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經歷的八九六四(圖)

六四期間，中國法官聲援(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6月10日訊】一

一年一度的八九六四又到了，今年30週年。

89年6月4日上午九點半，北京長安街，軍人荷槍實彈崗哨林立，坦克車隊集結待命，兩側諸多小路的路口擠滿了人群。眾目睽睽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民坦克兵在隆隆的坦克聲中，朝跪在他面前祖孫三人的身體碾過去；停頓一下，坦克倒退，再從祖孫三人的身上第二次碾過去；回到出發點，隆隆聲中，坦克再次前行，在祖孫三人的身上第三次碾過去；最後，坦克退回原地，第四次從祖孫三人的身上碾過去（註：過去我誤寫坦克往返四次，應為兩次，在祖孫身上來回碾壓四次）。祖孫三人壓成的肉泥嵌進了瀝青路裡，鏟子也鏟不乾淨。

8年半後，1998年1月，目擊者王強告訴我上面這個令人髮指的罪行，當時我們在離洛杉磯40多公里的Long Beach縣華人旅館裡。王強說，他回到重慶無線電廠向黨支部書記蔣為匯報了這一幕，書記指示，此事就停止在你我之間，不得擴散。那年秋，我請重慶朋友去無線電廠找蔣書記，得知該廠已垮，該人已壽終正寢。

如果，偉大社會主義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沒有下「要準備流點血」、「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命令；如果，這一個坦克兵與那一個坦克兵（拒絕壓人的那位），長著相同的肉心——而非狼心狗肺；如果，這個人為製造的災難壓根沒有生長的土壤：一黨專制，無論「暴徒」們如何「胡作非為」，如何沒有「見好就收」，「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們手上就斷無殺人的武器，比如機關鎗坦克車裝甲車達姆子彈等。那麼，今天，30年過去，那個與婆婆手牽手當時約7歲的小男孩現在已經37，他將穿著夏裝與妻子在6月4日明媚的陽光下，牽著大約也是7歲的兒子或者女兒，歡天喜地走在北京長安街上；那麼，今天，30年過去，他當時大約五歲的妹妹現在35，多數已是五歲孩子的媽媽，也應該與丈夫一起，一家人興高采烈享受人生在世所可能有的幸福時光了；那麼，今天，也許他倆的婆婆，此時此刻已不在人間，她也該與蔣為書記一樣，壽終正寢。

而不是死於非命！

我們的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人民子弟兵、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為人民謀幸福．．．．．．，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的「人民」二字，它的實際含義原來是「敵人」，甚至連敵人也不如，是可以隨意虐殺的牲口！

「牲口」社會，領導人及其跟班，難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牲口？！

二

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我在澳已一年半多，還處在自我禁閉之中：一，不懂英文，兩年內不看電視，不聽收音機；二，五年內不買中文報紙，浪費時間，影響我學習英語。

朋友告知，尋人啟事在找齊家貞。我這才破例買了份中文報，這才非同尋常地發現，在澳中國人對天安門民主運動有如此強烈的反響，對8964中共天安門屠殺有如此衝天的憤怒。

一頁一頁翻過去，整版整版全是墨爾本和維省邊遠地區在澳中國人登的廣告，尺寸巨大，顏色醒目，標題刺眼，有的是個人獨登，有的是數人聯名，都是護照上的真名實姓，不像平時交往了好一陣，你只知道他（她）的姓或者英文名字。現在，中共在天安門犯下的殺人罪行，他們個個義憤填膺，人人無情譴責，喊出了打倒希特勒政權、中共十惡不赦罪該萬死之類的口號，也有人嚴正聲明退出法西斯共產黨和共青團等。

勞改隊裡，我聽神經失常的王大芹罵過法西斯之類的瘋話，正常人誰敢！現在，這些「瘋話」全部出自正常人之口，心裏好解氣。

那段時間，關於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新聞我一律來自週末打工洗碗的餐館裡，哪怕別人已是二手舊聞，對我全是剛出爐的新新聞。這輩子，1949年10月共產建政毛澤杔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人從此跪著當奴隸，包括8歲的我。現在成千上萬的學生市民揚眉吐氣膽大包天，在中國的心臟地區北京天安門遊行示威，舉標語呼口號，懲治貪污、反對官倒、開放民主，已經好幾週了。

儘管我人在澳大利亞，仍為中國人有望站起來做人而心花怒放。

我打電話與在美國旅館當經理七十七歲的父親談六四。父親比我更激動，他天天看《世界日報》，天天大受鼓舞。

「家貞啊，準備捲起鋪蓋回中國慶祝吧！我們快要熬出頭了。我到處打電話，問地址，給那些民運組織捐錢，他們寄來一些有我名字地址郵票般的小東西表示感謝，很有趣。天安門民主運動需要我們每個人的支持，我手上的錢都寄走了。」

那，這個月給弟弟的生活費怎麼辦？

沒關係，我已經通知他們，下個月我寄雙份。

這樣吧，這個月我來。

不要，不要，我有辦法，馬上就會有的。家貞，你千萬別寄！

父親逝世後，遺物裡有一迭六四以來匯給民運組織的匯款單，總數接近一萬——這位在二手貨店花一兩塊美金買衣褲，垃圾桶裡撿麵包吃80歲左右的老人，23年牢獄之災不能改變他正直善良誠實的天性，是名副其實的英雄，悲劇英雄。

三

餐館裡，我跟老闆Tony爭論起來。

「不好啦，他們肯定要開槍鎮壓了。」老闆說。

「不會的，北京這麼多機關這麼多人都參加進來了，它眾怒難犯。」我答。

「你看，他們的標語從‘小平，你好’到‘小平，你好糊塗’到要‘小平下臺’，那還不開槍鎮壓？」

「要鄧小平下臺，因為他太老了，又不是要打倒共產黨。」

「要鄧小平下臺，就是要共產黨下臺，是一樣的。」

「五八年武漢有人領導九個工人罷工就給槍斃了，罷工的人全部判刑。現在，罷工罷學罷市，上街人數最多的時候兩百萬，它能判刑槍斃兩百萬人嗎？」我認為，時代不同了，民意不可侮，政府不得不讓步。

「不說這麼多，肯定是要開槍鎮壓地啦。」

「肯定不敢鎮壓地啦。」我學老闆的廣東腔回答。

「好，好，你不相信，我們打個賭，看你對還是我對，看他們到底敢不敢開槍？」

那天半夜，我從餐館下班回家，大家都關燈入睡了。摸黑中，剛來不久的小夏從房間裡傳出哭聲：「齊家貞，他們真的開槍殺人了！」

啊？

那個只在大陸生活了七年，七歲就逃到香港，後來又從香港逃到澳洲的資本家Tony，擊敗了坐過十年共產監獄的無產階級赤貧者齊家貞，資本家賭贏了。

涉及到政權命脈之時，老百姓的血只是水，鄧小平「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世界上沒有第二個獨裁狂人敢說這樣的「豪言壯語」！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白天去工廠做工，銷售經理Collin來到我面前：「Helen，天安門殺人了。你需要幫助嗎？我們將盡力。」

Collin再次下樓，她遞給我一封信，大意是：本廠將樂意雇佣齊興國和齊大同先生——我的兩個弟弟。

四

我開始關心時事，具體說是關心天安門事件了。

每次走在路上，我眼睛就四處張望，只要商店的電視機正在News Update（最新消息插播），我就趕緊鑽進去，希圖補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中國人在天安門廣場空前的壯舉。

我對自己開了禁，大大方方花二十元錢買了個二手電筒視機。當時的電視機碩大笨重，我費盡氣力搬回家，發現它接收不到澳洲國家民族電視臺SBS，這個臺主要播放國際新聞。我又嘿咗嘿咗搬回店，加五元錢換了臺可以收看SBS的。

之後，我花十六元澳幣「巨資」（我每週伙食費10元）買了本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畫冊。太差勁，比起波瀾壯闊、氣吞山河的這場運動，沒有一本書、沒有一冊畫不是淡而無味，不是九牛一毛。

我天天打開電視看SBS，我天天失望地關掉，中國老百姓新聞開放三天站著活了三天人，又回到蒙住眼睛縫住嘴巴塞住耳朵的老套子裡去，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國倒退萬馬齊喑，中國人又開始跪著做人，世界各國的新聞工作者很難再獲得八九六四的後繼新聞了。

自我禁閉，讓我失去驚嘆禮讚活了四十九歲才一遇的使血液沸騰，使靈魂得救，使生命根基徹底翻轉，使人生之旅重新起航的史詩巨畫：四九年共產專制以來兩百萬中國人嚮往民主的大能量、大行動、大爆炸場面；我也沒看到使自己終生心驚肉跳，終生惡鬼纏身，終生盤問「怎麼能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開槍」，錯過與那些肝腦塗地血濺四方日夜遊走在天安門前的亡靈們相聚，並且心貼心活在一起的機會了。

事實上，我這個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產黨的傢伙，儘管出了國，依然沒有享受到「Freedom From Fear」免於恐懼的自由——四個弟弟和他們的家屬都是人質，我恐懼因為自己言行不慎，把他們再次逼進苦難的深淵，我哪怕自殺十次，也無可挽救無濟於事了。

我依然不敢不沉默。

五

原來是餐館老闆Tony找我，當時我太累，辭了工。

Tony在電話裡焦急地問，齊家貞，你有沒有登報聲明譴責中共開槍屠殺天安門的學生居民？

沒有，我想都沒這樣想，我不敢。

那，我就放心了，千萬別登報，萬一在澳洲留不下回去，他們報復，首先就收拾你。

Tony約我在唐人街見面，一起去諮詢他的律師。

走進律師辦公室，我掃見桌上放了些填好的表格和一迭照片——最上面是個中國男人把李鵬的大畫像踩在腳下，猜想，加上他們登報譴責中共的聲明等，可以證明回中國就會像天安門的學生百姓那樣大難臨頭死路一條了。

律師用嘴嘟了嘟桌上的東西，他說，這些並非本來存在而是事後人為製造的證據，很難相信有足夠的說服力從移民局手上拿到定居。老闆向他提了一下我的情況，表示他想幫我辦居留。律師認為，我的過去與天安門事件毫不相關，他們既然放我出國，我回去就是安全的。他強調，這類案子，證據不足，申請起來非常棘手。

連律師自己都沒有信心，Tony幫我忙的好意胎死腹中。

這次關鍵時刻我一反常態，完成了從大愚若智到大智若愚的轉換，自己不聲不響去拿了一份強烈人道理由申請定居的表格（Strong Humanitarianism Status），我請人幫忙填好，交給澳洲移民局。

為了保住專制政權，中共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平民們使用機關鎗掃射，開動坦克裝甲車碾壓，火光衝天血流成河，它使西方世界看到中共喪盡天良赤裸裸的殘酷野蠻，深深攪擾驚駭觸怒了他們善良的心，澳洲移民局伸出援手，免去慣例約談，很快就批准了我的定居，不久，女兒也移民來澳。後來瞭解到，在我之前，澳洲政府主動從大陸救援了好些身處險境的民主人士。

六

八九「六四」一週年，我參加過一些活動，簽到一律用假姓名假地址。

我抱著朋友的兒子到墨爾本城市廣場參加六．四紀念集會，許多中國人沒有忘記這一天，許多西人也沒有忘記這一天，大家神情肅穆握著發給的小白花，認真聆聽台上的發言。

第二天，澳洲大報Herald Sun刊登了中子的特寫照片，孩子莊重悲哀的眼神感人至深。報紙的標題是，「世界不會忘記」。

我還悄悄去聽嚴家棋、萬潤南、吾爾開希等人紀念六．四的演講會，遞了個條子問天安門究竟殺了多少人，他們說無法確定，幾百至一千——近年，英國美國解密資料顯示，應該是幾千到超過一萬。我們試試數數，從一數到一萬並不容易，何況這不是數字，而是一個個生龍活虎的生命。

回家當晚，分租房子的室友從她房間裡跑出來：「齊家貞，我剛剛在九台電視新聞上看見你了！」我這隻驚弓之鳥馬上驚弓，怎麼當時沒注意有記者錄相？轉念一想，室友是新加坡人，不會檢舉我，我停止驚弓；第二天早晨上班，西人同事說：「Helen，你當明星上電視了，昨晚我看見你的。」驚弓之鳥即刻驚弓，再一想，他是澳洲人，不怕不怕，齊家貞不要驚弓。

後來，我還參加過一些「反革命」活動，每次都膽戰心驚掩耳盜鈴，深怕中國駐墨爾本領事館發現我，深怕共產黨對我鞭長莫及加害我重慶的四個弟弟。

2005年1月，64歲的我走出陰影，下定決心拋棄恐懼，我不願意把自己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帶進墳墓，爛在自己的肚子裡。那時，我居澳17年半，早已是澳洲公民。

從此，我一發不可收拾。

七

8964天安門大屠殺，全方位透視出專制體制對生命的極度蔑視和它的反人類本質；而西方民主國家大批收留中國人，充分展示他們重視生命價值和人道主義的立國精神。

六四屠殺之後的30年裡，中共不僅沒有放下屠刀認罪悔罪，它仍在千方百計否認殺人事實、竭力掩蓋歪曲六四真相，動用國家暴力機器全面封殺懲治民間自發的紀念活動：2007年6．4成都的陳雲飛，「煽顛罪」拘留、監視居住半年；2014年5月，劉荻、郝建、徐有漁等「五君子」，「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2016年，成都銘記「八酒六四」四君子，以「煽顛罪」正式逮捕，今天，陳兵還在牢裡。

30年裡，中共洗腦的成效「卓著」：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到走進社會，被謊言餵養大的80後、90後、00後新生代，「放進南瓜裡度日，長成扁的；放進竹子裡度日，長成長的」，他們對「六四血案」一無所知，父母們對真相常常嚴格保密，這樣的「花朵」會是「祖國的明天」嗎？

更有甚者，今天的中共，利用現代人類社會極度發展的科技，極度地變異為反對人類本身的利器，除了與時俱進網路防火牆屏蔽海外時事新聞不同的聲音外，他們的數據監控系統Digital Watching System，2020年全面覆蓋大陸。至此，每一個中國人，包括習近平皇帝，無論去到哪裡，也難逃「大數據」的監控。「中國安全啦」，沒有小偷，沒有殺人犯．．．．．．，同時，也沒有了一星半點隱私的自由！

八九六四過去的30年裡，形勢大好的社會主義中國，「像蝦子一樣朝著黑暗後退」。

八

我們二十多萬受惠者，天然應該感謝澳洲政府收留我們的大恩大德。

可是，同時，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我們必須面對，沒有天安門成百上千甚至上萬學生平民遭受了人世間頂級的苦難——與親人的死別，就沒有我們今天的「活著」，就沒有我們今天與家人一起在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澳大利亞「活著」！

我們的「活著」，是天安門義士們犧牲的結果。

這個事實太逼真無疑了，這個事實太剔骨剮肉殘酷無情了，我們幾代人都難以消受，「不可承受之重」！

不要認為自己是精英範本，不要認為自己是領袖先驅，不要以為做了一點點事情自己就不得了啦，在任何一個天安門死者的面前，包括本文開篇提到的那位60多歲的老太婆面前，她大約7歲5歲孫兒孫女的面前，除了深感羞愧，除了滿心感激，我們不值一提——因為，正是那麼多死者汩汩奔湧的鮮血，正是那麼多母親無盡流淌的淚水，滲透浸染了本來蒼白的泥土，滋養出了我們這些，小草！

唯有，在為天安門死難者血洗沉冤伸張正義的事業裡；唯有，在安撫慰勉痛不欲生的天安門母親的努力中；唯有，在把北京屠夫們抓到末日審判被告席上，宣布他們有罪的行動裡；唯有，在為他人謀利為中國民主憲政奮鬥的征途上，有道義擔當，嘔心瀝血，無私奉獻——如此，我們才有資格喘息透氣，對自己的後代說，你們的爸媽，為生養我們的中華大地以及大地上苦難的同胞，竭盡忠誠，至死方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