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在」山河「破」!詳解中國生態環境崩潰已入絕境(視頻)
原標題:國在山河破!── 中國生存環境崩潰現狀


國在山河破,城霾草木稀。舉目天泣淚,俯瞰地驚心(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3月9日訊】綜合2004年綠色GDP與十六個關於中國生態環境代價和GDP關係的研究,中國生態資源環境破壞所造成的損失,佔GDP的13%到25%。

以人民幣計算並且不扣除物價的影響,從1978年到2016年GDP平均年增長率為15%。按照最樂觀的估算,生態資源環境破壞所造成的損失佔GDP的13%,略低於GDP平均年增長率。按照最悲觀的估算,生態資源環境破壞所造成的損失佔GDP的25%,生態資源環境的破壞超過了GDP發展。

如果以美元計算,同樣也不扣除物價的影響,從1978年到2016年GDP平均年增長率為11%,就是按照最樂觀的估算,也是生態資源環境的破壞超過GDP發展。

一、吃祖宗飯造子孫孽

中國現狀的評價,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大氣粗,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如德國的《明鏡週刊》、胡鞍鋼教授等;另一種觀點是,中國經濟即將崩潰,或者是崩而不潰,如秦偉平先生、何清漣女士等。

其實在宋朝、在明朝,中國GDP都曾是世界第一。1820年清朝的GDP佔世界三分之一,傲居世界之首。但都是在最巔峰的時候,中國卻輸給了經濟落後的小國。

北宋時期,中國科學技術在世界上最為發達,有了活字印刷,火藥已經用於戰爭,也有了管型的槍,指南針也用於航海,經濟最為發達,GDP世界第一,而且已經有了紙幣,有了世界上最早的金融業。但是北宋的皇帝和皇后被金人掠去,放逐到黑龍江的依蘭縣。明朝的崇禎皇帝最後在景山的歪脖子樹上上吊自殺。1894年大清朝的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中敗給了GDP遠遠不如的日本國。雖然國破,但是山河還在。商女不知亡國恨,舞照跳,馬照跑。

其實中國的GDP是不是世界第一,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未來有沒有發展的潛力。據說1978年中國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但是那時的中國卻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就拿土地市場來說,那時信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了:土地沒有價值。到2016年中國房地產價值高達420萬億元(1978年到2016年的累計GDP為673萬億元)(編者註:2018年年中國房地產價值已達450萬億元),其中絕大部分價值來自土地。你看,1978年時土地市場的發展潛力有多大。

又比如資本市場,改開前,以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為光榮。朱鎔基兒子朱雲來說,2015年中國的債務總額超過300萬億元,為GDP的4倍。(編者註:2018年底朱雲來講,中國的債務總額可已經達到600萬億)。你看,1978年時資本市場的發展潛力有多大。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瑞典《快報》九日刊登該報記者博.貢納爾森發自東京的一則消息,說中國是世界各國環境保護最好的國家,兩天後新華社的《參考資料》予以登載。而現在中國陷於十大生態環境危機。那時的生態環境給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多大的空間。

所以我的觀點是:中國未來經濟缺乏發展潛力。從1978年到2016年,就生態環境而言,是吃祖宗飯造子孫孽。

下面是用一張表來簡單地展示一下從1978年到2016年的變化:


(數據出自原文,看中國編輯製表)

二、中國生態資源環境的現狀

中國生態資源環境的現狀是:已經陷於十大生態環境危機:

第一、氣候變化劇烈,變化程度遠超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沙漠化,包括草原的退化;

第三、地理地貌的改變,水土流失嚴重,地質災害日益嚴重,湖泊消失,濕地減少,而人工湖泊、人工河流不斷出現,十萬座水庫大壩中的一半是不安全的,是定時炸彈;

第四、資源利用率低下,資源利用浪費,多種自然資源趨向枯竭;

第五、物種消失,生態多樣性減少,森林群落消失;

第六、水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

第七、空氣污染(室外和室內空氣污染);

第八、土壤污染(農田污染、工業廢棄地);

第九、垃圾圍城(工業廢棄物污染、危險廢物、進口垃圾、放射性物質污染,核電廠的威脅)和噪音污染;

第十、海洋污染(赤潮、死海、填海造地等)。

北京政府認為北京已經到了生態資源環境的承載極限,開始驅逐低端人口,還將繼續驅逐中端人口,來減輕壓力。總體來說,北京的原始生態資源環境是中國最好的,是龍脈所在,所以才能成為多個朝代的首都。京津冀城市群中(JING,JIN,JI),北京也是最好的。如果北京已經到了生態資源環境的承載極限,那麼天津、河北就早已經超過了承載極限,要崩潰了。同理,全國其他地方也要崩潰了。

西藏高原是中國的水塔、亞洲的水塔,造雨的龍。近百年來,全球平均氣溫變化為每十年上升0.03到0.06攝氏度,中國平均氣溫變化為每十年上升0.05到0.08攝氏度。西藏高原的氣候數據統計時間比較短。從1961年到2010年的六十年間,西藏高原(青藏高原)的平均氣溫變化為每十年上升0.37攝氏度。西藏高原的南部,西藏自治區的平均氣溫變化為每十年上升0.58攝氏度。

世界氣候大會的目標是在從工業革命開始到2100年的兩百多年間全球氣溫上升不超過2攝氏度,最好不超過1.5攝氏度,而西藏高原在過去六十年間的氣溫上升已經超過2攝氏度。西藏高原快速氣溫上升的最直接後果就冰川的後退和雪山的融化以及凍土中大量碳的釋放。根據謝自楚等的研究,如果平均氣溫變化為每十年上升0.5攝氏度,到2100年,中國敏感型冰川面積只剩14%,穩定型冰川面積只剩55%。

全球氣候變暖特別是西藏高原氣溫快速上升,將導致中國災害的發生越來越頻繁,強度越來越大,造成生命和經濟財產的損失越來越大,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越來越深遠。2015年3年23日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撰文指出:氣候變化對中國影響巨大,主要河流徑流量減少或變化不穩定,水土流失、生態退化、物種遷移等生態惡化程度加深,大氣環境容量降低,風能和太陽能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受到制約,青藏鐵路、三峽水庫、南水北調、西氣東輸、三北防護林等重大戰略性工程的安全生產和運營遭受嚴重威脅。一幅如美國好萊塢電影《後天》所描述的景象展示在人們眼前。

以水污染治理為例,1992年中國政府宣布治理三河三湖(淮河、海河、遼河、太湖、巢湖和滇池)水污染,至今二十五年,投資幾千億元,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中國3億多農村人口沒有至今自來水供應,全國14億人的飲用水全部不符合衛生部頒發的標準。為了掩蓋水污染的事實,中國政府更改地表水標準,把指標放得更加寬鬆,使得原先不合格的水變成合格的。水污染導致肝癌、乳腺、子宮癌的爆發,而空氣污染又造成肺癌發病率的高升。

三、交換

前中國環保部部長(2013)周生賢多次談到:「離開經濟發展抓環保是‘緣木求魚’,脫離環保搞經濟發展是‘竭澤而漁’。那麼經濟展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簡單地說,經濟展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是交換的關係。

緣木求魚,出自孟子的《孟子.梁惠王上》。其實那時孟子已經就給出了答案:「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這只是一個方法問題,魚還在,將來還有機會。付出的代價不大,只是白白地爬了一次樹的小代價。

竭澤而漁出自《呂氏春秋.義賞》,原話為:「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古人把後果已經很清楚地告訴大家,魚是肯定可以抓到的,但是後果很嚴重,資源被開發殆盡,將來子孫後代就沒有魚了。這個代價太大了。

在中國,用生產法計算GDP,破壞生態資源環境也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大家都知道中國自來水是不合格的,不能直接飲用。所以很多家庭都購買水處理機,對自來水進行再加工。有的家庭水處理機使用薄膜技術,超過德國自來水廠的處理深度。一臺家庭水處理機一萬多元人民幣,中國這麼多家庭,這是多大的需求。又比如空氣污染,中國人不是像美國人那樣上街遊行,迫使美國政府通過《空氣清潔法》,而是安裝空氣淨化器,住家安,機關安,學校也安,每間房間都有空氣淨化器,這又是多大的需求。買了水處理機,買了空氣淨化器,GDP上去了,但是失去了推動政府和社會保護生態資源環境的動力。

我認為,經濟發展和保護生態資源環境之間的關係就是交換。交換就是做生意,可以是一筆好生意,也可以是和魔鬼做的壞生意。以前聽過一個故事,一個小青年把自己的一個腎賣了,買了一個蘋果品牌的手機和平板電腦,過著時尚的生活。最近看《急診科醫生》,也講一個農村女青年要賣腎,掙一大票錢。這是和魔鬼做生意。只剩一個腎,人還能維持正常生活。如果剩下的這個腎也出了問題,那就悲慘了,下半輩子可能要靠透析苟延生命,回過頭來看,當初賣腎就是和魔鬼做的生意。

四、鄭義猜想:中國為經濟高速付出了多少生態環境代價?

既然是交換,就有了下面的問題:中國為經濟高速付出了多少生態環境代價?這個交換是否值得?筆者把這個問題定義為《鄭義猜想》(猜想是未解問題的意思)。2000年鄭義撰寫了《中國之毀滅》一書,這是第一本全面描述及深入探討中國生態資源環境災難的著作。司馬遷說:「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不朽的著作大抵是發憤之所為作也。2002年他又撰寫了《國在山河破──「高速增長」背後隱藏的秘密》一文。這個問題是鄭義在做了系統的研究後第一個提出來的,所以叫做鄭義猜想。

過去是國破山河在。現在是國在山河破。山河破碎的代價是多少?

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應該認真思考和求解的問題。人們目前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是,親人圈中、朋友圈中這個或那個得了癌症,肝癌、肺癌、子宮癌等等。一家人中有一個不幸得了癌症,光醫療費就可以將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打回到經濟面臨崩潰的1978年。2017年底看到這個一個報導:上海的一個年輕白領,有房有車有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妻子,而且懷孕5個月。世界是這麼的美好。不幸他被查出是肝癌晚期,妻子要墮胎和他離婚,整個家庭彷彿落入地獄。

在中國,生態環境的惡化,導致癌症村的出現和蔓延,現在是向癌症城擴展,最後形成癌症城市群。北京的肺癌、上海的肝癌、上海女子的乳腺癌、子宮癌都和空氣污染、水污染有直接關係。中國醫促會健康飲水專業委員會主任李復興教授指出,上海是中國使用氯製劑最多的城市,現有資料表明,從70年代到90年代,上海女性乳腺癌和宮體癌發病率上升了50%和70%。

中國GDP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成為世界的大加工廠,其優勢就在於環境成本最低。眾所周知,中國原材料和能源並不豐富,土地資源和水資源也不豐富。為什麼中國會變成了世界的大工廠呢?許多人認為是因為工人工資低,使得中國產品在價格上有競爭力。其實這隻說對了一半。中國產品在價格上有競爭力,還因為中國產品中的環境成本最低。

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產品中的環境成本幾乎為零。中國有三個水標準,飲用水標準、飲用水水源標準和工業排放廢水標準。工業排放廢水標準標準很鬆,允許排放的工業廢水比飲用水水源中的V類還有差一個半等級。用20立方米最好的I類水才可以將1立方米符合標準的工業廢水稀釋成可以作為飲用水源的III類水。排放1立方米極度污染的工業廢水,政府收取0.12元人民幣排放費(這也是新環保稅的最低收取標準),而1立方米工業廢水的污染處理費為5至10元人民幣。所以中國犧牲了碧水藍天換來了GDP的高速增長。

五、如何用貨幣來計算山河破碎的代價?

鄭義早就指出:「我們的生態損失並非百億級、千億級,而是萬億級、十萬億幾十萬億級;生態損失佔GNP之比例也並非百分之幾、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幾十,而是百分之幾百;我們十數億人的大買賣並非賺多賺少,而是大賠,血本無歸。」

用貨幣來計算山河破碎的代價是多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過去做工程評價,只包括工程的經濟投入和產出,錢進錢出。後來工程評價範圍擴大了,不但包括經濟,而且包括社會和生態環境,就有社會和生態環境影響的量化問題。再後來美國引進了工程對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制度。做一個工程,是否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有哪些負面影響,是否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來限制和減少這些負面影響,也有一個環境負面影響的量化問題。

又比如三峽工程,總投資2120.38億元人民幣。由於大壩壅水,水流變緩、河流自淨能力減低,就產生了庫區水污染問題。張光斗估計治理重慶庫區的水污染需要投資3000億元人民幣。有了一個用貨幣單位表述的治理代價。

再比如說,2016年上馬的滇中調水工程,目的是引金沙江水來沖洗滇池的污染,投資780.48億元。滇池素有高原明珠之稱,1978年的水還符合飲用水源標準,八十年代中期雲南省開發滇池的旅遊資源,在周圍地區建設了大量的賓館、旅店、度假村等設施,投資所創造的GDP為二十億人民幣。賓館、旅店、飯店的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流入滇池,水質遭到污染,後來藍藻、水白菜瘋長,水質為V類和劣V類。從1992年開始,滇池的水污染治理工程成為國家環境保護工作的重點。從1996年到2015年,滇池水污染治理共投入639.53億元人民幣,已經完成了三大調水計畫,滇池的水質依然是嚴重污染。現在再加滇中調水工程780.48億元投資,治理水污染的代價從中可見一斑。

這裡還必須強調一下,牛欄江調水工程和滇中調水工程起的就是抽水馬桶水箱的作用,把嚴重污染的滇池水衝到金沙江、三峽水庫、長江中下游河段,這藍藻、水白菜等就像薩斯病菌一樣將危及長江經濟帶。到那時水污染的治理費就不是千億元級的,而是萬億元級甚至數十萬億元的。

所以,山河破碎的代價是可以用貨幣單位來度量的。

六、綠色GDP

2004年,中國總理溫家寶宣布,綠色GDP將取代原有的中國GDP,給最高級別政府和黨的官員作為一個績效指標。

綠色GDP是用貨幣來計算山河破碎代價的一種方法。

綠色GDP源自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傳統的GDP並不考慮資源消耗、環境污染。1993年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把綠色GDP定義為可持續發展的國內生產總值,是從GDP中扣除自然資源的耗減成本與環境污染損失成本後的國內生產總值,即

綠色GDP=GDP-自然資源耗減成本-環境污染損失成本

歐洲統計局認為綠色GDP應該減除的不僅僅是自然資源耗減成本和生態環境降級成本,還應該減除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恢復費用。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綠色GDP被多數人接受。

七、2004年的綠色GDP

2006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和國家統計局公開發表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年(公眾版)》。雖然包括的內容不全面,但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開端,它給人們一個新的視野,對傳統GDP有一個新認識。

「核算結果表明,2004年全國廢水排放量為607.2億噸,COD排放量為2109.3萬噸,氨氮排放量為223.2萬噸;二氧化硫、煙塵、粉塵和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分別為2450萬噸、1095萬噸、905萬噸和1646.6萬噸;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為1761萬噸,生活垃圾堆放量為6667.5萬噸。」2004年,總環境污染退化成本為5118.2億元,佔地方合計GDP的3.05%(筆者註:佔國家統計局GDP的3.16%)。

前面已經談到,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關於綠色GDP的定義,必須要減去兩大部分,一是自然資源耗減成本,一是環境污染損失成本。在2004年綠色GDP的計算中,自然資源耗減成本這一部分,沒有計算在內。在另一部分環境污染損失成本,最多隻計算了不到一半,甚至更少。

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介紹2004年綠色GDP時評價說,完整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至少應該包括五大項自然資源耗減成本(耕地資源、礦物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漁業資源)和兩大項環境退化成本(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由於基礎數據和技術水平的限制,此次核算沒有包含自然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態破壞成本,只計算了環境污染損失。環境污染損失成本包括二十多項,此次核算僅算了其中的十項,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沒有涉及。總的來說,這次核算的結果只是整個結果的一部分。而且,在已經核算出的十項損失中還存在低估和缺項的問題。他說,即便如此,損失也已經佔到GDP的百分之三點零五,數字非常驚人,說明環境形勢十分嚴峻。

就是說,在2004年綠色GDP的計算中,只計算了應該計算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如果全部計算在內的話(假設每部分的成本相等),應該是

3.16% X 4 = 12.64% 到

3.16% X 8 = 25.28%。

其實在這個報告中,還有一些很有意義、但中國媒體並沒有報導的數字,如:「2004年,全國行業合計GDP為159878億元,如果在現有的治理技術水平下全部處理2004年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約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資10800億元(不包括已經發生的投資),佔當年GDP的6.8%。」6.8%為發表數據3.05%的兩倍多。如果加上已經發生的投資(廢水實際治理成本為344.4億元,廢氣實際治理成本為478.2億元,固體廢棄物實際治理成本為182.8億元)1005.4億元,共計11805.4億元,佔當年GDP的7.4%。如果考慮到綠色GDP2004年沒有考慮的因素,特別是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室內空氣污染、噪音污染等等,應該是7.4%的兩倍,約為15%。僅僅污染治理成本這一項就佔GDP的15%。前面提到,1978年到2016年GDP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5%(以人民幣計算),污染治理成本佔GDP的15%,可持續的GDP增長為零。這是2004年綠色GDP告訴大家的結果。

2004年的綠色GDP研究,也是世界銀行資助的項目。

由世界銀行2006年12月發表的報告中有如下的內容:(中國)環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是最值得關注的。2004年城市大氣污染造成近35.8萬城市居民過早死亡,新發慢性支氣管炎病人約25.6萬人。2004年由於飲用水污染造成農民癌症死亡人數約為11.8萬人。2004年環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損害佔全部環境退化成本的33.0%。這是中國官方研究機關第一次通過外國機構公布因大氣污染和水污染的死亡人數。

為什麼這個結論這麼重要?大家一定還記得在柴靜《穹頂之下》關於空氣污染和肺癌之間關係的解說,醫生告訴肺癌病人說,我只能根據我的臨床的經驗和推斷告訴你,我懷疑是空氣污染,但是不能給病人寫醫生鑑定。紐約時報最近有篇文章《中國式治污:為什麼好政策會出錯?》指出:「高級衛生官員還在聲稱,尚無臨床研究證明霧霾與癌症發病有聯繫。(在中國,癌症是一個主要死亡原因,肺癌是最常見的癌症。)」。

這個2004年的綠色GDP研究,是第一次公布因大氣污染和水污染的死亡人數,它澄清了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雖然它只是通過外國機構公布的。

八、2005年的綠色GDP

繼2004年綠色GDP後,人們對2005年綠色GDP寄予更大的希望,但是2005年綠色GDP千呼萬喚沒有出來。據說這個綠色GDP報告的結果,不能符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政治需要,有些省的環境降級成本和GDP增長相等,有效增長几乎降低為零。

根據零星透露出來的消息來分析,這個被扼殺在搖籃之中的報告,以大量的數據表明,自然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污染損失成本的總額遠遠比預計的要大。研究估算,在過去十年裡,中國的環境損害和資源枯竭相當於中國GDP的8到12個百分點。換一個說法,中國的經濟增長,減去生態資源環境的損失,最後結果接近於零或者小於零。

面對這個結果,溫家寶害怕了,撤回了他早先對綠色GDP的全力支持。2007年4月4日《中國工業報》發表《因環境污染造成GDP損失10%背後的零和博弈隱憂》的文章,10%是8%到12%的中間值。這裡要指出的是,2005年的綠色GDP,也只是計算了部分損失。由於綠色GDP2005年成為國家機密,具體內容就不得而知了。

2004年的綠色GDP雖然只計算和全部代價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但這是起步,有第一步就有第二步。而且潘岳在解釋中也沒有隱瞞缺失的部分。可是這個結果已經讓中國領導人很尷尬,2005年綠色GDP的流產,則讓中國領導人顏面丟盡。

為什麼不敢公開2005年綠色GDP的研究結果,因為這涉及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執政合法性的問題。中國GDP的高速增長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的「最偉大成就」,似乎就是歷史正確選擇的佐證。難道通過一個經過全民選舉出來的執政黨能取得比這更偉大的成就?綠色GDP2004年告訴人們一個真相,這個GDP的高速增長是通過犧牲碧水藍天換來的,這個交換是賠本買賣,是和魔鬼的交易,它不能為執政合法性提供任何支持。

九、其他的關於綠色GDP的研究

不少政府機關、中國學者、官員和外國機構,對中國生態資源環境的損失進行了研究和報告,雖然說這些研究都不是很全面,但也是各有特色,各有所長。下面將它們的結果簡單介紹整理如下:

第一: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轉發的《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6%以上(請注意是6%以上,沒有上界);

第二:國家環保部(總局)負責人(祝光耀、潘岳、吳曉青、解振華):損失佔GDP的10%到15%;

第三:世界銀行:大氣與水污染損失為GDP的8%,環境退化佔GDP的5%;

第四:美國蘭德公司:為空氣污染付出的代價佔GDP的6.5%;

第五:王亞華等:海河流域水生態環境破壞的經濟損失佔(當地)GDP的7.7%;

第六:孫偉增等:治理環境惡化與資源枯竭的成本佔GDP的10%;

第七:中國科學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佔GDP的15%;

第八:董慧凝: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佔GDP的7-20%;

第九:過孝民:按不完全的保守估計,中國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經濟損失相當於GDP的7%∼20%;

第十:中國首部環境綠皮書——《2005:中國環境危局與突圍》:空氣污染使慢性呼吸道疾病成為導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經濟成本約佔中國GDP的3%至8%;

第十一:宋健和拉貝爾主持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回顧與展望課題組報告:中國空氣污染造成的損失佔GDP的3%至7%;

第十二:傅伯傑等:生態環境破壞的總損失佔GDP的23%;

第十三: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九五」重點課題:1997年自然資源耗減成本與環境污染損失成本之和佔GDP的25.06%;

第十四:楊光梅:錫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經濟損失佔(當地)GDP的28.5%

第十五:馬中的估計:土壤污染修復需要6萬億元人民幣;

第十六:王文彪的估計:荒漠化土地再加上被污染土地、河流、空氣等,修復工程需要幾萬億或幾十萬億元的投入。

以上16個研究各有所長,比如美國蘭德公司專注空氣污染,認為空氣污染的代價佔GDP的6.5%。而王亞華等關注海河流域水生態環境的破壞,指出其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佔GDP的7.7%。中國水污染帶來的損失,略高於空氣污染,這在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轉發的《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就有表述的。馬中教授專門估算了土壤污染修復需要的費用,而在其他研究中,都沒有專門列出土壤污染這一項的。楊光梅計算錫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經濟損失佔GDP的28.5%,這是一篇博士論文,論據充分。這個報告指明了,在綠色GDP計算中需要考慮的兩項,自然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污染損失成本,往往自然資源耗減成本高於環境污染損失成本。傅伯傑等的研究很有特色,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大氣污染與水污染的損失約佔當年GDP的7.8%(未包括固體廢棄物污染和生態破壞)。按照生態破壞損失是污染損失的2倍來推算,中國生態環境破壞的總損失約佔GDP的23%左右。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九五」重點課題指出:1997年自然資源耗減成本與環境污染損失成本之和佔GDP的25.06%。

綜合以上16個研究,中國自然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污染損失成本應該是GDP的15%到25%,甚至高達30%,如果將各個研究結果互相補充的話。

經過校正的2004年綠色GDP,自然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污染損失成本應該是GDP的13%到25%。

可見這些研究的範圍儘管不同,但是觀點還是相當一致,中國高速經濟發展所導致的自然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污染損失成本非常之高,取2004年綠色GDP的下限值13%作為下限值,取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九五」重點課題的25%作為上限值,大部分研究結果都在這個區間內。

以人民幣計算並且不扣除物價的影響,從1978年到2016年GDP平均年增長率為15%。按照最樂觀的估算,生態資源環境破壞所造成的損失佔GDP的13%,略低於GDP平均年增長率。按照最悲觀的估算,生態資源環境破壞所造成的損失佔GDP的25%,生態資源環境的破壞超過了GDP發展。

如果以美元計算,同樣也不扣除物價的影響,從1978年到2016年GDP平均年增長率為11%,就是按照最樂觀的估算,也是生態資源環境的破壞超過GDP發展。

按生態資源環境破壞所造成的損失佔GDP的13%計算,從1978年到2016年累計損失88萬億元人民幣;

按生態資源環境破壞所造成的損失佔GDP的25%計算,從1978年到2016年累計損失168萬億元人民幣。

十、筆者的估計

先談談水污染治理費用。

第一種估計辦法:中國目前正在進行一項大規模的水污染治理科研項目,簡稱「水項目」,科研經費為300億元人民幣。實際治理費用費用應該是科研經費的1000倍,水污染治理費用為30萬億元。

第二種估計辦法:從調水工程的投入來看:南水北調5000億元;引江濟漢工程68億元;引漢濟渭工程168億元;引江濟淮工程913億元;滇中調水工程780億元;千島湖引水工程97億元。一個調水工程的投資就是幾十億,幾百億或者幾千億。目前下游長江干流就規劃有600多處引江調水工程,全國有數千個調水工程。如果每個調水工程投資50億元,這30萬億元就花完了。

第三種估計辦法:泰州是胡錦濤青少年成長的地方,據說小時在城河裡游過泳,後來水質污染嚴重。「十二五」以來,泰州市累計投入約93億元用於河道水污染治理。中國有多少個泰州這樣的地方,需要進行河道水污染治理?

第四種估計辦法:張光斗說,三峽重慶庫區水污染治理需要3000億元,中國有三百多座大中型水庫的水質不合格,將近一百個大湖泊水質不合格,將近一半河道的水質不合格,應該說30萬億元的水污染治理費用還是比較保守的估計。

小結:如果花3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14億人口都能有符合衛生部標準的乾淨安全的自來水,那這30萬億元投資就值了。

再談談土壤污染治理費用

馬中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他在2014年9月20日生態文明企業家年會上說,目前全國3.6億畝耕地被污染,修復需要6萬億元。

6萬億元相當於1995年全國的GDP,聽上去很大,其實是大大低估了土壤治理修復的費用。

首先,土壤污染不但包括了耕地被污染,還有工業用地的污染,無論是依然被廢棄、還是已經被用作生活或商業用途的的工業用地的污染。工業用地污染的程度遠遠超過耕地的污染。

第二,3.6億畝耕地被污染,相當於18億畝耕地的五分之一,比官方公布的六分之一已經有所增加,但是還是沒有包括所有的被污染的土地。中國一半以上的地表水被污染,四分之三以上的地下水被污染。當地下水被污染時,耕地一定被污染,當用污染的地表水灌溉農田時,耕地也被污染。

最後,6萬億元被3.6億畝污染的耕地一平分,每畝修復費用只有一萬多元,顯然是低估了修復費用。根據德國魯爾區土壤治理修復的經驗,修復費用將十分昂貴。

筆者估計為36萬億元。

最後談談空氣污染治理費用

在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和空氣污染治理中,空氣污染治理比較容易,而且國外有成功的經驗,比如二氧化硫排放的減少,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又比如車輛尾氣排放的減少,也是有現成的經驗。空氣污染治理費用為20萬億元人民幣。

三項共計86萬億元人民幣。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地下水污染,特別是深層地下水污染,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技術上都是無法治理和修復的。海洋污染,比如渤海污染,沒有一百年的努力,是不可能有所改觀的。

十一、結束語

國在山河破,山河破碎的代價是多少?正如鄭義所指出的,「我們的生態損失並非百億級、千億級,而是萬億級、十萬億幾十萬億級;生態損失佔GNP之比例也並非百分之幾、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幾十,而是百分之幾百;我們十數億人的大買賣並非賺多賺少,而是大賠,血本無歸。」

這個交換是一個與魔鬼做的交易,中國失去了未來發展的潛力。「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

(編者註:文末視頻為王維洛答自由亞洲電臺中文部主持人北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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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維洛 鄭義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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