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網絡圖片)
眾所周知,今天未名湖畔的北大是民國時代燕京大學的舊址,燕京大學的創始人司徒雷登的遺願就是能將他骨灰埋在燕園,歷時數十年,幾經周折,這個簡單的遺願最終還是沒有實現,直到三年前,他的骨灰在杭州郊外的一個普通公墓入土。如果說燕京大學已在近一個甲子前消失在歷史的深處,未名湖是北大所在地,「北大之父」、舉世敬仰的蔡元培校長歸骨北大,在未名湖畔選一塊地,應該是沒有問題了。遺憾的是多少年來,多少北大校友、知識界、新聞界人士不斷呼籲,同樣迄今未能實現。
1940年春天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故,當時國共兩黨一致給了他最高的評價,毛澤東從延安發出的唁電稱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正值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華北早已淪陷,北大遷到昆明,與清華、南開合組西南聯大,兵荒馬亂之中,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墓地在香港島西南角山坡的「華人永遠墳場」。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曾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一直呼籲讓蔡先生歸骨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墳》文中說,「整個山坡上,從下到上,又從上到下,堆滿了一座座墳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規律地陳列著;那格局是雜亂的。……萬墳如海,蔡元培的墳墓就淹沒在這樣的一坡墳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結果無人理睬。
相隔十來年,西南聯大外語系出身的翻譯家巫寧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得知蔡先生的墓仍在香港的墳場,情景十分蕭條,給北大寫了一封信:「懇請母校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靈歸葬於北大校園,供世世代代莘莘學子瞻仰。所需經費如有困難,可發動校友捐獻,本人自當帶頭……」這一次北大校長辦公室倒是回覆了,見過這封信複印件的羅孚在《關於蔡元培的墳》文中引用如下:「北大現在的校園為原燕京大學舊址,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後,北京大學由沙灘遷到這裡。校園的主要部分已於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屬文物保護區,該文物保護區必須保存現有格局,一切翻修和重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批准後,才得執行,學校方面無權動土。沒有列入文物保護區的校園,如學生宿舍、食堂、文體中心等,樓間的距離甚窄,鬧聲喧雜,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適當場所。」羅孚老人對此提出質疑,蔡先生的墓本身就是文物,對北大而言,這是尤為珍貴的文物。如果真的重視此事,為什麼不向有關方面提出請求,從文物保護著眼將蔡墓遷葬北大,這本身就是對文物的保護。(羅孚《文苑繽紛》,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131頁)
北大校友的同樣呼籲也一直沒有斷過。2003年1月,羅孚在《金庸小說,革命文學?文學革命?》文中再提此事,「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長。但他的骸骨卻是葬在香港的,埋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山坡上的千萬墳墓當中。擁擠不堪的,使人有活人住在山邊木屋區之感。我當年為此感到十分不妥,在香港和後來在北京,都在報上發表過文章,主張搬遷這墳墓回內地,回北京,回北大,這才能消除人們對這擁擠的不安。『北京十年』後,我回到香港,又為此在報上呼籲了一次,但一次都得不到回應。」(同上,374頁。)他不無沉痛地說:「我自然人微言輕。在某些不學無術的大人先生眼中,蔡先生似乎也還不夠重。」(同上,133頁)
如今羅孚先生已在香港謝世,他的八卷本《羅孚文集》在北京問世,其中至少有四篇文章呼籲蔡先生歸骨北大的。想到蔡先生與北大的深厚淵源,而今他奠定的北大傳統早已隨風而逝,即使想歸骨北大也不能,怎麼不令世上所有愛蔡先生、敬慕蔡先生的國人黯然無語。
今日之北大實在愧對蔡先生,這樣的北大,其實蔡先生的遺骸不歸來也罷。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之際,詩人、雜文家邵燕祥先生在廣東《同舟共進》雜誌發表的《讓孑民先生安息》一文說,蔡先生歸骨北大之議不成,也不必遺憾,「即使歸葬未名湖畔,對蔡先生來說,那也只是『燕園』;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戰流亡中至死魂牽夢縈的,應是在沙灘的紅樓。昔之紅樓,久已撥作他用,樓後校園,早就填滿了簡易樓房,而『孑民堂』則屬文化部機關所有:老北大舊址,倒更是『樓間的距離甚窄,聲鬧喧雜,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適當場所』了。」他說,倒不如讓蔡先生在香港的「華人永遠墳場」安息下去。
蔡先生不能歸骨北大,無損於蔡先生一絲一毫,倒是大大有損於今日之北大,一個容不下蔡先生骸骨的北大,會是一個蔡先生開創的兼容並包的北大嗎?會是一個有容乃大的大學嗎?這些問號,在這個淺薄浮躁的唯物質化時代裡注定了無人理會,還是讓蔡先生想遙遠的香港仔山坡上,日日夜夜面朝大海,或聽海濤閒話,或聞驚濤拍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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