孩童從小就被家人灌輸，「好好練游泳，日後去香港」。
中老年人和兒童婦女通常選擇陸上偷渡，從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代，翻越邊防鐵絲網，粵語中戲稱為「撲網」。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便不敢追蹤。
一個新職業——「拉屍行」
當時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而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礙。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途上和山裡。
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屍行」。在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
陳秉安曾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告訴他，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
一個從臺灣飄來的氣球
陳秉安曾經採訪過一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
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裡發現了一個從臺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裡，有許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一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這個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實在捨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
幾天後，他穿著白背心參加了一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濕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當年的香港警察 當年的香港市民
1962年5月拍攝的照片，顯示中國難民在香港的臨時避難所。（-/AFP/Getty Images）
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一開始，香港政府雖然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這些偷渡者其實並不拒絕。逃港者們開始在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樓天台上搭建。逃港者們從事較多的工作，是最為初級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業——粘紙盒、縫襪子、勾紗等。
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於逃港者的數量越來越多，港英當局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實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於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親屬、朋友或者同鄉，這樣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對。
1962年5月，有3萬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區附近的一座名為華山的小山上。據香港媒體的統計，平均一個逃港者，能與10名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發生聯繫，這等於牽動著30萬香港市民的心。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臺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
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裡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
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