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幼童慘案後，極端輿論也在製造悲劇(組圖)
【看中國2018年7月2日訊】6月28日中午，在上海浦北路發生無差別砍殺路人事件，兩個小男孩經搶救無效死亡。
據徐匯警方通報，犯罪嫌疑人被當場抓獲，其自己交代行凶是「因生活無著產生報復社會念頭」。
普通人對這種惡性事件的情緒，已經無須贅述。突如其來的悲劇，也讓整個上海陷入了悲傷。
當天事發後，不斷有上海市民自發前往浦北路，點燃蠟燭、送上鮮花為無辜逝去的孩子送行。市民們自發的弔唁行為令人感動又敬佩。
悼念無辜逝去的孩子（網路圖片）
或許這是上海這座現代都市裡，公民意識覺醒的又一次側寫：能對無辜陌生人的受害表達哀悼，自覺地體諒他人的痛苦並訴諸公共輿論，意味著「我」不再只與「我」有關。
當然，當這樣突發的惡性事件發生時，任何有最基本正義感的普通人都很難不與之共情。也正是因此人們才陷入恐慌與焦慮，為受害者悲憤，也為自己可能面對的安全隱患而不安。
可以觀察到的是，在各種激烈的聲音中，有一種極端的、情緒強烈的聲音漸漸地壯大起來，在這次事件中成為民意的主流：
「我不要瞭解任何關於凶手的背景，你也不要拿給我看。」
這樣的聲音，指向的是針對極端事件中犯罪份子進行的新聞報導，或基於一些事實進行的分析。經過輿論場長時間的混戰，任何這樣的嘗試，都已經被一部分人情緒激烈地蓋章：
誰只要去挖掘他背後的故事，就是同情凶手，洗白凶手，為他的罪行辯護……
曾經最好用的金句是天海佑希女王的「心弦一根不剩」論，最近又有了新的截圖，看起來更好用：
然而，每每這樣的悲劇發生後，輿論立下的規則就是對的嗎？
旁觀者們不是要以純醫學知識面對刑事案件的法醫，更不是法庭上的法官。如果自作多情一點，也許可以算是輿論場中的陪審團——象徵著法制精神與倫理道德在普通人中的滲透。
但我們不願意見到的是，在類似悲劇的累積下，當普通人被憤怒和恐懼支配時，是過於非黑即白的思維開始佔了上風——
只要看到關於殺人犯的報導中提到鄰居對他有正面看法，看到挖掘罪犯過往人生中不全然是消極、惡毒的因素，看到網路大V對此人所衍生的社會問題發出感慨，不分青紅皂白就要開罵：
「是不是洗白？為什麼同情他？為什麼幫他找藉口？聖母！」
在這樣的認知中，所有犯罪的人，就必須是一點都無法把握的天生殺人狂。這類人的確存在，可我們並沒有理由去一刀切，扼殺所有惡性事件中主人翁以及他所呈現的問題被研究、被探討的價值。
「一談到罪犯本人就一定是洗白」，本身就是巨大的偏見。犯下罪行的人一方面當然要受到法律的嚴懲，另一方面，他們所謂的「背景故事」也許藏著某些社會問題的警示，也許它可以成為犯罪土壤的研究對象。
這種反思是對無辜之人的負責，是對所有與凶手有相似處境但隱忍不發之人的負責，在有些人眼中它卻統統成為「你在誇讚凶手」、「你在為凶手辯護」。
我們可以期待這種聲音要負責、專業、有理、克制，它也的確應當如此，但一味摀住耳朵「我不聽，你不許」，是最沒有好處的。
因為那樣久而久之，我們的社會反而失去的更多——大眾失去了理解人性複雜、社會複雜的意願和能力，可是社會會按照二元對立的思維運行下去嗎？不會。
那麼當一次次的事件後，原因只能歸結為「他變態」、「報復社會」這簡單而又沒人真正理解的字眼，實際上在承受恐慌和危險的人是誰？不言而喻。
更讓人不想看到的情況是，普通人對此束手無措又渾然不知問題的癥結，只好開始互相仇恨彼此。
每次類似的事件，只要一出現那些敏感的元素，焦點就立刻自發地被轉移。這一次的悲劇中，也不例外。
聽說遇難學生的學校是什麼情況後，充滿仇富情緒的惡意出現了，全無對無辜死者和家屬的尊重，比如這樣的言論↓↓↓
人人自危的恐慌感中，上海本地人和外來人口的矛盾也被激發，互相排斥、互相攻擊的惡毒言論隨處可見。
甚至情緒的衝動帶來了一窩蜂這樣的言論：「恢復收容遣送制度刻不容緩！」
一場悲劇的代價如此之大——無辜的小生命逝去，家庭破碎，社會上不同的人群也因此被撕裂，甚至價值觀開起了倒車。
這些激烈的言論都是以自己個人的處境為唯一出發點，明明人們都是手無寸鐵的普通人，卻將仇恨的炮火轉移到彼此身上，不停攻訐、謾罵，甚至不惜開始為落後的、曾經付出過人命代價才得以更改的制度叫魂。
對生命的尊重，對人的遷徙權利的基本認知，統統在罵戰中倒退回不配稱之為文明的狀態，誰能想到可悲的命案後還有著這樣可悲的後續。
如果說每一次輿論風波都是在促進真正的公民意識形成，那麼很不幸，網友和市民自發對受難者的致哀，只是一個太小的起步，它的阻礙還有太多太多。
或許那些失去理智的人，歸根結底也都是可憐的：人們之所以將自己收縮在極小的空間裡，極力地排除異己，做出自以為能自保的姿態，本質上還是源於對不確定性的恐懼。
這種不確定範圍越擴大，越容易激發人們本能地抄起最簡單熟練的價值觀到處揮舞，試圖滅敵於漆夜。
每個相信正義的普通人，真正的共同敵人是「惡」，人們卻越來越不敢相信彼此締結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能有效地從土壤入手遏制「惡」的繁衍。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拒絕複雜」的價值觀才會大行其道。正是因為知道一切太過複雜，才情願選擇最簡單粗暴的結局，「什麼也不要說，直接把這人渣極刑處死就好」。
官方通報，民間致哀，就這樣有條不紊地逐漸完結這次的悲劇，或者說，每一次。
但危險的是，輿論自覺地默許所有這些惡性事件都不要和更廣闊的背景發生聯繫，不得發聲、不得思考，那麼真的需要挖掘社會問題根源的時候，又該如何？
我們現在面臨的局面，已經足夠令人沮喪。一次次地從恐懼到焦慮、再漸漸遺忘，因為每個惡性事件之間不被允許有更深層次的關聯，永遠以極端、突發、惡劣的面貌快速出現，又快速消失。
被摀住嘴的沉默，從來都不是紀念的好方式。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