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最昂貴的藥品(圖)
——為什麼我們不是藥神
在臺灣，不論是誰，都不用擔心吃不起格列衛。（圖：臺灣全民健保/中央社）
【看中國2018年7月12日訊】大熱電影《我不是藥神》裡面有一句很戳心的台詞：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叫做窮病。這句話對了一半。說對是因為貧窮確實不僅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還會實實在在限制我們生命的長短；不對呢，是因為它並不是決定生死的唯一、甚至是重要因素。
洋人的例子我們且不談，就談談海峽對岸，我們同胞，臺灣的醫療制度。
臺灣醫保的正式名稱是：全民健康保險。口碑好到什麼程度呢，早在2005年，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就曾經為之打call，極力主張美國移植臺灣經驗。大名鼎鼎的《紐約時報》去年還專門推介，呼籲政客重視。每年都有大量的美國病人去臺灣就醫，特別是大病——因為諸如器官移植這樣的需要巨額費用的大病，在臺灣的開銷僅僅是美國開銷的五分之一。而且醫療水平和服務並不遜於美國。
臺灣底層民眾曾經也是看不起病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經濟迅速騰飛，但是社會福利制度卻遠遠落後。雖然有勞工保險、軍人保險、公務人員保險等多種社保，但是覆蓋面仍然有限，不能惠及各個階層。臺灣當局遠見卓識，沒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從長遠著想，為根本計，邀請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當時任美國衛生福利部醫療保險精算局局長的蕭慶倫（出生於北京）赴臺，為臺灣設計一種能夠為全民提供有力保障的醫療制度。
經過長達七年的規劃，蕭慶倫根據臺灣實際情況制定的規劃出臺。從1995年開始實施。制度的核心是根據國民經濟能力，區分為六類保險對象，對應不同的健保保險費負擔比例。簡而言之，有錢的人自己多負擔健保保險費，沒錢的人少負擔甚或不負擔保險費。根本目的在照顧中低收入的國民。
舉個例子來說，第一類的公務人員，他們的保險費用30%是被保險人本人要付，其他的70%的費用，則工作機構付給。而第五類的「低收入戶」保險對象，健保費用百分之百是由政府付給。但不論那一類別，交的保險費雖然不同，去看病時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一樣的。正因為實惠和平等，早在2012年，臺灣民眾入保比例就已經高達99.89%，是真正的全民保險。而一個四口的家庭每月約支付3000台幣（660元人民幣）的保費，約為平均家庭收入的2%。民眾上醫院看病，只需攜帶自己的健保IC卡，就可以到任何醫院看病，臺灣各地的醫院憑著IC卡，即可為病人辦理看診或住院手續。
根據臺灣衛生福利部的數據，這項制度的支出，約佔臺灣全年GDP的5.5%－6.9%。這個比例在實施醫療保險的國家中算是偏低的——遠低於美國的15.3%。2017年的總支出為換算成人民幣約為1430億。其中政府負擔為59.5%約為858億元。相當於公共財政為每位臺灣人負擔3700元。更為神奇的是，在2010年的最近一次保險費上漲之後（這只是第二次），這個體系居然出現盈餘。
臺灣的全民健保也許不是完美的，但是卻已經足夠成功。它在一個GDP僅僅和四川省等同的地方，為2300萬臺灣人民證明了「病有所醫」是完全可以實現。在這裡，不論是誰，都不用擔心吃不起格列衛。
其他的，還需要什麼論證嗎？
回過頭來說說《藥神》這部電影。當然，毋庸置疑，這在中國爛片遍地的環境中，絕對是鶴立雞群的漏網之作。它所展現出來的畸形的法理之下，普通的小人物的利益的掙扎和人性的覺醒，恰是當下感受得到，卻又無法說出的普遍疼痛。但是因為很早看過同類型的好萊塢神作《達拉斯買傢俱樂部》，所以看《藥神》的時候，難免會進行對比。比如立意還可以提高——藥企的妖魔化就不符事實。因為從臺灣的例子就已經足夠說明，中國人吃不起格列衛更多的是醫療體系，藥品體系的失敗。真正賺大頭的，誤人性命的，還真不是藥企。
我歷來不喜歡那些對商人講道德的指斥，因為在商言商，奉公守法就是最大的道德，再苛求藥企自我犧牲，那樣其實是洗白政府責任和混淆市場選擇。當然，可以理解，《藥王》不能簡單和好萊塢電影對比——畢竟人家是沒有過審這一說的。能在關注殘酷現實的同時，講好一個故事，擺正價值觀，這就已經非常難得。
其實我最想說的是，如果一個社會需要普通人成為藥神，那本身已經悲劇。
因為，制度才是最昂貴、也是最見效的藥品——它救得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國人。一款救命藥能不能真正的救命，不在於它在哪個地區生產銷售，而在於它面對的是什麼制度。在某些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它不過百元；在某些國家，它才會高達4萬。
看不到這樣的制度，比吃不起救命藥更為可悲。
如果在延伸說一下，我們需要的已經不僅是一個可以戰勝生理疾病的醫療制度。更需要一個可以戰勝社會層面頑疾的制度。因為等待拯救的不僅僅是病人，而是國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