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悲歌：四川飢荒、病餓自殺、人相食(圖)
中共大躍進造成大飢荒，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竟然餓死1000萬人，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網路圖片）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達縣高家溝村做有關民國時期的文史調查，令他遺憾的是，想要找尋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前後餓死了。
「他們說那一階段餓死了40多人，我不相信，認為是造謠。那個村的公共食堂總共百來人。」朱全森對我說，2001年他參與編寫《達州市志》時親自去這裡調查大躍進期間食堂情況，約來原食堂負責人高思仁，「一家一家清理查核，發現餓死了26人。」雖比40餘人少，但比例也是相當驚人。這是朱全森所知達縣縣城附近大躍進期間餓死人最多的食堂之一。
據《達縣誌》，1959年至1962年，達縣人口出現罕見的明顯減少。1958年，達縣人口總數為931944人，到1962年，降為879300人，共減少52644人。平均每年減少約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總數大概增加2萬餘人（1955年人口總數為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為918512）。
在四川東部的大巴山區，達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並不特殊。附近的巴中縣、通江縣、宣漢縣等地，也存在大面積的餓死人現象。其中，又以宣漢縣為最多。
那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一段特殊時期。大躍進導致大飢荒。劉少奇曾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為悲劇定性。
農民糧食被徵購 飢荒導致盜竊風氣
據瞭解，達州專區1959年糧食減產，但地方仍浮誇上報，導致當年徵購糧食達19億公斤，佔實際產量的45%，農民每人留原糧僅99公斤，到1960年略有提高——103.5公斤。
「患了水腫病，腿都彎不了，爬樓梯特費勁。」朱全森說，飢餓與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促使大批人死亡，也讓盜竊風氣流行一時。「那時政法機關部署‘保衛’夏收、秋收，農民自己種出的東西要進倉庫，還要公安去保衛，簡直是笑話。那時公安抓得最多的案子就是偷，偷糧食，偷耕地用的牛油……」
有一次，達縣教育局搞成人教育工作的王姓幹部，因在食堂偷抓了兩把米飯，結果被炊事員發現上報。「他被弄到白廟禮堂批鬥，我們三十多個人被叫去‘受教育’。」區委副書記一人在上面鬥，王姓幹部支支吾吾說偷了飯，下面沒人吱聲，只是悄悄議論，一個鐵匠說：這是餓的結果。
朱全森說，當時食堂炊事員、保管員都要階級成分和人際關係特別好的人才能出任，「他們是大偷，其他是小偷。生產隊長還會組織社員去偷其他生產隊的糧食，這個公社去偷另外一個公社。」
通江縣何光宇的母親，1959-1960年間就曾獲得在當地食堂做飯的美差，何光宇因此能沾些光：「有一次她把伙食團的油舀了一小碗給我喝。香得不得了，當時覺得天下沒有比這更好吃的東西了，喝完了繼續舔碗，結果被伙食團長給看見了，追問偷吃啥。我母親說，今天是兒子生日，沒啥可辦的，就想讓他開點葷。結果以後就不准她做飯了，失去一個好職業。」
但何光宇還有一個在糧站加工廠工作的姐姐，時或與同事私分糧食，始終未被發現。「糧站加工廠經常24小時連續工作，大家換班。有時晚上加班累了，就偷偷煮干飯。一人分一坨飯。我姐姐捨不得吃，就半夜走十幾里山路，把飯送回家。大概半斤米左右，再加水和菜煮了，我們一家6口人吃。她隔三岔五就拿回來一次。」
地委書記孩子偷食 還有飢餓尋求坐牢者
相較而言，城市職工就好得多，不至於有餓死之虞；但飢餓仍是難免。「當時達縣專區地委班子成員都有得腫病的。地委書記李香山的娃娃都偷饅頭吃。有一次，在機關食堂拿票買饅頭時，他從櫃子裡偷饅頭，被發現了。」原達縣專區地委辦幹部嚴宗全在接受我採訪時說。
在通江縣永安鄉，還有刻意違法以尋求坐牢者。浩劫波及耕牛等家畜。何光宇稱，當地一位村民將集體的耕牛殺死，分給大家吃，因此被勞改。他在牢中感覺還吃得飽些，出獄後餓得慌，又不敢再殺耕牛，就把牛舌割下來，自己報案，要求坐牢。
坐牢其實也不保險，據開江縣1962年3月的一份報告，三年災害期間，看守所共死亡在押犯人71人。「最開始，一般偷盜還被公安當成刑案，後來就改稱為‘拿摸’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朱全森說。1961年3月，在上級指示下，達縣專區停止執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理由是，因群眾生活困難，出現普遍性的偷摸和強收農作物、強奪糧食等情況，法難責眾。由此亦可知，各級政府對農村飢餓的實況並非沒有瞭解，但高指標徵購糧食並未停止。
病餓自殺 「人相食」悲劇
非正常死亡的人中，也有部分是自殺。朱全森的一位教師同事曾嘯鵠是個退役軍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身材魁梧，有1米80多，是個籃球運動員，飯量大，糧食緊張時，忍受不住飢餓而偷胡豆，結果被抓受批鬥，此後又再次偷紅薯犯事，在被批鬥期間上吊自殺了。
除了病餓而死、自殺，劉少奇所謂的「人相食」悲劇也發生在川東這片土地上。
在通江縣沙溪公社文勝鄉，曾發生轟動一時的食人案。據何光宇介紹，當地一個老太婆，見生產隊長的孩子比別的孩子都胖些，就騙其到屋中吃飯，在孩子向水缸裡看的當口，用刀將其殺死，然後煮了吃肉，一時吃不完的肉，就熏成臘肉慢慢吃。這個老太婆非常飢餓，她的老伴前些天剛剛餓死，也被她將屍體吃掉。因為有肉吃，所以老太太看上去紅光滿面，與同村人一臉菜色形成對照，找不到孩子的生產隊長，後來在她屋中發現臘肉，此案告破。老太太被抓捕，遊街示眾。他還聽說，萬源縣也有人因殺人果腹而被判刑。
1960年2月，達縣專區政府曾在一份報告上表示，自1959年12月以來，短短3月內，達縣專區內已經發生28起吃人肉事件，其中萬源縣5起，巴中、通江、鄰水縣各1起，平昌縣3起，宣漢縣最多，有15起。共吃掉31具屍體，這其中，既包括偷吃死人肉，也包括謀殺親生子女或繼女事件。
達州市文史工作者何大地說，當時普通農民還是相信宣傳，但有點知識的人會懷疑，只是不敢說。在何光宇的記憶中，三年飢荒時期，他所在的村莊也「沒人敢寫反動標語」。
朱全森進一步表示，當時沒有人敢說真話，因為那樣很容易被打成「右派」，「右派」被認為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比地主、壞分子都更壞一籌。朱全森本人，就是在1957年的鳴放後，被定性為「攻擊黨的領導」、「挑撥黨和知識份子關係」的右派。
民間的反抗 尚在密謀準備階段被鎮壓
在關於三年飢荒的歷史敘述中，很多人困惑，在那種生活與工作條件下，為何沒有或甚少農民反抗？這方面的歷史素材，學者掌握得的確不多，但並不意味著反抗缺失，只是它們多半尚在密謀準備階段就被鎮壓了。
在達州市採訪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很多類似的事件。在此舉幾個例子。譬如1961年，開江縣破獲黎廣友、廖萬谷領導的「中庸道」復辟案，次年又有以馬朝萬為首的「忠孝派反革命集團」被抓捕。那個時候，個別農民常利用會道門來試圖實現「復辟」的訴求。
而達縣1960年上半年，共發生政治案件15起，其中11起為「反動標語」案，4起為「反動匿名信」案，較上年同一時期上升60%。「他們惡毒攻擊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污蔑我黨和領袖，破壞糧食政策，甚至企圖變天復辟，如麻柳公社地主分子王崇萬，書寫反動標語61付，四處散發，企圖煽動群眾攻搶糧食，並揚言建立根據地等反動濫言。」一份報告材料中如是稱。
在宣漢縣，1963年還曾破獲「中國人民急救大軍」案。當地福祿公社一個叫徐瓊譜的勞改釋放犯人，在1961年春天，成立「民主同盟」組織，針對三年災害時期大面積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現實，先後策動冉啟文、張前方等21人加入該組織。他們有自己的綱領，並佈置了每人發展3-5人的任務，在宣漢、開縣邊境結合部發展。當年底，該組織改名為「中華反共救國軍」，編寫的宣傳材料包括「共產黨殘酷歷史」，並多次召開成員會議，批評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認為蔣介石反攻大陸一定會成功。1962年3月，為了突出暴動的緊急程度，他們再度將組織名稱改為「中國人民急救大軍」，並成立「星新指揮所」，下設上中下三級指揮所和六個指導區，徐瓊譜自任所長，還正式發文委任指導區的政府區長。他們提出的綱領中，包括成立「全國人民大團結臨時政府」等七項。到1962年底，他們的成員已經達到164人。該案破獲後，徐瓊譜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骨幹則被判有期徒刑。
當時中國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人民公社體制，以及無所不在的監督告密網路，已讓這種零星的反抗行動，根本沒有任何成氣候的可能性。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