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五大「支柱」及其危機(圖)

中共氣數已盡（圖片來源：Getty Image）

【看中國2017年8月12日訊】民主國家的支柱是憲法，憲法是本國歷史經驗教訓的積累，加人類文明的成果，加制憲年代人民的意願，是一國公民的最大共識。執政黨和官員可以走馬燈似的不斷輪換，惟有憲法不可輕易修改。對憲法的任何修改，都必須經過專門的修憲公投，通常需要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的民眾支持。國家有專門負責維護憲法權威的最高法院或憲法法院等權力建制，裁決涉憲糾紛。任何人違反憲法，都會受到追責。

共產黨也有憲法，但基本上是一張紙，任何一級的任何黨員幹部都可隨時隨地違反憲法，一個小小的派出所所長，都能把行使言論自由或集會自由這些憲法權利的公民給抓起來，判個五年十年的。共產黨執政六十多年來，有違反黨章政紀遭到懲罰的，卻從來沒有聽說有誰因違反憲法受到過追究。相反，倒是不斷傳出有維護憲法的、堅持按憲法規定行事的公民或官員，丟掉飯碗，失去政治前途，遭到逮捕判刑。這是個違憲有功，護憲有罪的奇葩國家。

共產黨國家沒有憲法，並不說明共產黨沒有支柱。沒有憲法的共產黨有五大支柱。

共產黨最大的支柱是它的高度組織化。

在組織內形成嚴密的分工合作體系。這套組織體系，主要表現為黨章，但黨章與憲法差不多，並不具有最高效力。典型的如毛澤東的一生行事就經常無視黨章，再如鄧小平以軍委主席廢除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書記，都沒把黨章當回事。

共產黨的這套組織系統主要表現為事實形態，即權力機關網路。如同漁網需要經線和緯線才能編織成網，這個權力機關網路包括縱的和橫的兩個層面，縱橫交織，整個中國都在網裡。縱的層面，從總書記，經省、市、縣、鎮，直到最基層的村級黨支部，一級管一級，形成一套嚴絲合縫的「命令－服從」體系。橫的層面，在每一級內部，又有橫向的分工合作，書記居中協調，黨委成員包括政府、人大、政協、紀委、地方軍隊、黨委辦、組織、宣傳，和各政府部門，各守一路，可把一省一縣管得嚴嚴實實，在最佳狀態下，這個權力網路能及時有效地實現對民眾和社會事務的全面管控，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管著你的。

嚴密的組織化是共產黨最大的最根本的本錢。

第二大支柱是它的意識形態。

如果把一級管一級的有分工有合作的組織機構比作硬體，意識形態就是它的軟體，是驅動硬體運轉的程序。儘管馬列主義在其發源地和世界範圍內已被證明不是什麼真理，更不是宇宙真理，但中共仍然將這種學說奉為黨的指導思想，原因一是馬列主義是共產黨取得和維持一黨壟斷執政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源泉。否定它，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自身，所以必須咬牙死守，鴨子死了嘴巴還得硬著；二是共產黨一整套組織架構在開始就是用馬列軟體量身定制的，它只適應這套程序，離開了這套程序，就無法運轉，就可能解體。

第三大支柱是軍警暴力。

共產黨以暴力起家，靠暴力發家，也靠暴力護家，離開了暴力機器，靠講理執政，就隨時會輸。暴力是共產黨的底牌和後盾。

第四大支柱是它的新陳代謝系統。

這種系統包括兩大子系統，一是新老黨員的與時更替，也就是負責納新的機關工委、黨校和後備隊伍共青團，負責退出的老干局、離退休幹部養老醫療加紀委的組織懲誡等一套進入與退出機制。這套機制承擔著共產黨內部的特權分配、秩序維持、新陳代謝和組織擴張；另一個方面是以組織部為主要職能機構的幹部選拔考核機制。沒有這套機制，共產黨就成為死水一潭。

第五大支柱是財政。

共產黨據國家為己有，黨在國上，黨領導一切，擁有一切，就是通常所說的「一切都是黨的」，「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管。」國庫黨庫不分，每年十餘萬億的國家財政收入，是共產黨這套機器得以運轉所必不可少的動力系統，同時也是上級用來購買下級忠誠、購買社會支持、以維繫各級和社會對上級黨領導效忠必不可少的能量來源。

上面這五大支柱，無一不是共產黨維持統治地位的命根所在。六十多年來，共產黨主要就靠這五根支柱維持著，至今還未倒。

但是，在經過六十八年的風雨侵蝕之後，共產黨的這五大支柱都出現了裂縫。

首先，在組織化方面，

縱的層面出現了上級意志難以下達，下級不服上級、賄賂上級、欺蒙上級的問題，導致政令難出中南海和腐敗公行；橫的層面，則出現了部門間的爭權奪利和效能低下，普遍出現分工重疊，合作困難，相互扯掣推諉。但最要命的問題還不在這些，而在最高層，在最高層的組織化失靈。

這種組織化失靈在毛澤東年代就出現過。毛澤東作為中共的黨主席，既依賴組織，又時常拋開組織，搞一言堂，專制獨裁，文革中發展到踢開黨委幹革命的地步，藉助於造反派的力量，既打亂了縱的一級管一級的命令服從體系，也打亂了橫的分工合作體系。

鄧小平為糾此弊，想通過恢復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搞集體領導，他以為集體領導才是讓共產黨這套嚴密的組織有效運轉的最佳程序。只要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就能既避免一把手一言堂的弊端，又能保證黨機器正常運轉。所謂「撥亂反正」，就是恢復共產黨從延安到文革前期的嚴密組織體系，結果證明這套時靈時不靈。1989年時不得不用槍桿子解決問題，對江澤民的接班人不得不自己隔代指定個胡錦濤。鄧小平以一人之權，隔代指定接班人就是對民主集中制的嘲諷。然而這還不是民主集中制遇到的最大問題。

最大問題出現在胡錦濤擔任一把手的年代，政治局常委會內部是九龍治水，九個執政，各管一攤，互相不服，互不合作，胡錦濤的總書記有名無實，重大決定必須由常委會外部、退了的前任「核心」江澤民拍板才能算數。組織喪失了分工合作的優勢，權力間無法協調，相互打架，爭權奪利，高度腐化墮落，滑向崩潰的邊緣。正是因為民主集中制失靈。

習近平先生上臺後，才重新向毛澤東的統治方式回擺，強調核心。為什麼要重樹核心？樹核心是不是習近平個人的意志，我們不知道，但共產黨這套機制需要一個核心，才能把分散的權力團結起來，避免散架。

只要共產黨存在一天，核心與集體領導之間的這對矛盾就會存在，不可克服，是共產黨這種組織之癌。這個癌從制度層面看，其實是沒有憲法，缺乏制衡機制，各大權力機關缺乏有清晰邊界的分工基礎上的合作所導致的，它是從前蘇聯學來的常委制、黨委制自身的缺陷。從權力的結構和功能層面看，它是立法決策權與執行權不分造成的。

立法和決策以追求公平正義為原則，需要會集眾智，需要吸納民意，順應民心，不能搞一個人說了算，必須規避公權力淪為少數人或集團謀利的工具。執行需要效率，需要一個人負責，如果是七個人負責，就會喪失效率，相互掣肘。常委全面負責制（地方是黨委全面負責制），集立法決策和執行於一身，就把兩種相互存在衝突的職能集於一身。所以，這種體制永遠無法克服這對矛盾。只要繼續實行常委制、黨委制，國家就將既不可能實現公平正義，也不可能獲得高效率。此外，大陸現在至少從正當性層面看，國體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在人民共和國裡，民權才是核心，每個公民理當是自由平等的，沒有誰是核心，誰是外皮。核心也許有助於解決共產黨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協調問題，但解決不了民眾對權力來源是否正當的認同問題。

其次，意識形態出現了大麻煩。

馬克思主義是產生於十九世紀的學說，是馬克思坐在大英博物館裡憑空臆想出來的，其學說在其祖國德意志和學術的發源地英格蘭，都被邊緣化了，說白一點，這種西方的學說在西方已經破產了。列寧主義在俄國被否定得更厲害，據說現在俄羅斯都把列寧定為俄姦，已經是反面角色，有害的東西。馬克思列寧既不是中國人，也從未來過中國，怎麼能夠為中國量身定做一套理論剛好可以指導中國建設有特色的社會主義？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是西方的，馬列主義也是西方的，共產黨反西化，怎麼就不反馬列主義？馬列在其祖國都被視為禍害，你們還把他們當寶貝供著，自由民主在全世界都被視為治國、強國和富民的良方，反而當禍害時刻提防，世上有這麼愚蠢的嗎？現在共產黨堅持以馬列主義為中國的指導原則，在邏輯上已經說服不了中國人，在世界上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知音和朋友。可以說，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共產黨現在遇到的挫敗最為強烈，而且不可恢復。它恢復馬列地位的所有努力都將是徒勞的，又無法否定馬列，也不可能重新創造一套學說取代馬列。意識形態這根支柱是已經從中心爛了，目前僅僅只是在靠宣傳機器舞槍弄棒勉為支撐。

其三，軍警也出現了大麻煩。

習近平上任後，花巨大力氣搞軍事改革，對軍隊原有的番號全部打亂，重新編組，政治部降級，原因就是郭伯熊徐才厚領軍期間的軍官幾乎都是用錢買的，據說連義務兵都是買的，他們只對其恩主效忠，當兵的目的不是為國效忠，而是陞官發財，玩弄美女，戰鬥力基本上是個笑話，負責軍隊人事考核任命的政治部成為買官賣官的軍官批發部。因此，不改不行。這種改革前景如何，目前尚難斷定。但有些副作用現在就可以看得到。一個副作用是改變番號和重新編組後，過去的所謂軍史、戰史基本作廢（退伍軍人、異議人士任銘先生語），各部隊的榮譽史得從零開始；另一個副作用將在五年後集中體現出來，習近平軍委主席任命了一大批高級將官，這批將官現在肯定積極為提拔自己的領袖效忠，只是，在習近平任期屆滿，新的軍委主席上任後，怎麼辦？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是軍隊以領袖為效忠對象，而非以國家為效忠對象不可避免的問題。

習近平先生就任總書記後，首先要解決來自黨內高層政治對手的威脅和可能來自軍隊的威脅，就需要強力部門的配合，沒有嫡系兄弟賣力效忠，就是光桿司令，什麼也做不成。他需要借力才能打力，他借的這個力，一個是中紀委，一個就是警察。通過雷洋案和709案，可以看到，警察成為習總書記的堅定支持力量後，出現了濫用權力的問題。警察濫用權力，執法違法，也許還有尾大不掉，已經成為在國內給共產黨製造敵人、激化矛盾、在國際上影響聲譽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四，新陳代謝系統是共產黨面臨的最為嚴重且不可克服的問題。

由於意識形態喪失了真理地位，新入黨的青年基本上不可能是衝著什麼理想信念來的，更多的是衝著陞官發財和地位榮耀才入黨。通過令計畫案，可以看到團派精英腐敗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其實共青團名為共產黨的後備力量，不滿一黨專政的幹部並不少，1957年反右中共青團高級幹部反對一黨專政的就頗不乏人。講台上、課堂上、教科書裡理想信念的高調，與現實的腐爛和領導的傲慢，會促使所有良知未泯的青年深刻反思體制之弊。來自於人性的自覺，與黨性的反人性要求，這之間有極其巨大的反差，會將共青團裡真正的精英推向反面，這是僅憑說教和權錢收買所解決不了的。

新陳代謝系統更為嚴重的問題在幹部的選拔機制。由於拒絕自下而上的公平競爭，實行自上而下的選拔，任何一個官員被選上總書記、書記等位置，都難以服眾。這正是薄熙來的「為什麼是他，不是我」之問。這樣的疑問存在於千百萬幹部心中。

反民主的幹部選拔制度有兩個問題永遠無法解決：

一是每次總書記一職的輪替，都可能爆發宮廷政變甚至戰爭。我們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延續數千年，之所以現在能有14億人口，都與從周朝開始確立了嫡長子繼承製的共識有關係，這也是周邊沒有能夠確立嫡長子繼承製的蠻夷戎狄的文明一直遜於漢族的原因。這種制度儘管不能避免一切權力爭鬥，但在大多數年代確實減少了潛在的統治集團內訌導致的內戰發生的頻率，從而給文明的增長提供了必要的和平環境。戰爭則只會毀滅文明。美國選舉制度的優越性之一，就是很好地解決了權力的代際交接和承續問題。共產黨拒絕自由選舉，實行小圈子選擇繼承人，很難給予新的最高領導人以真正的權威和聲望，無法提供民眾對新任國家領導人的認同，也無法保障新任領導人忠於人民和國家，無法規避其只忠於權貴小集團。

二是地方官員的輪替，也面臨同樣的困境。選誰，不選誰？到底有什麼標準？誰也說不清道不白。誰上誰下，憑的是領導賞識。官員進步只能拼表現，拼名，拼媚，拼錢，拼爹，拼學歷，甚至拼床上功夫，這樣選拔上去的幹部，沒幾個有民意支持，也沒幾個會對民眾負責，更談不上什麼威望。沒有公開公平的競爭，官員之間的競爭就只剩下爾虞我詐和行賄受賄。

其五，財政危機隨時可能爆發。

信念不起作用後，官員忠誠和社會支持便只能通過錢來購買，對錢的需要便會不斷增加。權力具有自我擴張的特點，儘管從毛澤東年代就不斷叫嚷「精兵簡政」，但到現在，中國大陸財政供養人數佔國民總數的比例，已經遠遠超過歷朝歷代，也遠遠超過歐美日臺。共產黨越壯大，官員隊伍就會越強大，對民間財富的需索也就必定增加。不斷增加的稅收需索，本來需要稅收基礎也不斷增長，方可持續。但過高的稅收，必定傷害民眾擴大生產的潛力，導致稅基萎縮。現在地方財政的70%左右用來養人，無法回饋社會以增殖新的財富，部分地方政府舉債度日，中央政府也有印鈔救急之嫌，這些都將破壞資源的增長潛力。同時，貪官和國企抽逃資金，財富二次分配不公，維穩經費和軍費增長，養老基金透支，通貨膨脹，國際匯市波動，股市樓市跳水，等等，都可能發生，都能造成金融危機，都可能危及財政這根支柱的安全。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