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看戊戌六君子被問斬的歷史真相(組圖)

2018-09-28 09:10 桌面版 简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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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未經刑部審訊在北京菜市口法場問斬。
120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未經刑部審訊在北京菜市口法場問斬。(網路圖片)

120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清廷下達斬「六君子」之上諭,稱:「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六君子」在未經刑部審訊的情況下,被押至北京菜市口法場問斬。

「六君子」被問斬不假,但是這個歷史事件中有一些地方卻在人為作用下失真,120年後,讓我們再來回顧分析一下歷史的本來樣貌。

「六君子」當年被殺的罪名是與康有為結黨

「戊戌六君子」,係指在戊戌年被慈禧下令問斬的六人,此六人均與當年之維新運動有關,其中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四人乃光緒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軍機章京;楊深秀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康廣仁是康有為胞弟。

問斬次日,內閣所奉硃諭將「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體化。硃諭稱: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髮指。……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併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係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儻語多牽涉,恐致株連,是以未俟復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通觀這份諭旨,「六君子」之罪行,總結起來不外乎三條:1、康黨謀圍頤和園誅殺慈禧;2、「六君子」與康有為結黨;3、楊銳等人任職軍機處期間「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謂「匪人」,其實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干人等。換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黨身份而被殺。

「六君子」被當作「康黨」被殺。
「六君子」被當作「康黨」被殺。(網路圖片)

實際上,「六君子」中厭惡康有為者大有人在。

「六君子」被當作「康黨」而被殺;後世亦長期將其歸入「康黨」,說他們圍繞著康有為,為了戊戌年的維新變法事業而不懼犧牲。但事實絕非如此,「六君子」中,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黨甚為厭惡;康廣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與康黨的關係;楊深秀情形如何,筆者尚未見可靠資料,唯譚嗣同自命與滿清為敵,故而口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之語,從容赴死。

1、楊銳、劉光第二人厭惡康黨

楊銳、劉光弟乃張之洞門下之人。張氏素來鄙視康有為之學術,斥之為偽學、野狐禪;楊、劉二人之學術旨趣,可想而知。楊銳早年對康有為曾頗有好感,認為康氏上奏的某些條陳「透切時弊」,故於1897年12月鼓動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薦康氏去參加瑞典的「萬國弭兵會」。但到戊戌年後,楊銳對康黨的態度已轉為不滿與鄙視,在給張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楊銳曾明言康氏「繆妄」:「近日變法,都下大嘩。人人欲得康有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繆妄,而詆之者至比之洪水猛獸,必殺之而後快,豈去一康而中國即足自存乎?……京師大老,空疏無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濟!」

楊銳擔任軍機章京,係張之洞請託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的結果。劉光第的情形,大致與楊銳相似,其進入軍機,同樣是借了張之洞的力量、由陳寶箴推薦的結果。但或許是因為劉雖得張之洞器重,但終非張之洞心腹之人,故而事前並不知道自己會被推薦,入職之後,也非如楊銳一般,孜孜於籌劃促成張之洞入京主持變法。但其對康黨的厭惡之情,則與楊銳一般無二。康黨開設保國會,劉氏僅前往一次,因厭惡其言論,再未有過交往。劉氏還曾在家信中感嘆:「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好在兄並無新舊之見,新者、舊者均須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實寒心。」所謂「新黨」,即是指「康黨」。在軍機處值班期間,為緩和新、舊矛盾,雖然光緒有關新政之奏章,一概越過舊的軍機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辦理,劉氏「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又曾請於德宗,為言不能潛越大軍機之權」(「大軍機」係指舊軍機大臣,相對之新任軍機四章京,則有「小軍機」之名)。

楊、劉二人入軍機處值班不過十數天,竟被視作「康黨」而慘遭殺身之禍,當時之人,皆視作奇冤。張之洞曾急電京中,欲營救楊銳,其電文稱:「楊叔嶠者,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實係無辜受累。」劉光第死後,查抄其家,曾搜得彈劾康有為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尤使人嘆息者,楊、劉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動過辭官退隱的念頭,楊銳的理由是與「康黨」無法共事--「同列又甚不易處,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兄擬加遇事補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見,今甫數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處。擬得便即抽身而退。」劉光第的理由是擔憂自己「終以憨直賈禍」,欲再被光緒當面召見一次,痛陳「新政措理失宜」之處後,即辭官歸家。

2、林旭、康廣仁被捕前後 竭力擺脫「康黨」身份

時人對林旭的評價是「年少輕躁」,其任職軍機章京時,年僅二十四歲。觀林氏對康有為之看法,多受外界環境之影響,並無定見。1897年11月,林氏致書李宣龔,談及自己與康有為的交往,稱「康長素適來,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謂「是非」,大約是此時政、學兩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齒康氏之學術與政治理念;林氏乃兩江總督沈葆楨之孫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尋求政治機會,自不願與名聲不佳之「康黨」扯上關係。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緒之青睞,林氏在為康氏之《春秋董氏學》作跋時,已不忌諱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繹江都春秋之學,而授旭讀之」,顯係明言自己做了康有為的學生。

林氏之進入軍機處,按康黨的說法,是光緒看中了他「康有為弟子」的身份。但1898年6月,林氏被榮祿招入幕府,或許才是光緒選中他的真正緣故--光緒選拔軍機四章京必有平衡滿漢新舊之考慮:若以楊銳、劉光第代表張之洞漢臣一系之勢力;林旭代表榮祿滿臣一系之勢力;唯譚嗣同充當康有為在軍機處之代言人,當屬最佳解釋。據時人披露,林氏當值期間,「欲盡斥耄老諸大臣」,「凡建一策,僚輩不能決者,旭大呼奮筆擬稿以進」,可見其冒進與積極。此種冒進,曾引發榮祿之擔憂,恐其招禍,故致信林氏,勸其在新政事務上,「虛懷下問」,多與樞庭老臣商議,不應該「遇事紛更」。但林氏既深受康有為影響,康黨之目標,乃開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現有各級權力部門,「遇事紛更」乃康黨之既定方針,林氏自難以接受榮祿之勸誡。但當京城空氣已空前緊張時,林氏曾深夜前往鄭孝胥之處問計,據鄭孝胥日記記載,林氏與他談論良久,「自言不得以康黨相待」--此言雖是林氏被捕前對自我身份的一種自我安慰式的樂觀預判,但也反映出林氏與康黨之間存在一定的疏離。另據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此外,據《異辭錄》記載,林氏在被捕前一天,還曾求告到李鴻章幕僚馬建忠車前,欲求馬氏「回車復見傅相,為我乞命」。綜合這些材料,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處活動求救。

至於康廣仁,因其係康有為胞弟,其「康黨」身份似乎不容置疑。然十餘年之後,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失敗入獄,碰到一名為劉一鳴之老獄卒,曾看守過譚嗣同、康廣仁等人,據劉氏對汪精衛講:當年,「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林旭美秀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其。」獄卒之言,當屬可信,早在政變之前,康廣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過康有為一意孤行,大事難成:「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擠者、謗者盈衡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至於林氏之「時作微笑」、「笑不可仰」,未必是凜然不懼,因林氏參與了「圍園殺后」之密謀,事變前也曾四處求救未果,至此應該對自己之最終命運瞭然於胸,已不必如康廣仁般「以頭撞壁」。

3、唯譚嗣同一人甘為反滿革命理想流血

楊深秀以御史身份被當作「康黨」而遭到殺害,與其戊戌年和康有為過從甚密有關。楊銳在給張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此時臺諫中,惟楊深秀、宋伯魯最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戊戌年,康有為寫了許多奏章,大多以楊深秀、宋伯魯二人之名義呈遞;結果是楊深秀被殺,宋伯魯逃到外國使館得免一死。楊氏被殺的直接原因,是他於9月19日呈遞了康黨擬定的一份涉及武裝政變計畫的奏折。奏折中,不但要求光緒調袁世凱軍隊入京,還提議聘請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為新政顧問,甚至建議皇帝考慮與英、美、日三國「合邦」;而最讓慈禧心驚膽戰者,莫過於該折附片中要求開掘頤和園內的「秘密金庫」,並請皇上准募300人,於9月23日正式發掘--所謂「秘密金庫」,根本子虛烏有,「康黨」編造此一謠言,說開掘「秘密金庫」可以為變法提供必需資金支持,乃是為了完成其「圍園殺后」計畫--此前,譚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帶會黨人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偽裝成掘金工人,入園起事殺死慈禧。楊深秀捲入此種密謀,其被慈禧定為「康黨」,並無誣枉。唯楊氏本人是否瞭解其呈遞之奏折的個中玄機,尚未敢斷言。

事實上,所謂「戊戌六君子」,唯有譚嗣同一人,清楚地瞭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確實願意為之而死。今人多將譚氏歸入維新派之列,實際上,早在入軍機處之前,譚氏即已深植強烈的反滿立場。以其著作《仁學》為例,因反滿思想激烈,生前僅梁啟超、章太炎等有限幾位好友得見。

對譚氏之政治立場,張之洞似乎有所察覺。譚氏應召赴京,過湖北見張之洞,張氏曾語帶譏諷,謂譚氏:「君非倡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征?」革命黨人章士釗深悉譚氏戊戌年進入軍機之真意圖,章氏稱:「(譚)嗣同(唐)才常,與(沈藎)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嗣同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令天下。……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之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譚氏之絕命詩有「留將公罪後人論」之句,《仁學》中謂:「謀反,公罪也」,此乃譚氏臨終,隱晦表示自己乃為反滿革命而死,非為維新而死。

康黨事後作偽,竭力掩蓋「六君子」被殺真相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為因全盤參與籌劃戊戌年圍園殺后等內幕,並對其成敗有所預判,已提前遁走天津。「六君子」被殺後,康黨為維護其「維新派」面目,以爭取國際、國內之同情與支持,又不惜種種作偽,掩蓋「六君子」被殺之真相。

1、篡改楊銳、劉光第等與康有為的關係

如前所述,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有為及「康黨」的基本態度是厭惡和不滿。但二人被殺後,康黨刊布了許多回憶、紀念文章,將二人打扮成了康有為的忠實擁躉。如康有為之《六哀詩》談楊銳,說楊氏「與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梁啟超之《楊銳傳》聲稱:楊銳「久有裁抑呂(后)、武(則天)之志」,於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實際上,楊銳根本不知道康黨的「圍園殺后」計畫,其對光緒所言,乃是要調和帝后關係,絕無什麼「裁抑呂、武之志」。

再如,康有為在《六哀詩》裡說劉光第:「我不識裴村,裴村能救我」,說的是康有為被人彈劾「保中國不保大清」,劉光第與譚嗣同聯名擔保康有為忠心不二之事;梁啟超之《劉光第傳》則記載,劉光第稱此舉是奉君命而為,同時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僕不讓君(譚嗣同)獨為君子也。」但實際情形,據胡思敬披露,劉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譚嗣同百般纏擾的結果,「譚嗣同與同班值宿,邀與聯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於難。」譚氏對康黨「保中國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詳,其力邀劉光第聯名,乃是故意拉劉下水。類似此類篡改者甚多,此不贅述。

2、篡改譚嗣同絕命詩,掩蓋其革命黨之真相

康黨對「六君子」之死真相,最重大的掩蓋,是篡改了譚嗣同的絕命詩。譚之原詩《題壁獄中》,有兩種流傳版本。其一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其二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前者係非康黨人物所記;後者則是康黨所著力宣傳之版本。

這兩個版本的主要區別,在於後兩句。「歐刀」乃刑人之刀;「公罪」,如前所述,譚氏《仁學》中有謂:「謀反,公罪也」。如《仁學》中所述,譚氏認為滿清皇室殘害「中華」數百年,乃罪大惡極者,故在譚氏看來,「圍園殺后」乃是代表千萬「華人」對滿清最高領導層實施正義的刑罰,故有「歐刀」之說;所謂「手擲歐刀仰天笑」,乃係指「圍園殺后」計畫失敗,未能如願刑罰滿清皇室。譚氏認為:「謀反,公罪也。……公罪則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得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為之君者,尤當自反」,也就是說,「留將公罪後人論」一句,乃是譚氏自承謀反,且不認為謀反有什麼不對。康黨戊戌年之後,傳播譚氏絕命詩甚力,但這兩句,絕不見於其宣傳讀物,而被置換為「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與康黨在戊戌年後竭力否認自己曾有「圍園殺后」計畫及「保中國不保大清」等謀反行為,是相一致的。

至於「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是否康黨杜撰,目前還存疑。一種很大的可能是:這兩句其實也出自譚氏之手,只不過被康黨移花接木嫁接到了絕命詩中。證據就是:譚氏應詔赴京時,唐才常為之餞行,譚氏曾口佔一絕:「三戶亡秦緣敵愾,勛成犁掃兩崑崙」--所謂「三戶亡秦」,乃明言此行目的,是陰謀推翻滿清之暴政,「崑崙」非獨指高山,亦有「華夏」之意。

除篡改絕命詩之外,康黨還捏造了一份譚氏的絕命血書。內有「傷心君父,……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憤,剪除國賊,保全我聖上」、「受衣帶詔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鈞一髮,惟先生(指康有為)一人而已,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嗚呼!……嗣同為其易,先生為其難……」等語。渾不顧譚氏畢生仇恨滿清皇族之政治立場,必欲將其打扮成光緒之忠臣烈士;更無視譚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離京之事實,反杜撰出「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等肉麻語。與康黨一同逃亡的王照後來披露,這份血書,是梁啟超、唐才常、畢永年三人密謀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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