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本和策劃》——中國強迫電視認罪的幕後(圖)
維權律師王宇被認罪（視頻截圖）
【看中國2018年6月15日訊】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揭露中國使用秘密監禁的書籍——《失蹤人民共和國》發布後廣受好評，現時保護衛士再發布迄今第一份研究中國實施強迫電視認罪的開創性長篇中文報告。該報告是對四月發布的英文報告的中文翻譯版。
通過對中國使用強迫電視認罪的受害者進行廣泛的採訪，以及受害者本人的書面證詞，該報告為大眾打開通往強迫電視認罪幕後的大門。在該中文版報告中，讀者將讀到中國親歷者更有力量的親筆中文講述和證詞（英文版為翻譯版）——他們被錄製視頻的經過，遭到的威脅和酷刑，他們的掙扎和心情起伏，認罪所帶來的後果等。該報告揭露了為使人們上電視「認罪」，當局所使用的酷刑和威脅——它往往在案件進入任何庭審之前，且幾乎總是在被正式逮捕之前。報告中揭示了這些電視認罪是如何被製作的——從警察扮演導演，寫下問題腳本給記者提問，到強迫嫌疑人按照規定的答案回答。它揭示了這些電視認罪被廣播之前的剪輯和後期製作。
該報告揭露了在「政治性質」的案件，比如律師、記者和NGO員工，和非政治性質的嫌疑人，比如殺人犯和毒品交易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不僅是體現在電視認罪廣播本身，也體現在它們的製作過程。它也揭示了在那些涉及外國人的電視認罪中，或是有明確的外國目標聽眾的情況下，中國媒體的國際分支（尤其是CCTV）如何不僅僅作為被動的平臺，同時也作為與中國警方製作、剪輯和播出這些電視認罪的踴躍合作者——這些電視認罪往往是應對批評中國的直接外交政策行動。
通過該報告的發布，中國媒體是中國警方、中共和國家製作針對國內聽眾和作為外交政策宣傳的踴躍合作者的事實變得明確。該報告呼籲將中國媒體註冊為外國代理人，並針對中國國家媒體中負有責任的個人申請制裁。
自四月英文報告發布，迅速獲得各國媒體——從紐約時報到朝日新聞，從冰島到澳大利亞的廣泛報導，從社交平臺twitter上也收穫了大量的轉發和傳播。由於四月僅發布英文版報告，因此在並未專注於中文媒體深度報導的情況下，仍然收到大量來自機構以及網上期待閱讀完整版中文報告的聲音。因此，保護衛士通過對四月份發布的英文報告進行翻譯，現作為全球第一份全面分析中國強迫電視認罪的長篇中文報告發布。遺憾的是，當四月英文報告發出幾週後，中國再出一起涉及二位加拿大籍華人的電視認罪案例，因此這起最新的案例並未被包括在此報告的研究中。
自2013年7月，中國政府對被拘留者實施強迫認罪的行徑才開始受到世界的關注。當時第一例高知名度的認罪正在被廣播中：梁宏，英國製藥巨頭葛蘭素史克公司中國區的高級負責人，出現在中國國家廣播電視CCTV上，為他的貪污行為認罪。此舉不僅違反了中國法律中公平審判的權利，也違反了國際上多個人權保護法。從此以後，一個接一個的強迫認罪高調地被播出，包括多個外國國籍持有者，他們的認罪視頻都在中國的官方電視臺播出，有些案件則由香港的媒體播出。
《劇本和策劃：中國強迫電視認罪的幕後》分析了自2013年至2018年間被播出的45例電視認罪，採訪了十幾位遭到中國警方強迫錄製或試圖錄製電視認罪的人，他們包括認罪受害者、其家屬和其律師。這些認罪視頻是在被審判之前錄製的，而且甚至往往在被正式逮捕之前。該報告將展示中國的電視認罪通常是被迫，甚至通過威脅、酷刑、和製造恐懼氣氛所獲取的；警察往往支配和操縱供詞；以及在個別案件中顯示出有力的證據，證明這些認罪被用作對國內民眾的宣傳工具，甚至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在此項研究中的每一位受訪者都表示審訊人員曾強迫他們認罪。不過，認罪視頻將在電視上播出的事實卻遭到了隱瞞。在隱瞞中最糟糕的一個案例是，英國調查員彼得．漢弗萊（Peter Humphrey）當時只同意了會見報紙記者，但是接著他就被餵服藥物並鎖在一個籠子裡，等待被錄製認罪視頻。警方往往通過威脅（針對被拘留者或他們的家人）和身體或精神酷刑，製造出恐懼氣氛，以逼迫當事人認罪。在此報告中所分析的曾出現在電視認罪中的37個案例中，其中5位公開地收回了他們的認罪，許多其他人則以匿名方式對《劇本和策劃》的研究員表示收回他們的認罪。
受訪者描述了警察如何事無鉅細的掌控強迫認罪的過程，他們會安排被拘留者的「著裝」；寫下認罪「腳本」並強迫被拘留者背下來；指導如何「表達」他們的台詞——包括在一個案例中，被拘留者被要求流淚哽咽；在對結果不滿意時，他們會要求一遍又一遍的重錄。一位受訪者表示，他花了七個小時錄製，就為了幾分鐘的播出。
警方對導演電視認罪所做的努力也能從此報告研究的45例案例中看出，它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在看守所的設施下進行錄製，另一種，則是在2015年後變得更加普遍，穿著便服在看起來不太有威脅的環境下錄製。在這些案例中，對這些認罪視頻進行播出的媒體也踴躍地參與了視頻的製作，從使用警方提供的提問腳本，隱瞞認罪策劃的真相，到通過對警察和評論人員的採訪，描繪出嫌疑人有罪的形象，製作出手法老練的新聞播出。而且通常這些被拘留者並未被判有罪。
如果有人對這些認罪是為製造宣傳持懷疑態度，他們只需要閱讀知名的人權律師王宇為本報告提供的證詞，她的證詞內容詳盡，篇幅頗長。當時她因被捏造的罪名消失了十個月，在四月她剛做完乳腺手術的幾週後，王宇被強迫錄製一個認罪視頻，以此保護她的小兒子。由於在關押中的嚴酷待遇，她的記憶功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以致她無法記住警方要求她在視頻中要說的話。在持續幾週每次幾小時的多次重錄後，他們採取將她要說的內容放在電腦上的辦法，用很大的字體，就像提詞機一樣。但是最終的視頻還是不夠好，那個認罪視頻從沒被播出過。接著，王宇一直被關押到八月。
這些認罪的播出時間和內容也表明瞭它們通常被用作宣傳的目的——國內宣傳和國外宣傳都有。有的認罪播出是與大抓捕的時間吻合，比如2013年的新法律是為了阻止「謠言」在網上傳播；2014年夏天的運動則是針對毒品的使用，以及2015年7月發起的，針對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的臭名昭著的709大抓捕。其他的認罪則是在遭到來自中國大陸以外針對受害者的拘留進行批評後不久播出。這些認罪視頻的措辭為直接的反駁，比如認罪人否認被酷刑或遭到中國當局的綁架。此類認罪通常被用在外籍人士身上。其它宣傳的痕跡包括認罪人為中國共產黨、包括公安等黨機關和他們的行為感到驕傲或為它辯護。還有一類為譴責和歸罪那些被關押中或最近被判刑的同事或朋友。許多的這些認罪都發生在人權捍衛者、獨立記者、維吾爾族人和那些被視為共產黨的敵人或批評者的人身上。
中國的電視認罪讓人聯想到歷史上的暴力和有辱人格的政治迫害事件。它們被比作斯大林的擺樣子公審、中國文革的公開鬥爭大會，以及幾年前才被取締的做法——將嫌疑人帶到公眾面前進行羞辱遊行。電視認罪這種侵犯權利的行徑，在今天，只有像朝鮮和伊朗這樣的政權才會執行。他們剝奪了嫌疑人的應有的法律程序；侵犯了公正審判的權利，無罪推定，保持沉默的權利，不得自證的權利和受到保護免受逼供和酷刑的權利。這些都是基本人權，主要是國際習慣法的部分，無論條約批准如何，這些國際習慣法對所有國家都具有約束力。而在中國，它本身表面上已經有了明確的規定，在刑事訴訟法中，列明瞭公平審判的權利、不得自證其罪的權利、並納入了針對酷刑和強迫認罪的法律保護。所有的受訪人都表示他們沒有給予機會與律師會見商討他們認罪的事。在這份報告的認罪分析中，有18例為當事人被關押於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時發生，RSDL為一種在多數情況下實際構成強迫失蹤的關押行式，嫌疑人在此被隔離關押，且得不到任何程序保障，比如會見律師或檢查院監督。
中國對強迫電視認罪的使用值得得到全球迫切的關注。這種做法構成了不僅限於中國境內的侵權行為：受害者中也有外國人；來自中國大陸以外的私營媒體也被增選到錄製和廣播這些電視認罪的行列；而北京在對它的黨媒和官媒進行全球化的積極性推動——包括在那些禁止在國內使用的社交平台上。「講述中國的故事」意味著這些對人權的侵犯行為最終會裝扮成「新聞」的形式，流向世界各國的屏幕上。媒體組織在強迫認罪的劇本和策劃過程中與警察合作並播出這些供詞，無論他們是中國國家媒體還是私人媒體，都犯有和中國政府這種有欺騙性的，非法的侵犯人權行為一樣的罪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