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內秘辛 毛私人醫生的書為什麼一誤再誤(圖)
1984年，李志綏夫婦在中南海。（網絡圖片）
1995年4月底，舊金山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頒發一年一度的「民主人士獎」，台灣作家柏楊，香港立法局議員陸恭惠、中國人大副教授丁子霖和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成為當年的得主。
李志綏的長子李重、長媳楊八林代表已逝的父親來領了獎。由於李志綏的書獲了獎，再加上李重夫婦到場，很多與會者的談話中心圍繞著李志綏的書。
大家都為李志綏的突然病逝而深深惋惜。北京中南海厚重的城牆後面沉澱著太多的秘密，在以言獲罪的中國，沒人敢說。在海外，由於人們知之不詳，寫出的有關書籍大多只涉皮毛。在中南海住了22年之久的李志綏知道大量的牆內秘辛，可謂紅牆歷史的主要見證人之一。但他剛剛寫出了第一本書，還沒來得及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故事告訴世人，就長辭了。
中國記者不夠新聞敏感
據李志綏在1995年3月號《開放》上發表的文章說，《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早於1989年11月就已寫完。該書於1994年10月才得以出版，中間隔了整整五年。在海外這樣的資訊高速運轉的世界，為什麼這本書的出版用了這麼長的時間？如果這本書早幾年出版，李志綏就會著手寫第二本書，也有可能寫出第三本。他去世前，正在寫作第二本書，書名是《中南海回想錄》。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的拖延出版，直接影響了李志綏的繼續寫作。而他的「繼續寫作」沒能實現，使中南海的很多秘辛未及曝光，實在是中國人的一大遺憾，更是研究毛澤東和共產世界的歷史學家們的重大損失。
李志綏的書的出版過程可謂一波三瀾，被一誤再誤
第一誤出在名記者陸鏗身上。據陸鏗說，1989年7月在洛杉磯西來寺舉辦的祝賀陸鏗70壽辰聚會上，原日本《朝日新聞》駐北京支局長吉田實曾對陸鏗說，他剛剛從芝加哥趕來，在那裡拜訪了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當時被幾百人祝壽聲熏得飄飄然的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陸鏗，並未將這句話放在心上。現在陸鏗回憶此事，追悔莫及，認為是做記者的失職。他說，如果那時接觸到李志綏，不僅可較早地訪談出中南海的秘辛，還可以幫助李志綏的書早日出版。按時間推算，陸鏗在得知李志綏在美國的消息時，《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已寫有一半。事隔五年，即1995年初，陸鏗在洛杉磯才與李志綏第一次見面。李志綏第一句話是「我知道你。」可能就是當年從日本記者吉田實那裡得知的。
歷史學家不提供幫助
第二誤出在名歷史學家余英時身上。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撰文說，1989年「六四」事件後，李志綏曾寄給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一封申請信，詢問能否支持他到普大來寫作一本關於毛澤東私生活的書。當時普林斯頓大學已有「中國學社」，給一批中國民運人士和學者提供研究經費，但余英時卻拒絕了李志綏的申請，認為「由普大來支持這樣一種寫作計畫是不恰當的。」按時間推算，李志綏給普大寫信時，他的書已寫了一半。如果當時余英時能夠支持這一寫作計畫，這本書的中文版早就會問世。余英時是歷史學家，又是堅定反共的學者，寧願在「中國學社」養著一些長期寫不出什麼有份量東西的民運學者，卻拒絕支持在中南海做了22年保健醫生的李志綏來寫一本毛澤東的書，實在是有失歷史學家的判斷能力。
而更令人遺憾的是，在李志綏的書拖了五年之後才得以出版，他剛剛著手寫作第二本書就突然病逝，更多的中南海秘辛未及面世的情況下，余英時教授卻在《開放》上（1995年3月號）撰文說，對當年拒絕李志綏的申請不後悔﹕「我們現在仍然覺得當時的決定是對的。」而在同一篇文章中，余英時卻高度評價李志綏的《回憶錄》，他寫道﹕「在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這三個混世魔王中，關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私生活都沒有第一手資料的記載。只有李志綏的《回憶錄》比較詳細地記錄了他在毛澤東身邊22年的見聞。這是最可慶幸的。這部書的史料價值將隨著時序的推移而愈來愈增高。」
既然余英時先生如此看重這本書的價值，為什麼對自己當年沒有支持這本書的寫作有點反省精神呢？在中國人中，到處都是堅定的「不反悔者」。海外有些著名的中國知識份子，撰文明言「當年加入共產黨不後悔。」有的給北京政權的高官們寫信，「以尊嚴交換回國通行證不後悔。」正如作家柏楊所總結的，中國文化就是死不認錯的文化。余英時這樣有聲望的知識人也不能脫俗，令人遺憾。
聯經出版社老闆水平太低
第三誤出在台灣的名出版社身上。李志綏在洛杉磯接受陸鏗採訪時抱怨說，他的書寫好後，轉輾半年，都找不到一家中文出版社肯接受。他曾將書稿投給台灣聯合報出版系統，但不受歡迎。最後勉強同意出版，但答應給的稿酬，少到像是要羞辱作者的程度。陸鏗不久前在台灣探訪到此事內情：李志綏的書投寄給了臺北的聯經出版社，該社屬於聯合報出版系統。但當時的聯經出版社負責人劉國瑞認為此書和《達賴喇嘛傳》差不多，沒什麼意思，最後退了稿（不知劉指的是哪本達賴喇嘛傳）。聯經出版社是台灣著名的大出版社，它的負責人視這樣一部有歷史價值的書為沒意思，實在是缺乏中國政治知識的常識。即使從市場銷售的角度，這位負責人也是專業水平太低。
「中國不通」拖誤出版
第四誤出在英文出版上。李志綏的書寫好後，找中文出版社幾次踫壁，最後才找到美國蘭燈出版社（Random House）談妥。在該出版社幾經挑選下，此書中文原稿由美國底特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鴻超翻譯成英文，最後由美國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進行英文改寫和增刪。但這種「搭檔」翻譯和改寫對李志綏書稿的原始質量有一定影響。一是戴鴻超來自台灣，對中國大陸複雜的政治背景的瞭解總是隔了一層。而石文安雖寫過幾本有關中國的書，但她不能直接熟練地閱讀該書的中文原稿。當然，美國的很多所謂「中國通」都是看不懂中文的。不能直接、大量地閱讀中文報刊書籍，藉助於別的語言來間接地研究錯綜複雜的共產中國，這種研究成果的正確性往往大打折扣。美國的「中國通」們的漢語水平，導致他們經常在研究中國問題上出錯。這也是他們有時被人譏為「中國不通」的原因之一。
1994年10月，石文安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就此書內容做演講時說，此書所以拖了這麼長時間還未出版，是因為蘭燈出版社要對書中提到的與毛澤東有過「性事」的女性名字進行法律處理，以防將來吃「誹謗」官司。但此書問世後，人們看到書中提到的這種女性名字很少，其中談論毛澤東私生活的文字也只有二十多頁，僅佔全書六百多頁篇幅的三十分之一。所以「法律處理」應該不是一個很長的過程。而中英又互譯、又改寫、又增刪，同時英文編輯又無法直接閱讀李志綏的中文原稿，都使該書拖延了很多時間。
《回憶錄》的三分之一被刪掉
李志綏的《回憶錄》由蘭燈出版有它的優勢，因為蘭燈是美國著名的大出版社，將此書同時出版了14種文字。但也給李志綏這本書帶來損失。例如稿酬，只給了50萬美元。這在美國出版界並不是大數字，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爾將軍離職後寫了一本回憶錄，內容並無驚人之筆，預付稿酬就是600萬美元。對李志綏的書的歷史價值和銷售效果，蘭燈出版社是清楚的。該社總編輯埃伯斯坦（Jason Epstein）說，「世界歷史上，在一個獨裁者身邊達22年之久，除了李志綏，找不到第二個人。」這也是為什麼蘭燈出版社僅見到這部書稿的頭兩章，就立即拍板，並囑李志綏不要再與其他出版社接洽。李志綏幾次在中文出版上踫壁，顯然對於蘭燈能同意出版心存感激，不僅在稿酬上沒有討價還價，在保留中文版權上也沒有堅持。據李重說，該書的翻譯費要李志綏自己付；英文改寫費李志綏也要負擔一半。
由台灣「中國時報」出版系統所屬的「時報出版」出版的此書中文本，是該社向蘭燈購買的版權，然後譯成了中文，並不是原來的中文原稿。這裡的損失在於，李志綏的中文書稿在改寫成英文時，被蘭燈出版社刪去了三分之一。而根據李志綏與蘭燈簽署的合同，此書的中文版只能據英文版翻譯，不可以將刪掉的三分之一原稿再出版。刪掉的三分之一內容到底是什麼，讀者無法知道，根據合同，這些原稿的版權已永遠屬於蘭燈出版社，而該出版社不會再將這些原稿出版。據說蘭燈出版社將來可能會將這些刪掉的原稿放到美國的一家圖書館，但禁止做商業性使用。
另外，由於此書是「時報出版」自蘭燈買的版權，因此不論此書中文版賣出多少，李志綏都得不到中文版的稿酬。而僅在紐約中國城的一家規模不大的「世界書局」，就已經賣出了一千多冊。該書店的經營者說，就個人著述而言，李志綏的書是他的書店賣出數量最高的。
隻言片語都是史料
在李志綏的長子李重代他父親領獎時，評選人陸鏗好奇地問李重為什麼起了這樣一個名字。李重在致詞時說，他的名字被江青和毛澤東都問及過：一次是在北戴河，江青問他為什麼叫李重，並不等回答就自言自語地說，「重重迭迭，你的弟弟應叫李迭。」而李重的弟弟叫李二重，確實也是重迭的意思。1971年林彪事件時，毛澤東曾向人打聽說：李醫生的兒子取名李重，重是千里，志在千里，李志綏是不是有野心？而這樣的小故事李志綏的《回憶錄》並沒有採用。也許他認為沒有什麼價值，但歷史學家卻可從這樣的小事上觀察研究毛澤東的懷疑症狀已到何等程度。
李重在聊天時還提到，他父親一直服用強力安眠藥。李志綏在《回憶錄》中提到毛澤東、江青都一直大量服用安眠藥，但沒提及他也是如此。據李重說，中南海的人幾乎沒有誰不吃安眠藥的，楊尚昆、汪東興和鄧小平的妻子卓琳都是安眠藥長期服用者（報端不久前還有卓琳因為過量服用安眠藥被送往醫院救治的報導）。中南海那種詭秘殘酷的政治鬥爭，使紅牆內的所有人都神經緊張，很少有人不失眠。李志綏1988年來美後，經常讓朋友從北京給他捎來「速可眠」等藥，因強力安眠藥在美國市場買不到，美國醫生一般不准人使用。而普通的安定、安寧等安眠藥物，李志綏吃了已不起作用。李重說，他父親有時正吃著晚飯，突然「撲通」一聲就從椅子躺倒在地上，睡了過去。李志綏為了晚上能盡快入睡，在晚飯前就把「速可眠」吞了下去，有時藥勁兒來得快，就出現這樣的情況。從中南海大牆內人人靠安眠藥入睡的「小事」上，人們也可對中共內部的「神經緊張」窺見一斑。
李志綏一生從醫，不是史學家，雖然他可能無法準確地把握他經歷的哪些日常政治活動和觀察對歷史學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價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知道的比他寫出來的不知多多少倍。因此他的書稿被一再耽誤出版，導致他沒有充分信心和精力去寫作第二本或第三本，實在是中國人的巨大損失。中國人把明顯編造的《叫父親太沈重》當真事兒而發了一陣燒，卻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耽誤了五年。這一點值得海外的中國新聞記者、歷史學家和出版界人士引以為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