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六四】香港新華社高層出逃海外之後(組圖)

新華社前社長許家屯六四後出逃美國，曾引起轟動。(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看中國2018年5月12日訊】(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香港主權移交過程扮演重要角色的中聯辦前身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文匯報以「開天窗」形式刊登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北京事後對支持學潮的黨員進行清洗，結果發生了轟動中港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出逃美國事件；此外，新華分社經濟部長陳哲生亦出逃法國。英國最新一批中港歷史解密文件，披露了當時的事件經過。

1989年春夏之際，大陸發生學運，許家屯默許當時中共政府的駐港機構支持學運。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中共下達戒嚴令翌日，新華社控制的《文匯報》發表了「痛心疾首」四字社論的「開天窗」事件，也間接動員了香港百萬同胞走到街頭抗議中共當局的屠城準備。

文匯報當時刊登的四字社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痛心疾首」開天窗 中共隨即政治審查

2011年當年的時事評論員程翔過香港《明報》撰文透露，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兼代理總編輯曾敏之，在中共宣布戒嚴後翌日深夜致電社長李子誦，主動提出以「痛心疾首」四字在社論欄目開天窗抗議，李子誦則與前總編輯金堯如商量，不過需要送往作為實質是中共香港工委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審批，而當時許家屯作為社長，與副社長張浚生均默認了刊登該四字社論的決定。

不過，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方面開始對支持學潮的人員進行清洗，據悉，中共黨中央要求所有駐外地機構的人員回北京匯報，實質是進行政治審查。在海南省長梁湘被免職後，許家屯感到威脅，決定出逃。並經由一早出逃美國的金堯如安排下逃到美國。199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了其中國共產黨黨籍。

不過，鮮少人知道有關人員出逃後的事態發展。根據英國檔案處最新解密檔案披露，在許家屯出逃美國後，陳哲生在1991年8月7日失蹤並出逃法國。當時新華社要求港英政府協助，尋找有關人員的下落，並表明不希望事件公諸於世。

英國外交部與港英政府當時曾就此事討論，其中時任英國海外發展國務大臣蔡雅嘉認為，按照出入境紀錄，陳已經「按其個人意願」前往巴黎，認為應該儘快處理中共當局的要求，以降低中方其後與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的會面中攻擊「在香港進行的反華和顛覆活動」，並為香港主權移交後爭取更大自治程度。

不過時任港英政府布政司霍德則強調，應該避免向中共機構透露個別出入境個案，以免其「習慣要求港英政府透露不公開的資料」。後來有媒體報導陳哲生等人出逃事件，最終中共當局的要求不了了之。

香港此後在每年6月4日均會舉辦六四紀念晚會，多年來從不間斷平反六四的訴求。(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六四後 中共加大力度統戰香港

六四事件是不少當時中共官員仕途的轉捩點，《明報》曾分析涉事的4名前新華社高層在「考驗自己良心和良知的課題」的最後決定，包括：提出者曾敏之在六四事件發生後「痛苦地掙扎了好幾個月，終於向現實低頭，『歸隊』了」；

李子誦「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在電視機鏡頭前宣布從此不再跟共產黨」；

金堯如「是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退出共產黨，遠走異鄉」；

而張浚生則是迅速『回到正確的路線來』，並且製造出一起《文匯報》事件來，以洗刷自己在『痛心疾首』問題上的錯誤（從中共立場看）決定。」

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前副社長張浚生，2月19日在家中心臟病發跌倒，搶救後不治，享年82歲。(圖片來源：新聞截圖)

而許家屯則曾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由新華社香港分社轉交。他在信中承諾不會泄露任何中共在香港統戰活動及地下共產黨的秘密，以換取自己在中國的家人能夠得到「寬容處理」，不過中共並無予理會。後來許家屯出版了《許家屯回憶錄》，披露了許多當年不為人知的、中共如何計劃掌控香港的秘密。包括第四章〈統戰之戰〉中，披露中共「港人治港」的原則，「首先，不能由北京派人來『京人治港』。其次，即使是地道香港人，但如果是公認的共產黨員，也不應治港。第三，即使有少數隱蔽的，即秘密共產黨員以港人身份參加治港，他們也要執行基本法與香港原有的法律、規則。如果黨那時有『指示』，不符基本法與香港原有法規，他應拒絕執行。」這些話語都透露，香港確實存在中共地下黨活動。

資深中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就曾指出，中共未在香港註冊，理論上不屬於合法組織，但中共正不斷用「溫水煮蛙」的方式，把內地「黨國不分」的政治文化引入香港。劉形容，近年來在香港發生的事件，反映中共在香港已經到了「明目張膽、毫不顧忌」、逐步在港建立中共「合法」存在的事實。劉指，王志民的言行及官媒的報道字眼，都預示中共官員在香港未來的活動會從以往的「遮遮掩掩」變得日漸公開化，而大部分港人在其逐步滲透和對思想的影響下，對此渾然不知，甚至認為是「正常的」。

另一方面，劉亦認為港澳工委等秘密組織至今仍不公開，但卻將活動曝光，是為了讓港人適應中共組織的「存在」，曝光的黨員多屬於官職者，而在港央企、國企的負責人及滲透於各界的黨員則以迴避或間接手法處理其身分，目的為在香港社會形成「中共存在是常態」的局面。

中共不願在港註冊的另一原因，是不註冊能夠避開法律規管，並毋須公開其人事或組織行動，使港府無法對其任何非法行為進行追究，變相放任其肆無忌憚地在暗中進行各種滲透、統戰、勾結黑幫、破壞社會穩定等行動，且毋須為此負上責任。

中共曾在主權移交前後在香港招收黨員，但數量不多，且有特別的「甄選機制」，並一直不對外公開。在回歸前加入中共於香港組織的地下黨、後移居加拿大的學友社前主席梁慕嫻，於2012年發布了《我與香港地下黨》的著作，揭露了中共地下黨在香港存在多年的證據和內幕。

梁慕嫻在著作中形容「原來『一國兩制』還有一塊東西在地下，中共用這個地下黨的人滲透入政府和各個機構，你明明有一個地下黨，卻不讓香港人知道。但是我知道，因為我就是地下黨員，所以我要頂證這件事」。梁指自己與中共無怨無仇，更曾是中共「培育」的對象，特意揭露此事是為了公義，更是因為當時看到「作為地下黨員」的梁振英競選特首。

梁慕嫻指出，可從其核心價值觀不同判斷一個人是否地下黨員。她形容，當時出任特首的曾蔭權「一定不是共產黨員，他可以選擇聽與不聽，但曾蔭權只是沒骨氣」，而「梁振英就一定是」，並指梁振英被問到六四、普選等問題時，他講出來的話與香港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梁慕嫻強調，「受中共操控的人或黨員來當特首，分別是很大的，因為黨員一定要聽這個組織的東西，你不跟從的話會被處罰的，而受操控的人只是自己沒有骨氣，有所不同。一個黨員當上特首，就等於是給這個黨的領導人去管，這是最可怕、最令人擔心的」。

中共在香港屬於「非法」組織，一直以地下黨形式存在，並對社會各界進行滲透，企圖製造其「合法存在」的事實。曾被各界指證是地下黨員的梁振英，其在任期間對香港社會禍害無窮。(圖片來源：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