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淚水與鮮血之後，她們只能用花朵控訴(圖)
不能說的八九六四：在淚水與鮮血之後，她們只能用花朵控訴
墓地裡的花（公有領域/Pixabay/CC0)
【看中國2019年6月4日訊】這是個風急雨驟的日子，原先蔚藍的天空，被來自蒙古高原的風吹送而來的厚重雲層遮蔽起來。當空氣澄淨下來以後，感覺好像已身在春天。可是沒過多久，一陣冷冽透骨的強風呼嘯肆虐街道，我的眼裡立刻就湧滿冰冷的涕淚。我和幾位路旁賣花的小販攀談了起來。他們問我，這麼早到公墓來要做什麼？清明節還有一個星期呢。我說，我在等一個朋友，她在清明當天沒辦法來掃墓。他們點頭，建議我買花圈。我婉謝了。徐玨已經挑好了鮮花，而這些鮮花從未改變。每年掃墓的儀式都一樣：40朵花束、4位警官、2輛轎車，以及一位老太太。
徐玨在首都的住處十分舒適：兩間臥房、一套廚房，還有一間採光良好的客廳——這是在政府單位裡有個好工作的額外福利。這住處是徐玨工作的單位、中國地質學院在2000年時配發給她的，距離她的兒子在1989年天安門屠殺中遇害已經過了11年，距離她的丈夫抑鬱而終也有7年的時間。
坦克太大了，他那麼渺小
徐玨是一個身形嬌小、精神活潑的73歲老太太，她染了一頭黑髮，穿著黑色長褲、鮮花圖案的女襯衫，以及一件開襟羊毛衫。她用一種高而尖、幾乎像是小女孩的聲音說話，可是說起話來全是短句子，又像是老師在教訓小孩。當我在清明節前幾天前登門拜訪時，她忙得不亦樂乎，一會忙著泡茶，一會又焦慮家裡沒有餅乾。可是對她來說，原來的正常日子在1989年就已經結束。
她的兒子吳向東，在學生示威抗議活動開始時，還只是個20多歲的學生。剛開始，他並沒有參與其中。吳向東當時是個單純善良、率直敢言的高校學生。校方高層說他們不能推薦他參加大專院校高考，建議他去找份差事。他在東風電視機製造廠找了份工作，同時還在北京儀器儀錶職工大學進修夜間部課程。因此他被歸類為藍領工人階級，而與此同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抗議，則由國家的菁英、北京的大學生領導。
可是當5月下旬，政府威脅要對廣場上的抗議份子動用武力時，吳向東便和許多其他北京市民一起走上街頭，找士兵理論。起先，他們成功地阻止軍隊，逼使他們撤退。但是在6月3日那天晚間，新的部隊進駐，決定以武力強制驅離廣場上的群眾。這位年輕人決心再到廣場去。
「我們說別去了，這個時候特別危險。但是我兒子他逃跑出去，去擋坦克去了。」
徐玨平淡機械地述說著事情經過，她沒有哭泣。她說這整段故事，像是在講述一連串的謎團：為什麼她的兒子要到廣場，他在哪裡遇害，他的遺體在哪裡被發現，被埋葬在哪裡，怎麼悼念他，以及每年的清明是怎麼到他的墳上去祭悼的。
「當時到晚上12點兒子還沒回來，我跟我丈夫就特別著急。我們兩個人就騎著自行車。那時候也沒手機，發生什麼也不知道。我和丈夫騎著自行車，一直到西單。一路上騎車看著這些學生抬著擔架，有的已經死了，有的是給坦克壓扁了的屍體。
「我們心裡面就急啊，就想趕快找到兒子。3號那天晚上，好多老百姓在馬路上看熱鬧。結果一看正好打槍了，他們就往胡同裡跑，結果有士兵掉隊了，舉著個機關鎗繼續到胡同裡追老百姓，那些老頭老太太跪下了，投降了，最後也被殺死。但是因為他們掉隊了，胡同裡其他老百姓看到周圍沒有解放軍，就把他們活活打死了。老百姓後來把這些事情告訴我了。我們到處騎，還是要去找兒子。
「我們到了木樨地。那兒的老百姓說，你兒子是好樣的。他和好多年輕人手拉著手在那裡擋坦克。但是坦克太大了，他那麼渺小。這是太殘忍了。」
那天他們走遍整座城，只為了找到兒子的屍體
夫妻倆騎著自行車回家。到了第二天，他們又出門去，想要解開另一個謎團。
「我們兩個騎車到各大醫院找啊。每個醫院外面都貼著死傷幾百人的名單。我們問：‘這個名單上的人在哪個病房？’一個小夥子說：‘這都是死的人了！’
「最後到了復興門醫院，我們找到了他的名字。我們求他們，又跟他們吵，最後終於有人讓我們去找屍體。後來醫生說，我們得想辦法，越快越好，把屍體運走，再等兩天等戒嚴部隊一進來以後，這些屍體就集體火化了。我們借了個三輪車，把他運回家了。」
她邊說著話，邊打開一隻盒子，裡面收著兒子的遺物。她攤開一件褪色的藍色工作服，擺在沙發上，這是當晚他身上穿的衣服。那件衣服已經洗過，兒子的同事們在上頭簽滿了名字，墨跡已經模糊，滲進棉質內裡。她接著拿出一張兒子的黑白遺照，那是她兒子原來的模樣。照片中的他很年輕，小嘴巴和熱切的眼神，都和母親徐玨很相似。他的姓名被貼在相片底部：吳向東。
然後她展開兩條狹長的白棉布條。它們一左一右位於那件工作服兩邊，在遺照的上端交會，像兩支長矛那樣交叉伸展出去。
左邊那布條上寫著：六四英靈永不朽，下為岳河，上為日星。
右邊的布條寫的則是：碧血千秋志難酬，名在京門，功在寰宇。
在工作服的左邊，她放了一隻兒子曾經戴過的星辰表。為求平衡，她又放了一部擺在皮盒裡的照相機在右邊，那是兒子當年隨身攜帶的。當他們在醫院領回這部相機時，裡面已經沒有底片。
一群被軟禁的母親
「我們要給兒子下葬，但是沒地方敢收。到處都問死因，那我們怎麼說呀？最後終於有個在八寶山的人什麼都沒問，就答應了。」
這是一處公共墓園，緊鄰著同樣名字的「革命烈士」公墓。不少知名的共產黨人就葬在這個「革命公墓」裡，不過八寶山人民公墓同樣也為外界熟知，而且離北京市郊區並不算太遠。徐玨很滿意這個地點。
「向東小時候，我一直在山溝裡面搞研究。生出來以後就調到北京，不到一個月我就去工作去了。我丈夫從這麼一點點，餵大的，餵到22歲。所以兒子死了以後，對他刺激大得不得了。沒有幾天，一頭黑髮就變成白髮。他身體一直特別好，後來身體直線下降，得白血病死了。他是氣死的。」1993年，她也將丈夫安葬在八寶山人民墓園，就在她們兒子墓地旁邊的區段。
公安開始監視徐玨，是在她積極參與一個名為「天安門母親」的團體之後。在每一年年初，這些女性（剛開始時都是中年人，現在都已經是老人了）都會給全國人大寫信。徐玨和其他的母親們都期盼當局能平反對於「六四」抗議的判決。每年到了「六四」屠殺的紀念日，這群母親總是試圖在木樨地的路口點燃象徵悼念的蠟燭，因為這裡是她們的孩子喪生的地方。當然，她們始終無法靠近木樨地；公安總會在幾週或幾天之前，將她們軟禁在住家中。
每年清明節前一個月，公安都會到徐玨府上拜訪。他們討論即將來到的清明節，並提出一個其實她別無選擇、只得接受的建議：在清明節大約一星期之前，一個安靜的早晨，公安會派人專車「護送」她到八寶山人民公墓去，讓她祭掃丈夫和兒子的墳。這樣一來，政府就不會受到指控，說不讓她在清明節為丈夫、兒子上墳。
由4名警察「護送」的掃墓
徐玨搭乘一輛黑色奧迪轎車抵達，後面又跟著一輛。四名便衣警察隨即下車。其中兩名警官佇立在他們的車旁，另外兩名亦步亦趨，跟著她走向墓園入口。我站在一旁賣花小販旁邊，看著他們一行人走過去，然後自己也跟著進去。
她向右轉，走到丈夫的墳前。她說，每回來，總是先到丈夫的墳上祭掃，因為他倆結婚已經超過30年了。她也感覺，丈夫的墓比較不會有麻煩；要是掃兒子的墓時出了什麼狀況，至少她已經掃好丈夫的墳了。
墓碑正面刻了三個大字，那是她丈夫的姓名：吳學漢。墓碑的背面刻了一首詩，是他們夫妻的一位友人所作，裡面有「學漢含怨早逝」的句子。解釋上面這句詩意思的文字，就在這幾行詩的底下。它們列出了要擺在這位男子墳前的花朵：
8枝馬蹄蓮
9朵黃菊花
6枝白鬱金香
4朵紅玫瑰
花朵的數量，每行第一個字，「8964」，指的就是1989年6月4日。兩名跟隨徐玨的便衣公安，此刻帶著尊重的態度站在遠處，看著她將這27朵花擺放在丈夫的墳前。
然後她走回主要通道，前往兒子的墳所座落的區段，那兩名便衣警官小心謹慎地在後方尾隨。這個區段每隔5、6座墳墓，就栽植一株松樹，給與人們一種幽靜的感覺。她走進這片小松林，找到兒子的墳：第3排，第13號。墳墓小而簡單，和其他墳墓擺在一起，很難認得出來。許多中國人每年掃墓，必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用紅漆刷補墓碑上的刻字，讓它們看來比較顯眼。
徐玨從隨身的包裡拿出一小罐紅色油漆和一把小刷子，接著她彎下腰，刷寫她兒子墓碑上的三個大字：吳向東
然後，她又打算刷寫姓名旁邊的一行小字，這是向東的生卒年。可是她彎下腰去，突然露出痛苦的表情。其中一位警官見狀走上前來，伸手接過油漆罐和小刷子。她沒有拒絕。這位便衣警官蹲下身子，用小刷子仔細地描著墓碑右上方的那一小行字：
生於1968年8月13日
故於1989年6月4日
然後是左下角的那行小字：
父吳學漢
母徐玨
徐玨說了些什麼，而那位便衣警官點了點頭。他用紅漆塗刷了墓碑的頂端和兩側。很多人這麼做，是為了讓親人的墓碑看起來更亮眼些，而她也想要這樣。即使這暗紅色油漆的象徵性意義有點明顯，不過那位警官並沒有爭辯這一點。可能他想趕快完事早點回家，也許他願意給她一些尊嚴，又或者他自己也有一個兒子。他在墓碑頂端和兩側大量塗上紅油漆，讓墓碑在成排的白色墓石當中看來十分顯眼。有些油漆噴濺到墓碑的底座上，不過他把這差事辦得不錯。全程沒人說話。在未來的一個星期之內，所有的墓碑看起來都會像吳向東的這樣，但現在，只有他一枝獨秀，就像他在生時那樣。
那兩位便衣警官往後退了幾步，留下徐玨獨自立在兒子墓前。她在墓碑前擺上一朵紅花、12朵白花，然後低頭行禮。接著他們三人便走回入口處，和守候在那裡的另外兩位警官會合，一同搭車離去，他們每年一度的儀式就此告成。（譯按：徐玨於2017年4月24日因肝癌於北京逝世，享年77歲。）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