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省大理市難友楊周奇在甲午年季夏，向我發來一封郵件，訴說他58年前目睹的一樁奇特寃案，有三條人命被害而死，其中兩位是孩子的媽媽，一位是他高三同學解效同--不滿17歲的該子。此案至今沒個下落，無法找出施暴與謀殺者，令人扼腕嘆息。
1、案件所發地「大理一中」
雲南大理有悠久的歷史，是雲南最早的文化發祥地之一。據考古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廣泛分布在以洱海為中心的高原湖泊群周圍。白族、彞族等少數民族的先民在這塊美麗富饒的土地上種植水稻，馴養家畜，從事採集、漁獵，創造了大理地區的遠古文明。這裡世世代代聚居著白族、彞族，漢人只佔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故新政伊始即各為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實際乃是中共任令官員，大到州長，小到校長。
這裡風景絢麗，山青水秀，既有碧波萬里的洱海，又有花團錦簇終年積雪的芲山，還有下關風上關月的妙景。明代著名文人楊升庵描繪它：「山則蒼蘢壘翠，海則半月掩藍」，「一望點蒼，不覺神爽飛越」。我先後去過大理三次，有兩次是玩，一次是參加右友聚會，研討57反右深層次問題。
大理一中，原名「大理省中」，是民國時代由雲南省政府撥款成立的。抗戰時期北方逃難的大學教授，有不少來省中任教，培養出不少人才。建政後「省中」改為「大理一中」，成為滇西的一所教學質量很王牌的學校。由於有傳統的民主歷史，學生思想極為活躍。
寃案發生在1956年，由一個十七歲孩子的一篇「論民主」作文引起。這個學生叫解效桐，他在作文中放筆寫道：五四運動」以來，「民主」二字成為時髦的口號，許多青年學子為爭取「民主」丟了腦袋，有的政治家、野心家也高舉「民主」的招牌，吸引青年知識份子為其賣命奪天下，一旦掌了權就翻臉不認人，舉起屠刀大喊：「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就是獨裁，對你們就是要實行專政」，鎮壓為「民主」而奮鬥的知識階層……
作為「為人之師表」批改作文的徐姓語文教師，不但不保護學生愛護學生，當即把這篇作文交給當局，引起學校領導的震動：認為這是了不得的政治事件，公然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立即召開全體學生、教師大會，對解效桐進行專門批判。這位徐姓老師受到表揚，這篇作文卻給解效桐埋下了可怕的禍根。
1957年末教師「反右」鬥爭勝利結束後，1958年雲南省委秉承毛澤東「階級鬥爭」的指示，在中學生中開展「雙反五打」的運動。何謂「雙反五打」？實際上是「學校反右」的繼續，對象由成人變成了高中、初中學生，尤其是高中學生，是不叫「反右」的「反右」。
接著，當局通過此一運動，抓捕了許多學生，下關中學還逼死一學生張寶德自殺。
在大理一中裡解效桐的作文自然是重點。這篇作文揭露了毛澤東在未奪得政權前許諾「民主」，在奪得政權後立即「食言自肥」，翻臉不認人的獨裁、無賴、痞子的醜惡嘴臉。
解效桐在「雙反五打」的高壓下從不低頭，據理力爭，大氣凜然。想不到在論戰中，高中二年級學生孫振國寫出了一張大字報說：「糧食不夠吃，餓死人是事實，不是攻擊」。他在宿舍還向同學說：勤工儉學是本末倒置，學生的主要任務是讀書。這些所謂的「反動言論」本來是說了真實話，但在那個時代是不能說真話的。被觸怒的學校當局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組織全校學生對解效桐進行辯論批鬥。
解效桐在辯論會上公開說：「中國要搞社會主義，必須向南斯拉夫共產黨學習，不能向蘇聯老大哥學了，再學蘇聯老大哥是要亡國的」。
這樣頂牛批鬥使學校下不了臺。此時，解效桐最好的「朋友」李凱向學校揭發：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時，民主同盟中央負責人費孝通，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來到大理住在下關永昌祥賓館，解效桐去拜會他，把自己的「作文」拿給費孝通看，得到費的讚揚。解效桐還稱費孝通為「人之俊傑」。於是大字報把已打成右派的費孝通與解效桐聯在一起批判。到一九五八年夏天，當年才升為校長的原副校長劉某某，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以解效桐為首的大同黨成員，從現在開始不准再聯繫任何人」。
不久解效桐、張玉蘭、孫振國等學生先後被逮捕。許多大字報公開把費孝通說成是解效桐組織「反革命大同黨」的指使者。接著學校展開大搜捕，凡與解效桐有過交往和接觸過的學生，每個班都抓了一兩個人。頓時學校一遍恐怖，學生們個個屏氣禁聲，誰敢再說什麼？
楊周奇說，當時我總覺得這亊太離譜，是「白肉生疔」，心裏很不平。本來是個看法和觀點的問題，學校「當局」為什麼要這樣無中生有，到底為了什麼？
19年後的1977年，我也因「反革命」言論入獄兩年。1979年獲得「平反」後老想他們的問題，加之解效桐與我是雲尤老鄉，到大理後又與孫振國有交往，才從熟人口中得知孫、張下落。我在下關啟文街的街道企業找到孫振國、張玉蘭問到此亊的來龍去脈，他們說解效桐已死於獄中，是被看押犯人的大軍（指看守監獄的建政軍）用刺刀挑死的。他二人釋放回家後無正式職業，只能在街道工廠找碗飯吃。那時剛打倒「四人幫」，政治空氣還很閉塞，顧慮重重不敢細問。
1982年，我在報刊上見到費孝通已榮任全國人大付委員長職務。而當年解效桐、孫振國等人的罪名，是「費孝通來大理指使解效桐等人組成大同黨」。既然費孝通平了反，還榮任人大副委員長」，那麼解、孫等人的「大同黨」應是冤案，自然應該昭雪。我立即向「民盟中央」寫信，反映映解、孫「大同黨」一案，是因受費孝通的株連而構成。此信大概轉到大理白族自治州落實政策辦公室。怪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落實政策辦公室給我來了一信，說現在查不到解、孫等人的下落，請我提供線索。我哭笑不得，怎麼這樣對人的生命不負責任啊！抓了人、判了刑，政府竟不知其下落，真是莫名其妙。
1987年我再與孫振國、張玉蘭見面，交談往事，方知這27年中他們歷經了多次劫難，「大同黨」確係子虛鳥有，貨真價實的憑空揑造。這個所謂的「大同黨」純是學校黨團組織領導人，在那種極左的政治條件下，為了與黨「保持一條心」，靠攏組織，也為了立功請嘗，陞官發財，借用老毛「階級鬥爭」的歪理邪說發功，一手導演製造了這起「反革命集團」寃案。看看「一案三判決」的判決書吧！
第一次判決「反革命」大同黨首犯，解效桐有期徒刑15年，主犯張玉蘭有期徒刑八年，從犯孫振國徒刑三年。張玉蘭不服上訴，又一次「從嚴判決」。
判處解效桐、孫振國兩人二十年有期徒刑，判處張玉蘭有期徒刑十年。到了1987年又一次改判為「無罪」。可以看出，作為一個國家專政機器是如何視公民生命如兒戲？有罪無罪，隨心所欲；判多判少，全無法律依據。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1987年10月17日的判決公開承認學校「採取了不適當的做法」，一、二次判決書中都寫有「等五人組織了南共綱領學習小組」，從始至終有五人參加，而只判刑三人，其餘兩人為何不處理？判決書上從不提名，其餘兩人到哪裡去了？
其餘兩人是「組織（即學校當局領導）」派去幫他們組織「大同黨」的人。當年學校搞「雙反五打」運動，學校不上課，學生們便三、五成群在一起遊玩，其他同學不敢與被辯論的學生接觸，以免受牽連。孫振國、解效桐、張玉蘭，還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李某、封某幾人經常在一起逛馬路散步。團總支書記是學校的實權人物，是從北京下放來的女人聞斌，她找李某和封某談話，要李某和封某監視其餘幾人行動，隨時向她報告他們的言行。聞知道了他們幾人的談話內容後，找他們每一個人進行談話：說什麼你們過去有錯誤言論，把它寫出來作為「興趣討論」資料，也是你們自我認識的提高，想著什麼就寫什麼，並要他們每人寫一篇文章，相互認識批判就更好了。解等幾人不知是陷阱，老老實實地每人寫了一篇文章交給這個女人聞斌，再由封某刻印裝訂成冊。然後把訂好冊子交到解效桐住的地方。待封某一走，大理縣公安局的人就來進行搜查，作為「大同黨」的罪證把解效桐等人抓走。
解效桐抓走以後，學校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宣布破獲了「反革命組織——中國復興大同黨」，抓捕了張玉蘭。並宣布在破獲此案過程中，封某是組織上派他打進去的，立了「大功」。學生李某偷了張玉蘭給孫振國的信件交給一趙姓女生，由她轉交組織，這樣她倆每人也記了一功。趙姓女生的父親在1951年「鎮反」中被槍斃，她立下的這一功，用的同學的血，後考入上海化工學院，拿到進入大學的通行證。李某出身不好，在學校中是「眾惡之人」，用朋友鮮血立了功，也考上大學。
楊周奇難友感慨地說：中華民族的傳統教育學生講「仁、義、禮、智、信」，做人講「光明磊落」，正正派派。而在新政後的學校，無論大學、中學，甚至是小學，都建立了一套人整人，人盯人的特務政治制度，還美其名曰「追求進步」、「靠擾組織」。「雙反五打」針對中學生的、是不是「反右」的反右運動。學校當局明目張膽地教學生誣陷、跟蹤、告密、偷竊信件，還給這些敗類大肆奨勵，記功、加分、送進大學，這樣能教育得出好學生嗎？可見「世風日下」，整個社會道德必然淪喪。
教師出賣學生，學生自然出賣朋友。李、趙兩人盜竊信件立功，拿到進大學的「通行證」的同時，孫振國的母親在病中想念兒子，當時大理一中正在收拾孫振國，天天開會鬥爭，不准假，孫母一口氣上不來，離開人世。
張玉蘭的母親在張玉蘭被逮捕的第二天，到學校給中央機關下放來的那個女人聞斌磕頭，請求放她獨生女兒一馬遭拒，回家溘然長逝。加上解效桐死於獄中，三條人命就這樣被毛澤東兇惡吞噬了。這是中國的不幸？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不幸？到底誰是製造這起冤案的真正罪魁禍首？
至今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公元一九八二年費孝通重入「廟堂」，當年大理一中的許多（不是一個兩個）學生，後來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分別給中央有關部門寫信，為解、孫申訴，而公元一九八七年「平反」的判決書上隻字未提！這大概半遮顏面吧，是對人生命極不重視的惡劣表現！
親見親聞者：楊周奇（實名）甲午年秋於邊陲德宏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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