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的七年之痒(圖)
——西方對伊朗抗議謹慎表達背後的原因
2017年12月30日，伊朗首都學生在德黑蘭大學舉行示威抗議活動。（圖：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1月7日訊】2017年12月27日開始爆發的伊朗抗議活動，雖然規模很大，但西方媒體對這一政治事件的反應，總體上比2011年阿拉伯之春謹慎得多，基本回歸媒體的觀察角色，而不是將自己代入反對者一方全力支持。倒是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按捺不住，於1月2日在他的推文中讚揚說，伊朗抗議者「終於起來反對」德黑蘭「殘酷腐敗」的政權。
美國政府與西方媒體對伊朗抗議的不同態度
1月3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社評《伊朗政府應傾聽國內抗議者的聲音》，非常明確地指出：在伊朗現行體制內，魯哈尼總統仍是變革的最大希望。歐盟不應被美國的強硬姿態所左右。該社評強調，伊朗國內開明改革派以現任總統哈魯尼為代表，認為開放和體制改革是維持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FT社評指出，強硬派似乎貿然挑起了本週的騷亂，他們利用民眾對物價上漲和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的不滿，意圖削弱魯哈尼總統的聲望。魯哈尼承諾進行的改革威脅到了神權以及他們的執行者革命衛隊，受到自己政權中的鷹派和華盛頓鷹派政府的左右夾擊。美國總統川普及以色列政治家支持伊朗抗議者的行為並不明智。外界的干預為強硬派提供了鎮壓抗議的最佳藉口，這只會進一步削弱魯哈尼。
2011年阿拉伯之春發生時，西方媒體幾乎都陷入革命狂熱之中，不少媒體記者不再是冷靜的觀察者，而是成為革命的參與者、推動者，幾乎一邊倒地要求西方國家介入推翻那四個國家的專制者。七年過去，媒體依舊還是那些媒體，當年的主力記者不少也未退役，政治傾向依舊左傾。唯一讓他們冷靜下來的因素是北非中東四國的現實：阿拉伯之春變成了漫長的阿拉伯之冬，最後折騰出ISIS與大量難民，湧入歐洲諸國，原本平靜的歐洲失去了安全。
川普總統對伊朗人民反抗暴政的評價，其激情洋溢不比其前任歐巴馬支持阿拉伯之春的表態遜色：「壓迫人的政權不會永遠存留，人民面臨選擇的日子將會到來，……伊朗的領導人最擔心的不是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是伊朗的人民。這就是為什麼伊朗政許可權制網際網路、拆毀衛星天線、射殺手無寸鐵的學生抗議者、以及監禁政治改革人士，……」。據美國之音1月3日報導，美國政府已經表態，要積極遊說全球盟友支持伊朗人民，考慮對德黑蘭政權實施新制裁。
《金融時報》社評幾乎就是針對川普總統發言的鮮明表態：當美國政府表示要尋求盟友的支持之時，社評提出歐盟不應被美國的強硬姿態所左右。進一步對伊朗政權施壓，認為這並不能解決問題。更明智的做法是繼續接觸，並鼓勵伊朗實行漸進式變革。
媒體意見雖然不是政府意見，但從歐盟主要國家德法兩國近年來與美國的關係來看，川普政府想求得他們在對伊朗的態度上保持一致，相當困難。即使是英國，恐怕也難積極支持。
西方媒體為何保持謹慎？
當年中東北非四國的民眾因反抗本國專制獨裁者而聚集廣場，西方媒體在報導阿拉伯之春時，幾乎與廣場群眾沉浸於革命狂歡一樣，也沉浸於為革命鼓與呼的狂歡之中，並自覺地將許多醜惡的情節刪除，比如埃及廣場上的集體強姦事件，當時西方媒體幾乎隻字不提，如果不是5年之後，即2016年2月15日，在2016年新年夜科隆發生穆斯林移民大規模性侵事件的背景下，德國《明鏡》週刊發表埃及貝度因族裔的女作家Miral al-Tahawy寫的《埃及的性行為：女性身體是階級鬥爭的目標》，這段醜惡的「革命狂歡」歷史也許被人遺忘。
在「阿拉伯之春」中，FT發表過好幾篇社論，2011年3月21日發表的社評標題就是《打擊卡扎菲的正當性》（A united front against Gaddafi），該文除了無條件地支持盟軍對卡扎菲政府的打擊之外，還呼籲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應該表示支持。同樣是人民反對專制的革命，為什麼這次FT的態度會有如此大的變化？這當然不是該報出於對川普的反感，而是阿拉伯之春後來變成了漫長的阿拉伯之冬。雖然沒有媒體公開承認當時的支持與判斷都過於輕率，但我相信，在ISIS肆虐之時，在中東北非四國都陷入革命後遺症的苦苦掙扎之後，西方世界總會有人反思這一事件。
《紐約時報》的記者與專欄作家中，不少人曾是「Facebook革命」、「Twitter 革命」的熱情鼓吹者，對從「阿拉伯之春」到「佔領華爾街」，再到伊斯坦布爾、基輔和香港的廣場上發生的政治運動中社交媒體的推動作用，都大加讚賞。當「阿拉伯之春」變成漫長的「阿拉伯之冬」後，其中一些專欄作者發現：一旦硝煙散盡，這些革命大多未能建立起任何可持續的政治新秩序。Google的埃及僱員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曾用匿名Facebook頁面，幫助發動了2011 年初埃及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但他最後發現，社交媒體破壞舊有秩序非常容易，但要用它來建立新的秩序，卻非常困難，因此他對社交媒體的作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西方的畏懼：革命容易收場難
2011年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初起之時，世界一片讚揚之聲，將其命名為「阿拉伯之春」，認為將完成「第三波民主化」未竟之功，寄望之厚於此可見。但等埃及2013年「二次革命」發生，軍政府捲土重來並對穆斯林兄弟會殘酷清算之後，西方世界才恍然明白，這場革命血污中沒能產生民主嬰兒，守護民主的成果往往比建立民主更困難。
2018年1月，是阿拉伯之春發生七週年之時，上述四國無一走進民主的春天。
突尼西亞是「阿拉伯之春」滿地血污狼藉中剩下的唯一民主果實，但到了2017年，該國仍然面臨失業率高、財政赤字龐大、沿海與內陸地區貧富差距懸殊等問題，反腐、反恐形勢極為嚴峻，整體狀態還未回覆到革命前狀態。
於敘利亞來說，2017年是轉折點。隨著IS快速潰敗並終結，這場集內戰、聖戰、代理人戰爭於一體、長達七年的敘利亞內戰終於結束，國內總體基調是維持穩定，撫平戰爭創傷，但美俄及其代理人之間的大國博弈仍未結束。
埃及總統塞西在「二次革命」後上臺，目前的執政主題仍然是發展經濟、強力維穩，應對頻繁的恐襲。對於2011年的埃及革命，塞西政府認為穆巴拉克時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是導致中產階級與政府反目的主要原因。為了防止革命再起，塞西政府試圖停止結構化改革和私有化進程，讓政府重新主導經濟發展。維穩方面，針對穆斯林兄弟會的限制比較成功，該組織過去的領導人多被關押。目前，穆兄會內部因和平抗爭與暴力起義的路線之爭陷入分歧，各地方組織結構混亂，處於低潮階段，不足以對塞西政府發起挑戰。但中東局勢的變化卻影響到埃及，伊拉克與敘利亞地區IS組織流散後，作戰人員、資金與武器不少流入「西奈分支」，有實戰經驗的埃及籍武裝分子回歸本土，這些導致埃及2017年成為恐怖襲擊高發年。
利比亞媒體曾說過，「在卡扎菲時期，除了卡扎菲，什麼都很好」。但現在，利比亞每天都生活在戰亂中，部落爭鬥不斷，經濟接近崩潰，失業率前所未有地高。更可怕的是，利比亞成為奴隸貿易興旺的國家。美國CNN報導，2017年12月初利比亞曾舉辦一場「奴隸拍賣會」。據自由行走基金（Walk Free Foundation）發布的《2016年全球奴隸指數》（The Global Slavery Index）顯示約有4580萬人正遭受某種形式的現代奴役。其中敘利亞、葉門、伊拉克和利比亞並列第六。前領導人卡扎菲之子賽義夫•伊斯蘭•卡扎菲（Saif al-Islam Gadaffi）前不久宣布將參加2018年年中舉行的總統選舉。
社會轉型中的路徑依賴
西方媒體最不願意提到的兩件事情，一是敘利亞內戰讓400多萬人流離失所，最後匯成淹沒歐洲的巨大難民潮。二是IS乘亂而起從中漁利，成為國際上最具威脅的恐怖組織。由於「政治正確」的禁忌，西方傳媒甚至不願意將這些滿地狼藉的後果與數年前的「阿拉伯之春」聯繫起來。但現實帶來的內心擔憂，卻迫使西方媒體現在對伊朗的反抗活動持謹慎報導態度。
中東北非四國的經驗充分證明：任何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其制度走向都有其「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新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創立的理論），這一理論的要點是：革命前社會的政治發育程度決定了社會重建過程中的政治選擇。
2016年12月，伊拉克酋長及政治家Iyad Jamalal-Din在給美國候任總統川普的一封公開信中，提出了打擊恐怖主義應該採取的步驟：聯合國安理會應該做出把政治化的伊斯蘭教看作是比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還惡劣的決議，安理會還應該讓伊斯蘭教國家承擔實施世俗化的義務。在這封信的結尾，這位政治家寫道：「您的前任們最大的錯誤在於，在世俗化還沒普及的時候，就試圖把民主和自由植入到我們的國家。今後的首要任務是實現世俗化和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平等。」
簡言之，西方世界對阿拉伯之春的「七年之痒」，緣自於「播下去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其間值得思考之處實在太多。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