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後一月間(組圖)

這場「低端人口清退行動」，最少十萬人在這次清退行動中流落街頭。（圖：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7年11月30日讯】五年後再回頭看，我們可能會發現，十九大「勝利閉幕」後的這一個月，簡直像一個濃縮的預言，揭示著未來五年中國社會的運程。

趕在美國總統川普造訪北京前的週末，北京十萬火急與韓國「恢復關係」。此前一年，在北韓核武威脅下，南韓前總統朴槿惠同意讓美國薩德反導系統入韓，中韓關係降至冰點，出讓薩德用地的樂天集團退出中國。

日相安倍隨後在眾議院大選獲得壓倒性勝利，國家正常化迫在眉睫（讓日本擁有軍隊），北京不但恢復中韓關係，更否認曾經有過任何對韓制裁，從此一個薩德各自表述。此舉出於對美日韓軍事同盟的恐懼，繼任韓國總統文在寅隨即宣布反對美日韓同盟，推動平衡外交。

金融市場在十九大召開前已經氣氛詭譎，國開行金融債、五年期十年期國債在兩個月內多次出現單日暴跌，尤其是人民銀行聯手銀監、證監、保監會、外匯管理局，共同宣布取消「剛性兌付」。以後銀行理財產品破產就是破產，沒有銀行會出面擔保一定賠錢。市場預估，這是把28兆人民幣銀行理財產品放在火上烤，恐怕再也擔保不住不發生金融危機。

國際外交、金融系統風險，是十九大政府還可能努力控制住的局面，然而這一切都敵不過11月18日一場大火揭露出來的結構性問題。北京城南邊一個叫做西紅門的「城中村」失火，19人喪命，其中有8名孩童。誰也沒想到，這場大火掀起了現任總書記任內，前所未有的滔天民怨。

以「清退低端人口」為名的官方掃蕩（網絡圖片）

上週六我從北京返滬，高鐵上，鄰座的男人氣急敗壞的直打電話，表示清退行動把他們儲貨的倉庫拆了，他的貨品找不到發貨倉，到處尋求調度。

我之所以聽到他的電話，是因為我的BOSE抗噪耳機丟在旅館，上火車前我就發現了，打電話請旅館把耳機順豐快遞到我家，旅館很快給了我快遞單號。品質最優的順豐向來能在第二天傍晚送到，一個工作日實現到貨；但是這一次，兩個半工作日才送到我家，今天早上才拿到耳機。這件事情透露出，北京城現在絕對是全面陷入快遞調度問題了。

十五分鐘把人全家趕出家門，斷水斷電禁止燒煤供暖，像對待垃圾一樣活生生把整個家庭轟出住處，太多令人髮指的視頻四處流傳，看了就要掉淚。五年前首都綜合治理辦公室做過統計，北京城光是朝陽、海淀、豐台、石景山四個區，就有超過70萬城中村人口，最少十萬人在這次清退行動中流落街頭，被轟出住所的真實人數很可能在30萬人左右（其中一個城中村宣布清退了2300人，乘以總計230個城中村，這個算法會接近50萬人）。

一場在大量官方文件中，以「清退低端人口」為名的官方掃蕩，顯示出太多問題，那是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內，中國社會可能要面對的結構性處境。

（圖：Emmy, Ingrid and friends.臉書）

首先暴露的是官員的行政經驗問題。這場「低端人口清退行動」的執行者是現任北京市黨委書記蔡奇，他在昨天發表聲明，表示清退沒錯，只是過於急躁。蔡奇的任命，本來就過於急躁，是中共官場人人咋舌的「三級跳」，此前他僅有在福建、浙江的地方執政經驗，緊緊跟隨核心領導人。

中共基層黨員要成為中央大員，需要一定的晉級流程，從普通黨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一階一階晉升。蔡奇直接跳過候補中委、中委，直接從黨員跳級晉入中央政治局，這是「三級跳」。之前最有名的「三級跳」，是鄧小平拔擢的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然而朱鎔基是從候補中委入常，也具備長期的中央歷練。

蔡奇進京前，僅在福建、浙江有過行政資歷，這非常說明問題。中共官員在地方執行政策力度之大，以杭州的G20峰會、廈門的金磚四國峰會就能看出。2016年我正好在杭州，G20前半年就已經清退外地人口，連上門清潔阿姨都找不到。峰會一個月前餐廳幾乎全數關閉，菜市場無菜可買，連西湖邊上的遊客都是公安人員假扮。廈門峰會更令人驚恐，許多旅館二樓窗戶貼上「勿靠近窗戶，否則格殺勿論」紙條，這類照片在網路四處流傳。

這次清退力度之駭人，直接是地方官員做派搬進京城。我在北京居住過六年，歷經APEC、大閱兵等多次全城戒嚴事件，從來沒有嚴厲到這般田地，京官做事不能傷筋動骨，這還是大家的底限。

北京從2014年開始遷徙「低端人口」，拉出2300萬人口紅線。然而四年下來，大致是「以價制量」，提高生活費用、改造棚戶、取締外來人口產業，如露天市集、摩的等，讓人慢慢選擇自己搬走。然而這次大火之後，清退行動突然升高成「暴力清場」，顯然有高層震怒壓力。

蔡奇做為中間官員，不曉得不能讓大老闆壓力直沖基層，不曉得北京不是杭州、衢州、福建三明，行政歷練還是地方官員思維。北京平均生活成本很大部分由低階勞動力承受，便宜的餐廳、快遞、垃圾處理工都仰賴城中村人口，接下來整個生活成本和勞動力結構都需要時間復原，已經傷筋動骨。

為了建立一個絕對效忠於核心領導人的政治隊伍，中共官員系統在這五年經歷了以打貪為名的清洗。先不說天津李鴻忠之類，靠率先投誠上位的特例；事實上，貪腐網絡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官員並不是因為貪腐才能坐上一把手位置，他是因為坐上了一把手位置，才能貪腐。

比較接近真相的事實是，能搶進貪腐網絡的官員是比較能幹的，他是因為上位了才有機會貪腐，這是結構性問題。官員系統被清洗過一遍，換上來的官員先不說能不能幹，就是熟悉行政事務，也得三五年資歷。大換血的後果已經逐漸浮現，它可能某種程度上清洗掉了整體官員相當厚度的行政資歷。

再者，城中村碰觸到的是中共「土地二元制」問題。由於共產主義對私有產權的法律定位相當特殊，土地分為城市土地和農村土地兩種，城市土地屬於國有（在中國買房子，你其實只擁有房屋70年的使用權，因為地是國家的），農村土地則屬於村民集體所有，除了國家可以收購之外，任何人不可以買賣農村用地，相當於國家壟斷了對農地的買賣權。

北京會有那麼多城中村，其實就是那些沒有被國家收購的農地，村民無權交易這塊地，當然就是拿來經營小產業小生意，所以會有那麼多快遞倉庫。

農用地的問題非常之大，例如我在杭州租住的房子，後來才知道是「小產權房」，就是在農地上蓋的、法律邊緣的房子（一整棟樓只有一張使用權證），合不合法多年來妾身未明。更好笑的是，我的採訪主任住在隔一條餘杭塘河的對面，竟然住的是「農地房」，連使用權證都沒有。我們住的房子就跟一般大廈沒有差別，但是如果政府要收回，那你是沒有一句話可說。

（圖：Emmy, Ingrid and friends.臉書）

城中村的問題不僅只在北京，廣州、珠海、重慶、西安都非常多，而且都是像北京一樣，屬於低階勞動力大本營（生產力其實非常驚人）。尤其東北、華北省分的經濟成長率落後（遼寧去年甚至為負），對周邊省分的外來打工族而言，城中村具有相當大的經濟誘因，到北京的城中村工作，居住成本低廉，收入比家鄉高、工作機會比家鄉多，而你在城市裡有一塊不能出售的農用地，自然會衍生出廠房、租售的經濟（它不能賣地，也不能蓋房子賣，那只能做工廠哇），那怎麼能不生成這種底層經濟帶呢。

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是補齊中國過去長期無發展的空白；然而隨著經濟降速成中度發展，想要順利過渡，除了尋找新經濟動力之外，這類結構性問題也必須獲得解決，就例如金融的全國性監理至今沒有體系（溫州小貸、地方融資平台、各類型非法集資等，太多亂象出自於此，那怎麼能不金融風暴），土地所有權的荒謬性至今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根本很難想像），國企大面積佔用金融資源的問題沒人敢碰（甚至還要國企做大做強），自由貿易區現在還做不做呢？

太多結構性問題需要解決，把城中村的人趕走根本不會有用，問題不出在人身上，那是制度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在十九大的「調結構」基調下，也會成為未來五年中國政府真正hard-core的任務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