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資深記者談天安門事件與美中關係演變(圖)

美國前《洛杉磯時報》駐京記者站站長孟捷慕 (James Mann)（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看中國2019年6月4日訊】1989年6月3日晚間和6月4日凌晨時分，中國共產黨當局調遣全副武裝的中國解放軍野戰軍從不同的方向攻入本國的首都北京。那場在世界各國的記者和電視攝影機前鋪開的屠殺，在很多觀察家看來是展示了中共當局如何有能力屠殺本國人民。

那場全世界有史以來第一次由電視實況播出的屠殺震驚了全世界，也震驚了美國公眾。一位親歷了天安門事件的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認為，自那時以來到現在，美中關係出現了本質性的變化。但造成這種本質性變化的根本原因卻另有所在。

孟捷慕（James Mann）是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現在是美國首都華盛頓附近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歐洲和歐亞研究項目住校學者。他在1980年代作為《洛杉磯時報》北京分社社長長期報導中國，1989年6月初，在中共當局調遣和出動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及周圍地區要求民主和抗議腐敗的學生和市民的時候，他也是在北京的眾多外國記者當中的一個。

當時的北京之所以聚集了特別多的外國記者主要是因為許多國家的媒體機構特別調遣記者到那裡去報導戈爾巴喬夫的訪華。應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邀請，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5月15日至18日訪問中國，並與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舉行會談，反目成仇20多年的兩個共產黨大國正式修好。

在那個時候，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已經開始大規模街頭示威遊行，抗議專制獨裁和貪污腐敗，並要求當局開放政治，實行自由民主。於是，北京正在發生的這種在所有的人預測之外的大規模抗議便成為當時的國際媒體關注的主要焦點。隨著戈爾巴喬夫的訪問結束，北京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更成為國際媒體的中國報導的唯一焦點。

然而，在總部設在華盛頓郊區的智庫「對話中國」前不久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孟捷慕講述了當時和現在沒有很多人知道的一個有趣的插曲：「在天安門抗議活動開始興起的時候，美國海軍軍艦要對上海進行訪問。這被美國政府認為是對美中兩國軍事關係的繼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當時美國駐中國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按計畫要南下上海去參加那次活動。但他說，‘我要留在北京。’當時天安門廣場已經是人山人海，他要留在北京觀察事態發展。然而，華盛頓關心的是那次美國海軍軍艦訪問上海，認為美國軍艦訪問上海是美中之間更重要的事情。這一局面很能顯示白宮當時如何看待中國。」

從中國歸來之後，孟捷慕長期報導並研究美中關係的演變。他在「對話中國」舉辦的研討會上說，從1972年華盛頓和北京開始修好以來，主導美國歷屆政府的對華政策和戰略思路的首先是美國的軍事和戰略利益，然後是經濟和商業利益；有時候這些利益方向一致，有時候不一致。

孟捷慕說，眼下美國對中國政策出現根本性的、實質性的變化；這是第一次出現這種政策變化，因為工商界越來越懷疑中國，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更強硬，這種局面跟過去幾十年大不一樣。美國如今在軍事和戰略利益方面跟中國也有嚴重的摩擦。這種本質性的變化主要來自兩個動因，這就是在美國看來，中國在商業方面和軍事方面的敵手面貌明顯起來。美國的對華政策由此發生大改變。

孟捷慕接著直言不諱地說，觀察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的走向要注重這兩點，但這兩點都跟人權狀況無關。

中國為什麼長期以來一直沒有被美國視為敵手，但蘇聯/俄羅斯卻被美國認為是一個致命性的敵手？這個問題在很多研究者看來是一個看似簡單其實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孟捷慕對這個問題沒有確切的答案，但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展示了包括記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內的許多美國人對中國和蘇聯/俄羅斯有一種奇異的、與現實的情況南轅北轍的看法和判斷。

他說，「1980年代我在中國當記者。當時的中國跟現在完全不一樣，當時的中國在很多方面追求改革。我當時採訪了很多異議人士，但他們都是帶自己的翻譯，我們秘密會面。我也採訪了很多中共老人，那些人更講究保密，要帶自己的兒子翻譯，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安全機關。這還是在（中國最開放的）1980年代，當時是胡耀邦掌權。

「我離開中國返回美國的時候，我和家人乘坐火車穿過西伯利亞到莫斯科。當時是1987年。我當時住在莫斯科記者公寓。有人敲門，來跟我說：我是薩沙，我剛剛從一個監獄營放出來；我有些文件可以給你看。我大吃一驚。然而，對在俄羅斯從事新聞報導的記者來說，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我是從中國來的，我剛剛報導了學生在天安門那裡抗議，那是1986、87年的抗議，我作為記者要問抗議學生的名字，但學生都害怕，不敢告我他們的名字。但在美國，人們認為蘇聯是一個壓迫性很強的國家，中國則是在開放，是令人高興的。」

眼下，美中關係因方興未艾的貿易戰而正在經歷嚴峻的考驗。在中國國內外很多觀察家看來，目前中國不但跟美國關係緊張，而且中國多年來的行為，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的種種行為，其中包括國家支持的知識產權盜竊和強迫技術轉讓在內的行為，也使西方發達工業化民主國家對中國產生警惕和防備。雖然美國的盟國大都不讚同美國以提升關稅的方式懲罰中國不公平的貿易政策及做法，但美國的盟國普遍認為美國提出的種種中國問題確實存在，中國應當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眾多觀察家認為，不管眼下這場美中貿易戰最終的結局是什麼，中國與它過去40年來賴以獲得經濟長足進步的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已經或正在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因為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

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的公眾和政策決策者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的看法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的一個先兆或早期表現，是孟捷慕在2007年出版的《中國幻想》(The China Fantasy)一書。在中國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關係出現幾十來所未見的惡化之際，《中國幻想》被廣泛認為是是展示了一種罕見的先見之明和前瞻性研究。

在「對話中國」舉辦的研討會上，孟捷慕講述了他多年跟中國打交道心路歷程和研究美中關係的心得：

「有一件事情多年來讓我難受，而且直到現在也一直讓我感到不舒服，這就是華盛頓對中國的討論似乎總是侷限於一個很狹窄的小范圍，有一些事情人們從來不去靜心去想。我於是就想，我必須就這個問題寫一本書。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跟美國跟中國保持接觸的政策密切相關。美國多年來的想法是，貿易和投資會給中國帶來繁榮，中國越來越富裕，會最終會改變其政治制度，使其政治制度得到開放。

「我於是把這些事情綜合起來，寫出了《中國幻想》一書。根據我的經驗，在我看來，中國不一定僅僅是通過貿易和投資就會開放，就會民主化。這種說法只是一種粉飾，一種藉口，其目的是為美國真正想從中國得到的東西鋪路。美國想要的就是跟中國進行貿易和在中國投資。

「中國當局在1990年代跟（最終給中國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的）美國克林頓政府玩得很巧妙。但克林頓政府只是美國歷屆政府中的一個。美國歷屆政府一直是擱置對中國人權的關切，以便從中國得到另一種東西。而這所謂的另一種東西在不斷變化。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尼克松政府以及後來的政府希望跟中國合作共同對付蘇聯。這是持之以恆的主題，其事實和細節可以變化，但這個主題是至高無上的，至高無上到1989年天安門抗議活動開始的時候。

「這是美中兩國開始重新接觸頭20年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心所在。然後，從1990年代初開始，商業開始成為對華政策的重心所在。我還清楚地記得克林頓當時的做法。他和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希一開始試圖給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施加某種條件，當時這是引起了極大的爭議。但是，9個月之後，他去參加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論壇(APEC)會議，德國總理抵達那裡，隨同抵達的還有坐滿飛機的德國公司主管。日本首相已經在那裡了。美國公司意識到，他們必須要為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奮鬥，因為他們擔心來自其他國家的商業競爭。

「不僅如此，我也看到了小布希總統說，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應當另當別論，他需要中國在聯合國提供的支持，以便解決伊拉克戰爭問題。而中國就有這種影響力。然後來了歐巴馬政府。我觀察了歐巴馬，觀察了一段時間。但我認為中國想明白了歐巴馬想要什麼。歐巴馬想要的是中國幫助解決解決氣候變暖問題。於是，歐巴馬就擱置了美國的一些商業要求，尤其是擱置了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切，以便爭取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暗中支持美國。

「我認為現在是美國首次要求從中國得到某種東西，其首要重點是關於中國本身的，而不是要中國幫助美國對付蘇聯，不是要求中國幫助解決朝鮮問題，不是商業問題，而是要中國在其國有經濟方面做出某些結構性改變。而中國顯然沒有任何意願來改變其（跟政治獨裁互為表裡的經濟）制度。這就是美中兩國關係的現狀。這就是我認為的美中兩國的摩擦的根源所在。」

跟許多美國記者一樣，孟捷慕在講述他對美中關係的研究的時候多次透露出他對美國歷屆政府在跟中國打交道時只是追求所謂的實際的國家利益、不關心中國人權狀況持批評態度。與此同時，美國在跟中國打交道的時候是否應當注重中國的人權問題在美國外交政策界一直是一個爭議激烈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