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政治強人本身是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圖)

馬修斯亞洲的投資策略師安迪．羅斯曼、耶魯大學管理學院資深講師、
前摩根斯坦利亞洲部主席斯蒂芬．羅奇、Evercore ISI資深董事經理、
中國研究團隊負責人唐納德．斯塔茲海姆在SupChina舉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討論會上。（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看中國2018年1月26日訊】不少對中國經濟前景悲觀的美國經濟學家，似乎都傾向於認為習近平成為中國政治強人本身，已經構成了中國經濟的一大風險。

即便對中國經濟持樂觀態度的專家，也認為中國經濟繼續向好的前景必須要有政府對企業家精神的倡導、私營企業經營環境的改善，以及長遠來說法治等制度化措施的建立。

資深專家重新思考中國

從2010年開始在耶魯大學講授「未來中國」的前摩根斯坦利亞洲部主席史蒂芬．羅奇，一直看好中國經濟轉向以消費和服務為導向的前景，一向批評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評論。

但最近他說，「我對中國政府管理系統的最大擔憂之一是沒有切實推進對國有企業的改革。」

近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強調「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羅奇說，包括推行混合所有製經濟在內的所謂改革新階段，「不過是個金融工程」，「這並不是真的要去槓桿、重組國有企業，真正創造一個更有活力、可持續、低負債的行業。」

他指出：「很多有關中國經濟的矛盾，正是習近平思想的核心。18屆3中全會決定市場起決定作用，但現在卻堅定支持國有資產所有權，你如何完成這個國企改革的'不可能任務'？債務和可持續問題令人擔憂。」

去年他在《重新思考中國》一文中指習近平由「中國夢」演化而來的「一帶一路」是中國的最新全球擴張行動。這一行動「阻礙選擇性消費的增長」，「阻礙國有企業改革」；他也批評習近平集權，「把經濟決策從國務院轉到黨的領導小組」。他說，「這種集權的諷刺毋庸置疑，因為習近平自己曾承諾要打破盤根錯節的權力集團，並在2013年11月的三中全會強調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

中國社會安全網的失敗是關鍵

上週，羅奇在紐約舉行的一個討論中國宏觀經濟的會上說，中國經濟再平衡並未完成，「自由消費還沒有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再平衡的實現需要私人消費佔到GDP的40%，而現在還沒有做到。」

羅奇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失敗的社會安全網，「政府沒有真正充分資助退休和醫療保健計畫，從而使中國的家庭對未來具有信心。」

羅奇說，他的結論是，「中國仍嚴重依賴試圖擺脫的投資和出口模式，這是個要命的強化增長，也是個高度依賴全球需求的增長。」

羅奇表示，中國的最新全球擴張的最大諷刺是，它跟很多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反全球化格格不入。他認為，中國很快要經歷川普總統推行保護主義措施帶來的全球性需求衝擊。

最擔心又回政治強人制度

另一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Evercore ISI資深董事經理、中國研究團隊負責人斯塔茲海姆說，他最大的擔心是北京現在又回到了政治強人制度，他說：

「毛主席是個政治強人，然後，我們有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30年的集體決策期。現在政治強人又回來了。也許這會有用，我希望如此。但我認為這是最大的風險。我看到了一個到處在監視的社會，這是很大的風險。外國公司不想參與，中國變得孤立了，因為其他國家和其他公司都不想來了。」

斯塔茲海姆說，習近平喜歡用「改善國家管理」來概括國企改革，「這永遠不會實現。」他指出，「把兩個老舊、龐大、無效的國企合併為一個巨無霸的、龐大、老舊、無效的國企，那不是真正的進展，而是旁門左道。」

他說，「2015年7月習近平對中國股市的干預，透露了他是個怎樣的人的重要訊息。」

華爾街日報1月17日發表前路透社駐北京記者塔普林的署名文章，該文以最近中國強推煤改氣、削減債務運動為例，說明強人習近平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大風險。

毛澤東式的異想天開

文章說，突然要讓依靠煤炭的華北轉用天然氣，這是毛澤東式的異想天開。「中國天然氣需求量在2016年底仍只是能源消費總量的6.4％，而煤炭佔62％。」

文章說，後來雖然國家計畫機構不得不要求官員「按實際情況處理」，必要時用煤，「但官員願意讓居民挨凍這麼久而不敢違抗命令卻是個令人擔憂的現象。」

文章說，去年春天北京發起的削減債務運動導致了停止發行債券，「中央下達指示的結果是不同監管機構競相向習近平顯示，他們積極地參與了削減槓桿運動。」

文章說，在中央銀行注入了大量現金後才放緩了貨幣和債券市場飆升的收益率。「還好這發生在公司利潤衝高之時，才避免了對經濟和市場更廣泛的損害。但北京下一次再把螺絲擰得太緊，可能就不會那麼幸運了。」

馬修斯亞洲公司的投資策略師安迪．羅斯曼是上週討論會上對中國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的專家。他認為企業精神正在中國發揚光大，私營企業為中國城市提供了超過85%的就業機會；消費連續第六年為經濟增長中的最大部分，約三分之二。

他說，雖然中國面臨著巨額債務等挑戰，「但共產黨在處理經濟問題上採取實用主義，在許多經濟領域有著求變和放棄控制的意願，這是我對未來相對樂觀的原因之一。」

必須改善私營環境、走法治道路

但即便他也表示，真正重要的是北京政府是否繼續改善正在驅動就業、驅動創造財富的私營企業的經營環境。他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應調整稅法、允許私營企業進入金融行業。」

他指出，在未來5到10年裡，他最擔心的就是中國政府的政策和執行出現錯誤，「就像我們在2015年股票市場或匯率中看到的那樣。」

他表示，在未來20到30年間，中國必須進入一個法治和制度化社會，「因為長期而言，這會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一方面，一個社會的經濟越來越以私人產權為基礎，另一方面，又缺乏法治和制度，這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