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四方聯盟」會成為亞洲的北約？(圖)

澳大利亞、印尼和美國軍人2016年8月20日在一起討論安全合作。（圖片來源：美國海軍）

【看中國2019年2月16日訊】亞太戰略環境的改變、對中國的擔憂以及美國印太策略的出臺使得十年前的 「四方聯盟」(Quad) 概念再次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一位美國參議員建議，美國應考慮構建一個類似北約的太平洋聯盟來制衡中國。那麼更新版的 「四方聯盟」 是否會成為亞洲的北約呢？

「四邊聯盟」沉寂十年後再次被熱炒

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這四大民主國家2007年建立的 「四邊安全對話」 機制在經歷了長達十年的沉睡期之後在2017年底再次被熱炒。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最近發表了一份用新視角來審視新版「四方聯盟」這個概念的報告。

參與這份報告的分析人士認為，「四方聯盟」的概念得以復興是因為十年後，亞太地區的戰略環境變得日趨緊張，對中國在該地區乃至全球採取的行動和立場關注的繼續加深，使得這個概念的復活合理化。

但是這個概念從一開始就引發了爭議。這是因為它被認為是遏制中國的一種途徑。這使得它在很多認為中國不可遏止的人那裡不受歡迎。其他的人則批評說，對於這樣一個如此不同的團體，這是一個不可能的合作平臺，尤其是在防務領域。除了中國以外，一些區域團體也感到關切，尤其是東盟。它把「四方聯盟」看成是繞過其自身中心地位的一種方式。

「四方聯盟」更新版能否成功？

十多年前並不怎麼成功的這個「四方聯盟」這次是否會有成功的機會甚至成為亞洲的北約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區域安全架構項目協調員辛格(Bhubhindar Singh)副教授在報告中表示，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一個有條件的「是」,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出現在區域安全的討論中。印太地區以內以及以外的國家在該戰略出臺後基於這一戰略開始形成他們自己的安全政策，從而加強了「四方聯盟」的現實意義。與此同時，該地區正面臨日益增加的不確定。

這位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填海造島以及對島礁的軍事化、印度與中國在洞朗地區的軍事對峙以及朝鮮半島的無核化是區域國家關心的一些關鍵的戰略議題。

在宏觀層面，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正在加劇；北京也在推動一個雄心勃勃的議程，像「一帶一路」或是亞投行這些由中國主導的項目。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反全球化政策以及對東北亞同盟價值的懷疑也引發了人們的擔憂。

東亞區域秩序可能發生的改變帶來了戰略上的不確定性，尤其是涉及到美國的角色、中國的意圖以及東盟團結與它在該地區的中心地位的強度。

辛格認為，「四方聯盟」可以成為強化這四個成員國之間的安全合作以及該地區複雜的區域安全架構中的其他雙邊、三邊與多邊安排的推動者。

有意參加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民主黨參議員穆爾頓日前在一個公開講話中說，美國應考慮構建一個類似北約的太平洋聯盟來制衡中國。

「四方聯盟」會成為亞洲的北約？

但是格裡菲斯大學政治學教授奧尼爾(Andrew O’Neal)和該大學亞洲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助理韋斯特(Lucy West)認為，「四方聯盟」不會成為亞洲的北約。他們承認，這四個國家出於不同的原因都比以前有更大的動力走到一起。

他們指出，中國的一些行為，尤其是在東中國海，使日本感受到比以前更大的安全壓力。澳大利亞對中國在印太的戰略態勢以及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化行動感到的擔憂因最近曝光的北京對其國內政治的干預而進一步加強了。

當初對參加「四方聯盟」感到最為猶豫的印度對中國的威脅感知比以前增加了，使它更接近於華盛頓以及澳大利亞和日本這些美國在亞洲的盟友的立場。中國在印度洋的海軍部署、中國核武器項目的快速現代化，包括海基彈道導彈發射能力，使得印度更多的強調國家戰略與海洋力量部署之間的鏈接。另外，印度也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日益擴大的影響感到擔憂。

美國官方的政策文件確認了它把新版「四方聯盟」 視為一個關鍵的安全途徑的全面承諾。特朗普總統簽署的《亞洲再保證法》明確表示，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之間的安全對話對於解決印太地區緊迫的安全挑戰是至關重要的。

格裡菲斯大學的奧尼爾和韋斯特認為，更為重要的是，四方聯盟與五角大樓把美國的印太盟友與夥伴關係發展成一個能夠阻止攻擊、維護穩定，並確保自由進入公共領域的網路安全架構的願景圖密切契合。

但就像報告所指出的那樣，這引發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美國政府是否把「四方聯盟」看成是對抗中國政策的一部分。在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與國防戰略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以及副總統彭斯發表了針對中國的強硬政策之後，對中國採取對抗政策的呼聲日益強烈。

儘管如此，奧尼爾與韋斯特認為，有鑒於「四方聯盟」的歷史，人們對它能否持久下去抱有很大的懷疑。在他們看來，這四個國家有動力約束甚至阻止北京越來越強勢的作為，但這不一定會使「四方聯盟」超越它最近的復活。就像拉籌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負責人比斯利(Nick Bisley)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四個國家沒有一個共同的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

洛曼：不是遏制中國，但必須正視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

自從2013年以來就與澳、印度和日本的研究機構一直推動四方安全對話的美國保守研究機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Walter Lohman)承認，這個論壇主要是關於中國的，而且他們從來沒有假裝過。這並不是說，他們無視中國對成立一個正式「四方聯盟」的概念所感到的關切，但是中國崛起為一個世界強國所帶來的影響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

洛曼在文章中說，他們意識到，所有「四方聯盟」的國家以及其他的夥伴國都與中國有建設性的關係，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儘管一些國家與中國存在尖銳的利益衝突，但是這些衝突並不是他們關係的全部。

他說，「基於這個現實，我們從未將這種努力描述為任何類似‘遏制'的東西 - 我們認為，這將是扼殺它的完美方式，這就是使它變得無關緊要。」

在他看來，使「四方聯盟」國家團結在一起的最為重要的東西是他們都意識到，管控中國的崛起是界定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挑戰。他們知道，把這個問題搞錯了帶來的將是戰爭與和平、安全與不安全、繁榮與匱乏以及自由與壓制之間的區別。

傑尚卡爾：不把它看成一個集團更有幫助

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員傑尚卡爾(Dhruva Jaishankar）認為，「四方聯盟」在釋放政治信號以及改善印太地區一些志同道合和有能力的海上強國之間的協調方面能夠發揮有限的作用，因此把「四方聯盟」不作為四個國家的一個集團而更多的是把它作為一系列的三邊和雙邊關係的網路來審視，則是有裨益的。

在他看來，這些國家之間越來越多的軍事演習、戰略對話、技術協議以及協調行動體現了他們之間共同的戰略世界觀、相互之間更高的舒適度和不斷強化的合作習慣。

他在文章中說，「對於力量均衡以及一個自由、開放與包容的印度-太平洋的前景而言，這些趨勢對有關正式的四邊對話發表的任何數量的帶有感情色彩的評論都更為重要。」

「四方聯盟」的背景

美國、澳大利亞、日本與印度這四個國家的代表2007年在馬尼拉參加東盟區域論壇期間舉行了首次的非正式對話。隨後，四國舉行了第一次海軍演習，遭到中國的外交抗議。當時的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把澳大利亞撤出了演習，四方聯盟陷入沉睡之中。

2012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民主安全鑽石」的概念，「四方聯盟」得以復活。2017年11月，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在一次採訪中使人們把關注的焦點再次集中在「四國聯盟」的想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