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想成為發達經濟體？中國需做兩件事
【看中國2017年11月24日訊】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內「重量級」的官員們不斷在談論明斯基時刻、灰犀牛等等，這些都是金融和經濟層面的問題，真的可能發生嗎？
金融危機，最簡單的理解就是重大的金融機構倒閉，這一般是因為資產價格下跌、債務危機等經濟內部的問題導致。以前筆者說過，從本質上來說，（現行體制下的）中國不存在金融危機，因為在現行體制下可以進行一系列的調整。比如：銀監會在年初的時候要求商業銀行完善抵押物管理、更加註重債務人的還款能力；現在一些城市出售限價房，發售價格大幅低於周邊二手房價格，這實際是降低房地產庫存的手段。當房地產公司的庫存被最大限度地消化之後，如果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導致房地產公司破產，就可以降低地產公司對商業銀行形成的壞賬拖累。這種方式，在股市中可以稱呼為跌停板出貨，對於後世的研判一般是有意義的。更重要的是，很多城市集體採取這種跌停板出貨的手段，就必須考慮背後是同一隻手，而並不是這些房地產公司的個體行為（集體給每個購房人送一輛高級轎車，估計它們沒這種慈悲心腸）。這本質上是保護商業銀行；還比如：房地產去庫存、供給測改革，大幅改善了地方政府和國企的債務負擔；再比如：媒體人已經開始談論取消住房公積金制度，這明顯可以降低財政支出的壓力等等。
所有的要害部門，都在努力化解自身的問題。由於權力集中，也基本都可以實現所要求的戰略目的，也所以，中國很難出現所謂的明斯基時刻。
但是，明斯基時刻不會出現，不等於不會出現灰犀牛式的危機，因為上述做法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手段，只是轉移了問題或債務。當私人部門承擔過重的壓力之後，就會導致失業問題和私人債務違約的問題。個人理解，這就是灰犀牛方式的問題。
中國正在努力向發達國家邁進，上述措施都是緩解自身問題的手段，但只是臨時性的。如果欲進入發達國家，首先必須解決腐敗問題，無論內部治理還是對外交往都是如此，因為腐敗會讓社會失去公平與正義，造成貧富差距惡化和社會的不穩定；其次，就是要解決信用問題，這個信用不僅是個人信用，而是整體的信用，這是經濟領域的核心問題。
信用成本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最高的成本，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如果要邁入發達國家，這是必須邁過去的坎。
國內的搜狐網站上曾經出現一篇報導，說很多中國製造但在境外銷售的價格低於、甚至遠低於國內的售價，雖然出口退稅政策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無法造成如此大的價差，不容忽視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文中是以登山鞋為例。小小的登山鞋，就是中國經濟今天所遇到的最大的問題！
那內外銷為何出現如此大的價差？
第一，企業的商品售價，必須考慮財務成本。如果貨款可以如期收回，不會產生壞賬，售價就可以壓低；相反，如果購貨方隨意拖欠貨款或者形成壞賬，也無法得到法制部門強有力的保護，就要重新計算財務費用和資金的風險損失，商品售價就必須提高。
一些企業之所以願意壓低價格外銷，無非就是因為回收貨款的時間有保證，資金的風險成本比較低。相反，國內的市場中，貨款久拖不還，甚至需要營銷人員多次當面催收才能歸還，就極大地增加了財務成本。
這種情形不僅僅體現在生產型企業之中，也體現在運輸、商業等所有類型的企業之中。當這些因素疊加並不斷累積之後，就帶來了零售的高價格。
金融是一國經濟之母，是血液。由於必須計算很高的資金風險溢價以便應對貸款損失和利息損失（過去數年，中國很多老闆出現了跑路潮，在銀行體系形成的壞賬都要體現在這一因素之中），就必須提升貸款利率，加大利差以覆蓋成本。當貸款利率提升之後，就提升了生產企業、運輸企業、商業企業的運營成本，推升了所有商品的終端價格。
所以，商品價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這個社會商品或貨幣運營過程中信用成本的高低。
第二，上述企業行為僅是一方面。對於通脹型經濟體，政府的投資行為是支撐經濟增長速度的主要手段。可是，由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風險管理的作用就會弱化；也由於長期堅持基建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隨著基礎設施的逐漸飽和，基建投資效率的下降，最終就會導致投資的低效率。當投資低效的時候，有些項目就會虧損甚至現金流無法覆蓋利息支出（丹東港的債務問題是典型）。銀行為了應對這種巨大的風險，就必須設置更高的資金風險溢價，推動了貸款利率的提升，進一步推升全社會所有終端商品和服務的價格。
第三，中國的稅收體系和世界一樣，都是明朗的。但是，當財政困難的時候，地方政府就會給權力部門制定創收任務，比如：交警有罰款任務，等等。這些成本都會體現在商品經濟的一系列運行過程中（運輸成本僅僅是例子），最終推高的是商品價格。
電力、運輸、能源等行業都有壟斷現象，通過壟斷地位實現壟斷價格，這也是推高商品價格的方式。它們具有一定程度的「徵稅」作用，與「交警罰款」屬於類似的性質，「實際稅賦」的提高，進一步推升商品價格。
這實際依舊是信用成本。我們知道，一國貨幣的信用高低，核心因素之一取決於國家管理效率的高低。過多的部門起到實際徵稅的作用，就降低了管理效率和貨幣信用，在經濟生活中形成更高的信用成本。
第四，宏觀上，不可否認，本世紀以來尤其是次貸危機之後的數年中，M2增速很高，這不僅推升了資產價格，提升了全社會所有企業的運行成本，帶來終端商品價格的上升。同時，由於私人部門對於貨幣貶值預期比較強烈，就會在生產經營活動中要求比較高的毛利，應對潛在的貶值損失。這體現的依舊是整體的信用成本。
現在，中國正準備創建社會的誠信體系，這是非常及時的。但降低全社會信用成本，必須進行綜合治理：第一，一個社會整體信用度的提升，必須從國家的管理方式、貨幣發行、經濟增長模式等多方面入手，自上而下的推動；第二，地方財政對資產價格的依賴性很嚴重，會想方設法地通過資產領域增收。可是，當私人部門的債務不斷累積之後，一旦進入財務困局，就無法保持信用，只能被動違約。這種做法並不利於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的建立。
誠信體系是一個全社會的系統工程，必以人文建設為基礎，通過政府、企業和個人全方位推動。只有如此，才能讓中國社會和經濟重現活力。
用制度杜絕在內部和對外交往過程中的腐敗，建立全社會的誠信體系，就是中國欲邁入發達國家必須解決的問題。雖然中國開始打擊腐敗，也開始建立誠信體系，但無論腐敗治理方面還是降低信用成本方面，道路都極其漫長，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就是「永遠在路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