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高考，卻沒人看見(組圖)
又是高考時節(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6月16日訊】編按：談及高考故事，所有的媒體都會關注狀元、985、211，但是每年能考生這些重點高校的，不過是百分之幾的考生，那些絕大多數的、上不了重點甚至上不了大學的考生，被輿論習慣性地忽略了，彷彿他們從未出現。縱使每年都有不少這樣的學生為此走上絕路，結束了年輕的生命，他們也不會被人重視……然而，能上重點的，絕大多數來自精英階層，最終落榜甚至自殺的，是懷著改變命運夢想的底層。這樣真的公平嗎？
一
每年高考時節，全社會都注視著高三學生，媒體們也不斷渲染「警察為考生開路」「媽媽為孩子‘旗開得勝’穿旗袍送考」「工作人員為父母送水」之類細節，一時間呈現出一幅含情脈脈的場景。可是，作為中國年輕人玩命廝殺的競技場，高考實際上毫無溫情可言。
6月7日，即將開始高考的一個河北男生跳樓自殺。早晨七點多，男孩的母親外出給他買早餐，回來時，他已經從陽臺跳下。據報導，這是他第三次參加高考。
接下來的一月，各地都會忙著給高考勝利者慶祝，關於高考狀元的神話將層出不窮。而這則幾乎沒有引起人們注意的新聞，很快就會消失在信息流之中。
可是，新聞背後的東西，還會像幽靈一樣四處遊蕩，揮之不去。
學生的自殺事件，早已是學生之間公開的秘密，尤其是在高中階段。
由於新聞封鎖，或是擔心自己說錯話，對於這類事件，人們都假裝不曾發生。因此，學生自殺的事情幾乎沒有得到嚴肅統計，更沒有過集體反思。但類似事件從沒有真正消失過，尤其是在高考前後。
在一個階層固化的年代，人們把上升的希望寄託於高考，因而對這個殘酷的制度期許了太多善良願望。悲劇把美好的東西打碎給人看以驚醒眾人，本文也想還原高考的殘酷原貌，打碎虛偽的溫情。看清真相是殘酷的，但未必沒有用。至少，真相，可以避免有些人輕易付出生命。
二
2017年6月，幾乎所有媒體，都在紀念恢復高考40週年。40年前高考成功的老前輩們，紛紛現身說法，追憶那場改變自己命運的考試。澎湃新聞還採訪了一系列上海的成功人士，「他們中有仁心仁術的醫生，有著作等身的作家、有培育一代又一代學子的教授……」
媒體人似乎沒有意識到，所謂的「改變命運」本身，另一面恰恰是社會等級制度的魅影重現。人們感謝高考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並非是因為高考本身，而是因為在考試結束後的四十年裡，社會展現了越來越清晰的分化。剛好，藉助高考，成功者站在了社會等級的前列。
如果媒體去採訪那場高考的失敗者，特別是在高考以後，下崗分流、進城務工，下海經商的失敗者們，他們會得到完全不同的故事。這些人的故事會告訴我們，高考並沒有那麼大的魔法，魔法產生於嚴苛的社會等級。他們的失敗並非由於40年前的那場考試，而是由於這40年裡的社會變動。
實際上，40年前那場高考的錄取率只有5.8%，578萬人中錄取了27.3萬。誰的故事更有普遍性，難道不是很清楚嗎？
如果歷史並非如此，如果社會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沒有出現劇烈的分化，40年前的這場高考，就不會留下那麼刻骨銘心的烙印。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這個在今天當作笑話來講的句子，卻是四十年前那個相對公平社會的寫照，至少是當時人們要建設的社會的寫照。在那種背景下，高考最多是改變了人生道路，而不至於有「改變命運」之說。
高考成為公平的招牌，恰恰是以社會不公平為背景的。換句話說，只有社會越不公平，人們才越覺得高考公平。
社會差距越大，人們越臣服於高考的公平魔法。
但，這種魔法逐漸失效了。
三
一個人狂熱懷念過去，大多是出於對現狀的不滿。回憶40年前高考的所謂「公平」，不正是由於現在的高考已經不公了嗎？
一個孩子在高考中獲勝，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持續投入。但是農村孩子，農民工的孩子，城市工人的孩子，他們所得到的教育投入，和中上層家庭的孩子完全沒有可比性。
2013年一考生查完成績後寫下絕筆信自殺身亡（網路圖片）
高考需要精密的計畫、準備，嚴格的時間安排，計畫和準備越早越好。中產家庭的孩子從小學就開始規律性補課，而農村孩子直到高中才開始學習制定學習計畫。憑一張考卷決定勝負的高考制度，對於社會底層沒有什麼公平性可言。這是為中產階級量身定做的考試制度。
可是，中產階級也感到，高考的魔法逐漸失效了。
高考制度正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在學習層面，大學的中心舞臺屬於競賽生、自主招生錄取的學生。每年北大清華的自主招生、博雅計畫、領軍計畫，幾乎沒有農村孩子什麼事，進入這些招生渠道的學生，也大多來自大城市，至少是中產的上層。
而大學招生體制越是朝著申請制轉變，大學越是考察學生的「綜合能力」，中產階級的中下層也就越被趕出這塊競技場。
傅高義考察了恢復高考的歷史，他在書裡寫道：
「……在各級建立了一套高度競爭性的精英考試制度，從小學到大學直到官場。他的目標不是促進社會平等，而是挑選最有才華的人，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機會。」
「1977年恢復的統一高考制度，並不是專門為選拔幹部而設，而是一種為各行各業的大機構選拔最有才華的年輕人的制度。」
「他留給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種精英主義的幹部選拔制度，它遵循著與帝制時代同樣的通過考試選拔幹部的原則。」
一句話，高考和社會公平沒有太多關係，以前沒有，以後更沒有。人們之所以長期將其視為公平的象徵，只是因為他們在社會分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如果考生能明白了這一點，其實沒有必要為高考的成敗傾注那麼多感情。
在我看來，一個人因為考上北大而得意、自傲、自我吹噓，或者一個人因為高考落榜而喪失自信、絕望乃至自殺，都只是他少不更事的表現。他缺乏社會和歷史的知識，錯以為自己應該承擔本該歸屬於社會的責任。
但是，很少有考生明白這一點。去年，北京文科狀元熊軒昂對媒體說，現在的狀元都是家裡條件很好的，農村孩子得到的資源太少，人們無不稱讚他的機智。但實際上，對於整天學習的學生來說，特別是學習社會歷史的文科生而言，這本該是對當下社會的正常判斷。
圖片來源：秒拍
在學生高考崇拜的背後，運作著一套扭曲的高考價值觀。這套價值觀，對學生自殺事件，要負主要責任。
四
大部分人其實很清楚，社會正在「重新階級化」。
儘管高中生或許還未曾聽說「階級」一詞，但他們對高考的理解，卻根植於這一社會背景。
肩負著培養年青一代責任的學校，本可以塑造新人，引導孩子們建立起對社會的全面認識，在批判中理解，在理解中批判。通過理解世界，以期孩子們完善人格，確立自我認同，樹立宏大理想，謀求改造世界。這一任務非常急迫。
但是，高考的價值觀完全與之相反。社會？自我？思想？批判？不存在的。考上了，你就是強者，考不上，你就是loser。這種對人本身極度不尊重的價值觀，往往會在某一時刻直接摧毀失敗者的自我意志。我有一個朋友，兩次高考失敗，第二次失敗後，他在家裡拒不出門，他跟我說，當時的感覺：「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可怕程度可以想像。
面對社會的壓力，高考的價值觀完全是犬儒的和個人奮鬥式的。「進清華，與主席總理稱兄道弟；入北大，同大家巨匠論道談經」，在這種典型標語中，高考的成功被置換成對權力的膜拜和對名人的臣服。精緻利己主義者的根子，正在千千萬萬的高考考場上潛滋暗長。
市場經濟的叢林法則，在高考中也演繹得淋漓盡致。「提高一分，幹掉千人」，在高考的機制裡，所有人都是你的對手和敵人，進入考場，就必須打敗他們。彷彿一切都是次要的，個人品德、自我認同、心理健康、遠大理想、批判思維，都必須臣服在分數腳下。
高考所教給孩子們的價值觀，就是不批判，不多想，默默地做題，默默地忍受，默默地等待，說是奴隸道德也不為過。
很多學生試圖反抗這種價值觀，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在一些不那麼主流的學校，有些學生會非常鄙視學習好的人。他們會不斷論證，很多學習好的人都做不了大事。還有的人，會主動輟學，逃離高考。自殺也是極端的反抗形式。
可是這些反抗最後往往歸於失敗。正如前文所說，高考制度的背景，是社會等級的魅影重現。真正逼迫學生的，並非高考制度，而是使得高考的扭曲價值觀得以正常運行的社會變化。
我非常同情那些在高中時代匆匆結束自己生命的人，但必須承認，他們的反抗是毫無意義的。正如河北男孩的新聞很快就會淹沒在信息流裡，所有試圖用自殺來反抗高考體制的孩子們（每個學校大多都有那麼幾個可憐的孩子），都將殘酷地消失在歷史中，驚不起一絲波瀾。
五
討論高考，我們習慣性陷入兩種邏輯謬誤。
2017年6月的媒體渲染高考回憶，避開五百多萬落榜生，用百分之五的成功者去為他們代言。這叫倖存者偏差。舉個例子，如果一個北大學生，他環顧四周，不禁感慨，北大挺好考的，我的同學不都在北大上學嗎？你會認為他很傻。但澎湃新聞刊發恢復高考40年系列報導時，很多人卻覺得挺感動的。
另一種是非此即彼。當我開始質疑高考機制，馬上有人說，你質疑了又能怎麼樣？廢除高考是不可能廢除的，這輩子都不可能廢除的。廢除了高考，社會最後的上升渠道也沒有了。如果在這種邏輯謬誤下思考，就沒有任何嚴肅討論的可能了。
展現高考的殘酷一面，不僅是要展現高考自身。
在肅穆的考場裡，社會等級的意識形態正在四處遊走，在年輕人內心建立起它的統治。這是一場自詡公平的考試，卻正在打碎教科書上所有關於公平的教導。這場考試，正在公開地把人分為三六九等。
高考背後的運轉機制，才是所有高考生，都要面對和著手解決的問題。
理性地認清這個問題，那些在高考中試圖自殺的人，就會明白高考根本不值得任何人為之死去。
不管是高考所謂的「成功者」還是「失敗者」，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不管有沒有高考，考沒考上大學，都沒辦法獲得歷史意義上的（也是真實意義上的）成功。
參考文獻：
[1]澎湃新聞：上海作家趙麗宏憶40年前高考：圓了童年「上大學」的夢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1565
[2]程中原等：《1976-1981年的中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6-77頁。
[3]【美】傅高義：《鄧小平時代》，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649-650頁。
[4]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