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的七年之痒(图)

2017年12月30日，伊朗首都学生在德黑兰大学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图：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1月7日讯】2017年12月27日开始爆发的伊朗抗议活动，虽然规模很大，但西方媒体对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应，总体上比2011年阿拉伯之春谨慎得多，基本回归媒体的观察角色，而不是将自己代入反对者一方全力支持。倒是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按捺不住，于1月2日在他的推文中赞扬说，伊朗抗议者“终于起来反对”德黑兰“残酷腐败”的政权。

美国政府与西方媒体对伊朗抗议的不同态度

1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伊朗政府应倾听国内抗议者的声音》，非常明确地指出：在伊朗现行体制内，鲁哈尼总统仍是变革的最大希望。欧盟不应被美国的强硬姿态所左右。该社评强调，伊朗国内开明改革派以现任总统哈鲁尼为代表，认为开放和体制改革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FT社评指出，强硬派似乎贸然挑起了本周的骚乱，他们利用民众对物价上涨和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不满，意图削弱鲁哈尼总统的声望。鲁哈尼承诺进行的改革威胁到了神权以及他们的执行者革命卫队，受到自己政权中的鹰派和华盛顿鹰派政府的左右夹击。美国总统川普及以色列政治家支持伊朗抗议者的行为并不明智。外界的干预为强硬派提供了镇压抗议的最佳借口，这只会进一步削弱鲁哈尼。

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西方媒体几乎都陷入革命狂热之中，不少媒体记者不再是冷静的观察者，而是成为革命的参与者、推动者，几乎一边倒地要求西方国家介入推翻那四个国家的专制者。七年过去，媒体依旧还是那些媒体，当年的主力记者不少也未退役，政治倾向依旧左倾。唯一让他们冷静下来的因素是北非中东四国的现实：阿拉伯之春变成了漫长的阿拉伯之冬，最后折腾出ISIS与大量难民，涌入欧洲诸国，原本平静的欧洲失去了安全。

川普总统对伊朗人民反抗暴政的评价，其激情洋溢不比其前任奥巴马支持阿拉伯之春的表态逊色：“压迫人的政权不会永远存留，人民面临选择的日子将会到来，……伊朗的领导人最担心的不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伊朗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政权限制互联网、拆毁卫星天线、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抗议者、以及监禁政治改革人士，……”。据美国之音1月3日报道，美国政府已经表态，要积极游说全球盟友支持伊朗人民，考虑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新制裁。

《金融时报》社评几乎就是针对川普总统发言的鲜明表态：当美国政府表示要寻求盟友的支持之时，社评提出欧盟不应被美国的强硬姿态所左右。进一步对伊朗政权施压，认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更明智的做法是继续接触，并鼓励伊朗实行渐进式变革。

媒体意见虽然不是政府意见，但从欧盟主要国家德法两国近年来与美国的关系来看，川普政府想求得他们在对伊朗的态度上保持一致，相当困难。即使是英国，恐怕也难积极支持。

西方媒体为何保持谨慎？

当年中东北非四国的民众因反抗本国专制独裁者而聚集广场，西方媒体在报道阿拉伯之春时，几乎与广场群众沉浸于革命狂欢一样，也沉浸于为革命鼓与呼的狂欢之中，并自觉地将许多丑恶的情节删除，比如埃及广场上的集体强奸事件，当时西方媒体几乎只字不提，如果不是5年之后，即2016年2月15日，在2016年新年夜科隆发生穆斯林移民大规模性侵事件的背景下，德国《明镜》周刊发表埃及贝度因族裔的女作家Miral al-Tahawy写的《埃及的性行为：女性身体是阶级斗争的目标》，这段丑恶的“革命狂欢”历史也许被人遗忘。

在“阿拉伯之春”中，FT发表过好几篇社论，2011年3月21日发表的社评标题就是《打击卡扎菲的正当性》（A united front against Gaddafi），该文除了无条件地支持盟军对卡扎菲政府的打击之外，还呼吁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表示支持。同样是人民反对专制的革命，为什么这次FT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这当然不是该报出于对川普的反感，而是阿拉伯之春后来变成了漫长的阿拉伯之冬。虽然没有媒体公开承认当时的支持与判断都过于轻率，但我相信，在ISIS肆虐之时，在中东北非四国都陷入革命后遗症的苦苦挣扎之后，西方世界总会有人反思这一事件。

《纽约时报》的记者与专栏作家中，不少人曾是“Facebook革命”、“Twitter 革命”的热情鼓吹者，对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再到伊斯坦布尔、基辅和香港的广场上发生的政治运动中社交媒体的推动作用，都大加赞赏。当“阿拉伯之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其中一些专栏作者发现：一旦硝烟散尽，这些革命大多未能建立起任何可持续的政治新秩序。Google的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曾用匿名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了2011 年初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但他最后发现，社交媒体破坏旧有秩序非常容易，但要用它来建立新的秩序，却非常困难，因此他对社交媒体的作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西方的畏惧：革命容易收场难

2011年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初起之时，世界一片赞扬之声，将其命名为“阿拉伯之春”，认为将完成“第三波民主化”未竟之功，寄望之厚于此可见。但等埃及2013年“二次革命”发生，军政府卷土重来并对穆斯林兄弟会残酷清算之后，西方世界才恍然明白，这场革命血污中没能产生民主婴儿，守护民主的成果往往比建立民主更困难。

2018年1月，是阿拉伯之春发生七周年之时，上述四国无一走进民主的春天。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满地血污狼藉中剩下的唯一民主果实，但到了2017年，该国仍然面临失业率高、财政赤字庞大、沿海与内陆地区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反腐、反恐形势极为严峻，整体状态还未回复到革命前状态。

于叙利亚来说，2017年是转折点。随着IS快速溃败并终结，这场集内战、圣战、代理人战争于一体、长达七年的叙利亚内战终于结束，国内总体基调是维持稳定，抚平战争创伤，但美俄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大国博弈仍未结束。

埃及总统塞西在“二次革命”后上台，目前的执政主题仍然是发展经济、强力维稳，应对频繁的恐袭。对于2011年的埃及革命，塞西政府认为穆巴拉克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导致中产阶级与政府反目的主要原因。为了防止革命再起，塞西政府试图停止结构化改革和私有化进程，让政府重新主导经济发展。维稳方面，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限制比较成功，该组织过去的领导人多被关押。目前，穆兄会内部因和平抗争与暴力起义的路线之争陷入分歧，各地方组织结构混乱，处于低潮阶段，不足以对塞西政府发起挑战。但中东局势的变化却影响到埃及，伊拉克与叙利亚地区IS组织流散后，作战人员、资金与武器不少流入“西奈分支”，有实战经验的埃及籍武装分子回归本土，这些导致埃及2017年成为恐怖袭击高发年。

利比亚媒体曾说过，“在卡扎菲时期，除了卡扎菲，什么都很好”。但现在，利比亚每天都生活在战乱中，部落争斗不断，经济接近崩溃，失业率前所未有地高。更可怕的是，利比亚成为奴隶贸易兴旺的国家。美国CNN报道，2017年12月初利比亚曾举办一场“奴隶拍卖会”。据自由行走基金（Walk Free Foundation）发布的《2016年全球奴隶指数》（The Global Slavery Index）显示约有4580万人正遭受某种形式的现代奴役。其中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和利比亚并列第六。前领导人卡扎菲之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Saif al-Islam Gadaffi）前不久宣布将参加2018年年中举行的总统选举。

社会转型中的路径依赖

西方媒体最不愿意提到的两件事情，一是叙利亚内战让400多万人流离失所，最后汇成淹没欧洲的巨大难民潮。二是IS乘乱而起从中渔利，成为国际上最具威胁的恐怖组织。由于“政治正确”的禁忌，西方传媒甚至不愿意将这些满地狼藉的后果与数年前的“阿拉伯之春”联系起来。但现实带来的内心担忧，却迫使西方媒体现在对伊朗的反抗活动持谨慎报道态度。

中东北非四国的经验充分证明：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其制度走向都有其“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创立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要点是：革命前社会的政治发育程度决定了社会重建过程中的政治选择。

2016年12月，伊拉克酋长及政治家Iyad Jamalal-Din在给美国候任总统川普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出了打击恐怖主义应该采取的步骤：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做出把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看作是比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恶劣的决议，安理会还应该让伊斯兰教国家承担实施世俗化的义务。在这封信的结尾，这位政治家写道：“您的前任们最大的错误在于，在世俗化还没普及的时候，就试图把民主和自由植入到我们的国家。今后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世俗化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平等。”

简言之，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之春的“七年之痒”，缘自于“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其间值得思考之处实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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