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社交媒體的效用－表達的快意與偏執的強化(圖)
社交媒體的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大。(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1月17日訊】從歐巴馬在2012年大選期間藉助Twitter、Fackbook贏得大選之後，此後美國、英國的選舉戰爭，社交媒體的作用越來越突顯，輿論爭奪戰的陣地不斷從傳統媒體挪向社交媒體。最近英國的紀實影片《脫歐：無理之戰》（Brexit:The Uncivil War），也真實地反應了在這場公投中，社交媒體的巨大力量。
社交媒體效用的複雜性進一步凸顯，人們在享受社交媒體帶來的表達的快意、迅速成名之外，也發現它極易喚醒人的偏執，導致這種偏執更甚。
社交媒體的巨大政治作用
社交媒體出現之後，曾充當第四權力的傳統媒體業很快失去了它的輝煌。人們發現，在選舉年引導輿論，支持他們心儀的政治人物上臺，社交媒體的傳播效率遠大於傳統媒體。
2016年6月英國脫歐公投之前，「關鍵先生」多明尼克．卡明斯（《脫歐：無理之戰》的主角）充分知曉大資料的威力，他苦心琢磨出的那句take back control通過社交媒體發送，成為喚醒沉睡選民的關鍵用語。這次公投還告訴世人：社交媒體必將成為選舉戰中爭取選民的兵家必爭之地，老一代政治家那套遊戲在這個時代將慢慢淡出。那一年，英國媒體分成兩派，有的支持留歐，有的則旗幟鮮明地支持脫歐，只有少數幾家中立。但在《脫歐：無理之戰》這部影片中，除BBC之外，基本很少涉及傳統媒體尤其是紙媒的作用。
這種場景並非英國獨有，美國2016年大選中，從未涉足政壇的唐納德．特朗普也是利用Twitter作為傳播政治理念的平臺，力戰美國98%的主流媒體，打敗了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建制派，以及克林頓、布希兩大家族，入主白宮。形成反諷的是，在伊朗大選中，傳說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發現推特在改變伊朗大選上的作用，讓Twitter將原定的實施系統維護的時間推遲了十多個小時，巧妙地促成了一場推特革命。這事後來被推特否認，但此後希拉里熱衷推行「E革命」卻是事實，她以「民主自由」意識形態為載體，以「網際網路」為工具的革命外交政策，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殺傷力，因而獲得「網際網路革命之母」之稱。她本人大概做夢也沒想到，在2016年大選中，她在受到美國傳統媒體熱烈的友好追捧時，在社交媒體上卻成為維琪揭秘的重點目標。
經過英美在這兩次大的政治事件，沒人敢再小看社交媒體的作用。在中國紅火一時的反腐劇《人民的名義》（2017年）中，省委書記沙瑞金只關注網路言論反映的民意，傳統媒體基本不在他瞭解輿情的範圍內，只是黨的宣傳工具。
美國民主黨正遭受社交媒體之困
美國的Twitter、Facebook與Google的老闆都是親民主黨的左派人士，一直被指在幫助民主黨刪除控制言論。但最近民主黨遇到了來自內部的新問題。
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在2016年的總統競選中有個團隊，其骨幹在桑德斯退選之後組成了一個「全新國會」（Brand New Congress），勵志要改造民主黨與美國國會。他們推出的明星人物亞歷山大．奧凱西奧．科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簡稱AOC），這位29歲的年輕女士因為採取了「開闢新票源」的戰略，通過社交媒體爭取剛剛獲得選舉權的年輕人，用社會主義政策綱領——「一個基於大眾對資源和生產的控制、經濟規劃、公平分配、女權主義、種族平等和非壓迫關係的人道社會秩序」，與本選區的選民直接溝通，將自己貧寒移民的家庭出身、本人酒吧女服務生的職業等因素凸顯成亮點，讓自己以紐約14選區最常見的居民形象出現，這種「我就是你們當中的一員」為她贏得了極高支持率，擊敗了資深民主黨議員喬．克勞利。後者在眾議院民主黨人中排行第四，本是議長的重量級角逐者之一，在過去14年都沒有遇到過挑戰者。
科特茲女士當選後，一直努力將自己的社會主義政綱具體化，先是提出金額高40萬億美元的全民生活免費計畫（美國2017財年的財政收入共3.25萬億），讓美國立刻實現社會主義；12年內把美國污染氣體排放量降低到0%，美國成為全球唯一不使用石油等化石燃料國家；1月6日，她在CBS播出的「時事60分」節目中對主持人說，可以對美國富人徵收高額稅收，比如對年收入1000萬美元以上的人徵收「60%至70%」的稅。這個說法立即引起美國媒體的討論。支持者認為，這的確可以給美國帶來數以萬億計的財政收入，這些錢可以用來促進社會進步。
新產生的第116屆國會是美國歷史上最多元也最年輕的國會。有25名議員是千禧世代（基本是民主黨），屬於80後出生的一代，對社交媒體的運用得心應手。他們正通過社交媒體闡述社會主義政見，喚醒民主黨年輕成員的狂熱支持。尤其是科特茲自當選後的一系列發言，包括對民主黨元老們如南茜．佩洛西的攻擊性批評，引起了民主黨建制派的反彈。近日，該黨退休參議員、2000年大選中擔任該黨副總統候選人的利伯曼Joe Lieberman在接受Fox Business News的採訪時，公開向主持人Neil Cavuto表示：我當然希望她不是未來，我不相信她」，並直接批評了她向富人征70%的高稅收的說法，會讓民主黨失去中間選民。民主黨眾議員克利弗警告科特茲：不應該「攻擊你自己陣營的人」。另一位民主黨眾議員稱：「她需要做出決定，想成為一名有效的立法者還是繼續成為Twitter明星？作為國會的活動家和立法者之間存在差異。」這種彬彬有禮的批評，只換來科特茲的尖銳嘲笑與繼續騷擾。
民主黨已經很清楚地看到威脅：一、科特茲等社會主義者在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力與受到的追捧，已經超過擔任眾議院議長的南茜．佩洛希。二、他們已經看到迅速社會主義化的民主黨將面臨分裂的危機與失去中間選民的危險。2019年1月公布的拉森穆斯報告（Rasmussen Reports）表明，美國32%的選民認為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DNC）應該正式宣布自己是社會主義政黨，去年7月的調查，持此看法的美國選民為28%。
南茜．佩洛西等民主黨建制派，為了贏得中期選舉奪回國會控制權，不得不讓桑德斯一派的社會主義者加入民主黨，並用大量資源與人力幫助他們競選。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這些借窩生蛋的外來者，一旦有了政治地位，就抓緊時機對建制派展開咄咄逼人的攻勢。立場鮮明地用社會主義改造民主黨。
社交媒體是把雙刃劍
傳媒形態的變革，往往會推動政治結構的變革。報紙的出現曾瓦解了傳統的歐洲貴族政治，催生了法國大革命。網際網路這一新傳播介質的出現，同樣會改變當代的政治結構，這種改變已經持續了將近20年，期間出現了種種動盪因素，但有兩大趨勢卻無法視而不見：
1、製造極有破壞力量的網路革命領袖
社交媒體的出現，往往會製造一大批在一個事件、一場運動中有著巨大政治影響力，卻缺乏與之匹配政治地位的政治人物。力量與地位的不匹配，無疑會驅使這些人成為傳統政治結構的天生破壞者，卻很難成為新秩序的建設者。比如斯諾登泄密事件；退歐運動的關鍵先生多明尼克．卡明斯，還有目前在美國政壇上的科特茲，他們的破壞性遠大於建設性貢獻。
因此，網際網路革命對政治穩定的衝擊，在民主國家遠大於專制極權國家，因為前者的網際網路是開放的，後者是管制的。在與推友@sophyzhang2003討論《脫歐：無理之戰》這部影片時，他對社交媒體文化的概括很有見地：「影片中不止一次提及toxic culture。這個詞過去被用來描述工作場所、學校、人際關係、文化和壓力。英國脫歐公投引發的討論也被形容為「有毒的環境」，社交媒體平臺也因為「對人們的心理健康產生的‘有毒的影響’而遭到抨擊」，《牛津詞典》將toxic這個詞選為其2018年度詞彙」。
2、社交媒體對現存秩序具有破壞力而不具建設性
社交媒體幾乎沒有進入門檻，傳播成本非常低廉，捕捉資訊的能力與擴散能力遠遠超過傳統媒體，特別容易成為反體制政治力量的工具。這些反體制力量往往能夠精確捕捉現存社會結構中最脆弱的部分，洞悉民眾最隱秘的不滿，通過社交媒體用煽動性的語言激發民眾的憤怒情緒，就能輕而易舉地掀起政治風暴。阿拉伯之春的第一把火，就是由Facebook點燃的。戈甯（Wael Ghonim）是谷歌中東及北非地區行銷經理，更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推手。他認為網路可以改變世界，並通過臉書實踐了他的想法。因此，2011年底他曾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之一。然而，經過幾年的體驗與思考，戈甯的想法完全改變。2015年年底，戈寧在TED演講中，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反思與改變，認為通過社交媒體可以迅速地破壞現存秩序，但卻無法建立新秩序。他認為，今天的社交媒體面對5個嚴峻的挑戰：
首先，我們不知道如何應對謠言。那些謠言表現了人們的偏見，並被相信和散播。
其次，我們創造了自己的同溫層。我們往往只和觀點相同的人溝通，在社群媒體的協助下，我們取消關注或遮罩意見不同的人們。
第三，線上討論會很快激起人們的憤怒。這讓我們忘了，螢幕後面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阿凡達。
第四，由於社交媒體快速，簡短的特性，我們很快就跳到了結論。在此情況下，很難表達出複雜，犀利的觀點。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社交媒體被設計為利於傳播而非參與，利於張貼而不是溝通，利於淺薄的觀點而非深度的討論。就好像我們認為，自己是來這裡說教而非對話。
戈甯的反思是建立在以下事實基礎之上：阿拉伯之春波及的中東北非四國，沒有一個能夠回覆到2011年以前的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利比亞回到部落時期，敘利亞成為ISIS的發源地，至今仍未恢復和平。
全球最大的幾家社交媒體公司Twitter、Facebook終於意識到，科技應該成為解決方法，而不應成為麻煩的一部分。這些公司邀請了大量外部團體幫助他們就誰該被禁言、什麼內容不可接受做出判斷，但這樣的解決方案並未能完全解決現存問題，除了部分團體認為應該禁止的恰好是另外一些團體認為是正常的，還引發一系列新的問題，其中包括公眾的反擊、投訴和法律糾紛。
社交媒體如今已經成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人類的社會秩序必將因其而重構，但這一重構的過程將充滿了動盪、痛苦。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