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 丘吉爾(Central Press/Getty Image)
【看中國2018年2月28日訊】昨天去小宮,看一個《荷蘭畫家在巴黎》的展覽,又路過了香榭麗舍大道口,這尊戴高樂將軍的雕像。法國人挺尊崇戴高樂將軍。2005年,他被法國國家二臺評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法國人。
但他也不是一順百順,隨心所欲的。
二戰開始,法國被德國打敗,戴高樂在海外領導自由法國奮戰。1944年8月19日,戴高樂將軍率先進入巴黎,25日解放巴黎。11月,他成了臨時總理。
按說,功勞如此之大,是該稱王稱霸了。但沒幾個月,因為左派不希望總統權力過大,否決了他的提案,他還是被迫辭職了。
到1958年12月,他才以近古稀高齡,重新當選總統,當了兩任,十年。期間為法國搞出了核武器與人造衛星,與中國建交以顯示自己獨立於美國立場之外。1968年國會選舉大勝。
但是到次年4月,因為一個我不能多說的提案被否決,他辭職下臺了。
法國人對這位國家英雄,是不是稍微苛刻了點呢?
是,也不是。
2002年,BBC評選史上最偉大英國人。丘吉爾當選。他老人家領導英國在二戰中的所作所為盡人皆知,不必複述。但英國人民對待他,與法國人民對待戴高樂有類似處:法國是巴黎剛解放,二戰剛結束,就要戴高樂撂挑子;英國是二戰剛結束,丘吉爾就在大選中慘敗,輸給了工黨領袖艾德禮。於是丘吉爾只好說出那句經典自嘲:
「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標誌。」—那是古希臘作家普魯塔克的說法。
古希臘人的確就這麼忘恩負義。名將地米斯托克利帶領希臘人打贏了薩拉米海戰,把波斯人號稱百萬大軍趕了回去;但之後,人民怕他當軍事寡頭,用陶片放逐法請他走人:誰讓你功勞大,會威脅到我們呢?
戴高樂、丘吉爾與地米斯托克利的遭遇,聽來都有點匪夷所思:按說功高蓋世,不該以天下養嗎?
但連二千年前的古希臘人都明白這點:功勞歸功勞,但權力是人民給予的,不能將權力當做功勞的贈品啊——並不能說,因為你打了天下,所以天下就是你的了,可以代代相傳嘛!
後來明末清初黃宗羲先生認為,為君者不該是「以天下奉一人」,而該是「以一人奉天下」。金庸先生在《鹿鼎記》裡,還讓康熙特意念了這句話呢。
當然了,熟讀歷史的諸位,自然明白:事權統一,也不是壞事——可以放開手擼起袖,集中力量辦大事嘛!
曼庫爾-奧爾先生有本名書,《國家興衰探源》。他的理論是:允許自由地建立各種組織而又長期沒有動亂或入侵的國家,其經濟增長受到分利集團的阻礙和危害也就更嚴重。
——說直白點:事權統一,經濟增長快;利益集團多,經濟增長便慢。
當然,達龍.阿西莫格魯先生有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寡頭社會在最開始,可以集中資源乾大的,經濟起飛;但時候久了,資源配置會——相對於開放社會——逐漸惡化,然後發展速度降下來。
好比《神雕俠侶》裡的蛤蟆功,開始進步神速,遠快過全真教內功;後期就慢了。
熟讀歷史的諸位,也一定明白:大權集於一人,的確在最初能躲過派系傾軋,集中力量辦大事;但久而久之,自有新的派系與新的鬥爭方式出現。彼得一世就說過,俄羅斯所謂的腐敗,就是權力的濫用嘛。只是他們的爭鬥,已不止是爭奪利益,而是權力之鬥,事關生死了。
所以,法國人與英國人對待戴高樂與丘吉爾的方式,包括希臘人對待地米斯托克利的方式,未免無情,可能效率低下、大費周章,卻是用制度與規矩,確認了國家的起伏,相對小那麼一點:所以我們說西方國家嘛,好是好不到哪裡去的,但壞,一時卻也壞不到哪裡去。
健全制度的存在,就像安全氣囊,一環扣一環,到後來肯定很煩人,很磨嘰,很阻礙雄心壯志,但多少可以讓人放心——健全制度不是為了保證能好到哪裡去,但能保證壞也壞不到哪裡去。
I used to rule the world
Seas would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
Now in the morning I sleep alone
Sweep the streets I used to own
將歷史拉長來看,城頭變換大王旗,那是一定的,只是分早晚而已。
對普通老百姓而言,世道變得太勤太快,當然不是好事;但一直不變,卻也不太好。規律地、穩健地與時俱進,那自然是最好的。
從整個歷史上看,世上未有興而不衰之帝國,不落之太陽,不墮之光榮。這一點,古來大聖大賢,再能逆天改命之人,也是無法改變的。
生活萬歲。Viva la V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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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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