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國學的對立面,從來不是西學(圖)

【看中國2017年10月24日訊】近年,「復興儒學」之類的口號頻繁見諸新聞報導。比如,2016年6月,曾有一批「儒家學者」在四川大學召集會議,聯名倡議在中國高校設立「儒學一級學科」,與政治學、社會學等並列。更有所謂「當代大陸新儒家五大重鎮」,跟風喊出了「中國必須再儒化」的口號。

一葉可以知秋。

反對比主張更真實

「儒學」到底是什麼,貌似是個不言自明的東西。其實不然。自西漢起,儒家知識份子內部就已有「真儒」和「偽儒」之爭。揚雄說孔、孟是真儒,其後則假儒當道;程頤之儒、朱熹之儒、王陽明之儒,都曾被朝廷宣布為「偽學」而遭禁止;明末,又有王夫之指責漢儒、宋儒、明儒乃是偽儒、敗類之儒……

要瞭解某種自稱「儒學」的東西究竟是何物,最簡潔的辦法,不是看它主張什麼,而是看它批判什麼,反對什麼。主張很可能只是粉飾,批判卻往往深藏真意。

比如,孔孟時代,儒學反對「楊墨」——孔孟主張成仁取義,楊朱主張「拔一毛可利天下,不為也」;孔孟主張按血緣關係有差別的「孝悌」,墨家主張對所有人無差別的「兼愛」。

再如,秦漢之際,儒、法尖銳對立——儒家重視禮樂,主張仁義,法家卻把禮樂、詩書、良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列為必須鏟除的「六虱」。

當代「儒家學者」們倡議「儒學復興」時,也有很明確的批判對象。比如,川大會議上的那批「儒家學者」自述,其要求把「儒學」列入大學「一級學科」最主要的理由是:

中國歷史上就有儒教傳統,安頓全民信仰。而今信仰空間真空,西方某些信仰乘虛而入,把中國人變成了外國人,中國文化變成了西方文化。出於重建民族精神家園的需要,也應提倡儒學。」

簡言之,他們倡導的「儒學」,乃是以西學、西方文化為對立面。

近代之真儒與偽儒

以「西學」為假想敵,將「儒學」弄成「西學」對立物的偽儒,在中國近代史上屢見不鮮。

比如,1870年代,郭嵩燾出使歐洲,讚譽「英國行政,務求便民」,不但優於大清,即便是儒家傳說中的三代之治,也無法與之相比。結果被國人群指為漢奸。名儒王闓運責備郭撒謊,理由是按照儒家的理論,西洋人屬於「夷狄」,「夷狄」不能算人,只是「通人氣」後懂得了詐偽的「物」,不可能創造比大清更優秀的行政體系。

與郭一同出使的名儒劉錫鴻,一面大罵郭是漢奸,要與之劃清界限;一面又在筆記中承認英國確實沒有殘暴不仁之政。為彌合這種矛盾,劉給出一種詭異的解釋:西洋文明之所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英國知仁義之本,以臻富強」,乃是他們曾來過中國,「得聞聖教所致」,而且西洋人學到的只是「聖教」的皮毛,大清要富強,完全不必向他們學習,只要恢復「祖宗舊法」即可。

近代史上,亦有另一批致力於貫通「西學」與「儒學」的真儒存在。

比如,譚嗣同在《仁學》裡說:孔子之儒學,傳至孟子時「暢宣民主之理」,乃是繼承了孔子的原教旨。可惜此說失傳,後世儒者自荀子開始,冒儒學之名敗壞儒學,以致「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大盜與鄉願以儒學為遮羞布,互相利用,成就了中國兩千年的漫長專制。

梁啟超也有相似的觀點。梁說:議院雖是西洋之物,但儒學的「五經諸子傳記」之中,也多有相似主張,可惜君主專制統治太長,無人敢於闡發罷了。梁還說,孔教以平等為宗旨,孟子全書皆言民權,可惜「後世民賊,乃借孔子之名,以行專制之政」。

當然,孔孟之「民本」並不完全等同於近代之「民權」,畢竟相差數千年。但二者背後的人道主義精神,卻無疑是共通的。這種共通,不獨譚、梁二人有所體察,更早一些的儒者徐繼畬、郭嵩燾、薛福成、嚴復等,也都有深刻體會。甚至於明末大儒黃宗羲、王夫之等,雖從未聽聞西方「民權」之說,卻也提出了「凡帝王皆賊」、用「眾治」取代「獨治」的主張。黃宗羲甚至尖銳指出:專制政體之本質,乃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君王)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而真正的好社會,則是「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的狀態。這種對公權力的批判、對個人私利的維護,與清末譚、梁等人的思想以及近代西方的「民權」理念,無疑是完全相通的。

所以,審視當代那些「儒學復興」玩家的真偽時,不妨問他們兩個問題:

1、你們要的,是王闓運、劉錫鴻那種與「西學」對抗的「儒學」,還是黃宗羲、王夫之、郭嵩燾、譚嗣同、梁啟超那種貫通中西的「儒學」?

2、如果選擇王、劉,郭、譚、梁諸人該如何安放?難道說譚嗣同、梁啟超這樣的志士,已「變成了外國人」?如果選擇後者,那麼「西方某些信仰乘虛而入,把中國人變成了外國人,中國文化變成了西方文化」之說,還能不能成立?

何謂「君子人格」

川大會議上的那批「儒家學者」搞了個倡議書,其中提到,把「儒學」列入大學「一級學科」的另一重要理由,是為了「培養合格公民、塑造君子人格」,讓國家和民族走上「全面改善和提升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的康莊大道」。

很遺憾,這些「儒家學者」沒有給出「合格公民」、「君子人格」的具體定義。但孔、孟想造就什麼樣的「君子人格」,我們是知道的,簡單來說,就是「從道不從君」。一個真正的儒者,應該堅守自己所信奉的民本理念,踐行孔子所說的「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踐行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踐行范仲淹所說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踐行譚嗣同所說的「流血請自嗣同始」……而絕不與強權苟且。也正因為真儒學絕不與強權苟且,朱熹才會慨嘆真儒們的政治理想,「千五百年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

揆諸史實,依賴官學很難培養出擁有「君子人格」的真儒,因其目的本不在培養擁有「君子人格」的真儒。

漢代之察舉制「以德取士」,結果「守墓生子」之類的偽君子大盛。隋唐而下「科舉取士」,結果凝成《儒林外史》一部醜劇。究其根源,在於「百代都行秦政制」,都在搞儒表法裡這套統治術。用儒學的「道」來裝點門面,粉飾合法性;用法家的「術」來操弄權力,維持社會穩定。梁啟超所悲嘆的「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此真可痛哭也」,即是指此。區區科舉,不過是「通過文字遊戲挑選聰明人而對道德毫無分辨力」,自無可能篩選出有「君子人格」的真儒。儒學與強權的關係越苟且,儒者的人格也就越低劣,至清代康雍干三朝,已可謂幾近於無——臣屬上奏「君恩深重,涓埃難報」,雍正都要嚴厲申斥:難道君恩不深重,你就不覺得「涓埃難報」了嗎?自不難想像,承繼孔孟「民貴君輕」理念的真儒,在這樣的時代,是沒有出路的。

所以,審視當代那些「儒學復興」玩家的真偽時,不妨再問他們一個問題:你們所謂的「合格公民」、「君子人格」,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公民」,到底是一種怎樣的「人格」?

國學的對立面不是西學

川大會議上那群「儒家學者」搞的倡議書裡,還提到:設立儒學一級學科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推動國學門類建設」,將「國學」推上與經濟學、法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等13個學科門類並列的第14大學科門類。

可惜的是,這群「儒家學者」並沒有交代他們心目中的「國學」,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國學」應該是個什麼東西,清末明初的學者們已有過很成熟的討論。

鄧實、黃節說得最明白:「國學」的對立面,不是「西學」、「洋學」,而是「君學」、「官學」。先秦時代,孔孟等真儒的學說「哀民生之憔悴」,提倡民本,乃是「國學」;秦漢之後,偽儒紛起,其學說「只知有君」,成了「君學」。兩千年來,廟堂之上一直是為強權粉飾、辯護的「君學」當道;惟江湖之遠有一二在野君子著書講學,維繫「國學」一線命脈。

「國學」沒有中西之分,真國學一定是中西共通的東西。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裡講:學問本無中西,只有真偽。在真偽之外,區分中學、西學,來爭「一國之名譽與光輝」,是無聊之事,是在戕害學術。

所以,「儒學」是好東西,「國學」也是好東西。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要的,是哪種「儒學」,哪種「國學」。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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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諶旭彬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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