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的根源、目的、後果及其教訓(圖)
瘋狂的反右運動（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看中國2017年7月28日訊】今年是「反右運動」六十週年，筆者作為這場運動的目擊者（筆者當年作為一名十七歲的高中學生尚無資格參與這一運動），鑒於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給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僅指中國大陸）造成的影響深遠而巨大災難，以及當下中國大陸的中青年人對這場運動都知之甚少，筆者深感有必要讓當代的中青年人瞭解一下這一段歷史的真像，並希望更多的比我年紀更大的親歷者站出來揭開這場「反右運動」的真像和它造成的罪惡。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以下簡稱「毛」）在中國大陸實現了他自幼以來的帝王夢，當上了中國大陸名符其實的、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土皇帝（黨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之後，其野心並未得到完全滿足。因1953年3月5日對前蘇聯民眾（包括各級黨政軍官員在內）犯下滔天罪行的前蘇聯共產極權魔頭斯大林遽然去世之後，毛環顧世界共產主義陣營，自感無論是在資歷、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還是在玩弄權術的能力方面，在世界共產主義陣營已無人能出其右。一種要充當世界共產革命的「偉大領袖」舍我其誰的霸氣就在毛的內心滋長、膨脹起來。
要充當世界共產革命的領袖就必須首先把中國大陸變成世界共產革命的大本營和基地，要這樣必須先採取措施穩住自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基礎，必須把進行世界共產革命、赤化全球成為全國所有民眾的唯一的共同思想，要做到這一點對於一貫擅長愚弄、蠱惑、欺騙民眾的毛來說，對廣大沒有文化知識的普通民眾，毛要做到這一點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對於有邏輯思維能力，又有自己判別是非的價值標準的知識份子，毛知道要做到這一點是十分困難的，特別是1956年6月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10月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幾乎使全世界的的共產黨、工人黨，不論是共產極權陣營內的還是西方國家的，都從這兩次事件中看到了蘇式共產極權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內在的弊端，都在對此進行反思。
唯獨毛澤東和中共從中吸取的教訓與眾不同。波茲南、匈牙利事件後毛澤東在分析事件暴發的原因時，居然毫無人性、恬不知恥地聲稱這是因為「東歐國家的反革命殺得太少，還有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殺掉，結果一有風次草動，就會興風作浪」。其言外之意就是：你看！我毛澤東剛一「解放」就通過「土改」、「鎮反」、「肅反」等運動一下子就殺掉了五百多萬反革命和階級敵人，沒殺的還有一千幾百萬也被戴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他們不能也不敢亂說亂動。所以我們就沒有發生過什麼大的動亂。
毛還公開說：「匈牙利事件是出了好，還是不出好？既然有問題，出了反而好，有膿包總要出膿」。在這裡毛無意之中道出了今後要「引蛇出洞」的原因。此外毛還認為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也是誘發波匈事件的根源，對中國也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毛認為：「（蘇共）二十大刮了一陣颱風，不僅發生了波匈事件，在中國的‘一些螞蟻’也出洞了」。毛澤東還從波茲南事件，特別是匈牙利事件中敏銳地看到知識份子特別是大學生們在這兩次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因此把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和大學生視為毛氏封建共產極政權機體上潛在的膿包，隨時都有可能引發毛氏封建共產極權政權機體全身性的炎症，危及其政權的安全。
儘管毛「解放」後通過「土改」、「鎮反」、「肅反」……等運動殘殺了五百多萬「反革命」和各式各樣的「階級敵人」（其中包括許多知識份子）生性冷漠、殘暴的毛認為自己做得還不夠。他認為中年以上的知識份子「解放」後被他通過各種運動殺的殺、關的關、整的整已經被他整得基本上不敢亂說亂動，但他心裏明白這些中老年知識份子內心還是不服的，而以大學生為主的青年知識份子在「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不是打擊和整肅的主要對象，他們在歷次運動中所受的衝擊較小，而這些人都是在民國時代完成的中小學教育，他們都經受過程度不一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啟蒙，毛澤東認為這些青年知識份子對他潛在的威脅比那些被他整服、整怕了的中老年知識份子更大（毛和中共就是利用知識份子，特別是以學生為主的青年知識份子追求民主自由、希望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的願望獲得他們的支持，奪取中國大陸政權的）。
此外以中老年知識精英為主的各民主黨派，自恃在協助毛和中共奪取中國大陸政權的過程中勞苦功高，不滿於毛和中共「解放」後比國民黨有過之無不及的一人一黨獨裁的做法，不時流露出不甘充當花瓶，要與中共分享政權的意向，這也令毛和中共不能容忍，決心要教訓教訓這些昔日的盟友，讓他們老老實實充當毛和中共民主櫥窗裡的花瓶。
所有這些都被毛和中共視為中共共產極權體制機體上威脅其生命的潛在的大大小小的膿包。為消除這些隱患，毛決心施展一場規模巨大的「陽謀」給這些膿包引流，讓膿包裡面的膿汁流出來加以去除，以消除這些「膿包」對以毛為首的中共共產極權政權潛在的威脅。這就是毛要施展「陽謀」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反右運動」的最主要的原因。
此外毛髮動「反右運動」的另一不可示人的原因就是毛早年作為一個半吊子知識份子（毛除了對中國歷史和中國古典文學方面有較為豐富的知識外，其他方面知識是十分貧乏的，毛雖然干1914年至1917年在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就讀了三年，除文史課外其他學科大都不及格，甚至交白卷，所以連該校的畢業證也沒有得到）。他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浪跡北京時，原想隨赴法勤工儉學人員一起赴法留學或去蘇俄留學，無奈其外語基礎和學習外語的能力實在太差，無論他怎樣努力，他都無法準確地念出那些法語和俄語單詞，他不得不放棄赴法國和蘇俄留學的打算。
囊中羞澀的毛，在北京衣食無著，經他在湖南省第一師範的老師楊昌濟介紹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當了一名月薪8塊大洋的圖書管理員，總算解決了衣食問題。
毛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這段時間，一心想結交北大的那些學富五車的名人學者，卻遭到這些名人學者們的冷遇。毛澤東1936年在延安的窯洞裡，向美國記者斯諾談起他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這一段經歷時，還心懷怨恨地說道；「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往來。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在北大圖書館的這一段屈辱的經歷，深深地制傷了毛的自尊心，這就是為什麼毛在中國大陸當上土皇帝之後，儘管毛有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從事「共產革命」話動的一段經歷，「功成名就」之後舊地重遊本是人之常情；而「解放」後北大校長馬寅初又再三邀請毛到北大視察、演講，毛始終找藉口拒絕重返北大這個昔日令他傷心之地的重要原因；還有在毛懷抱實現自己帝王夢的目的投身共產革命的早期，那時的中共黨內高層領導大都為高級知識份子和留蘇、留法回國的知識份子諸如陳獨秀、李大釗、李達、張申府、李立三、張聞天、王明、秦邦憲、張國燾、周恩來、陳毅（周、陳二人後被毛所懾服）……他們大多不把毛這個從偏僻的韶山沖走出來，操一口難懂的湘譚土話的半吊子知識份子當一回事，毛當時受盡了他們的蔑視、排斥、打擊。
毛是一個自視甚高，自尊心又極強的人，所有這些都在毛的內心深處種下了仇視知識份子的種子，而毛又是一個心胸狹隘、睚眥必報的小人，因此報復、打擊曾經蔑視、排斥、打擊過自己、曾經不把自己當人看待的知識份子，成了毛追求的人生目標之一。所以毛決定利用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國發生為藉口，在中國大陸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以徹底擊垮知識份子的自尊心，使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成為被打倒、跪倒和拜倒在自己腳下的奴才。他們要麼被打成、被醜化成斯文掃地、自尊心全無的全社會不可接觸的、衣食無著的賤民；要麼拋棄自己的人格尊嚴，淪為毛和中共的御用工具，為毛和中共歌功頌德、塗脂抹粉、搖旗吶喊。
為了「引蛇出洞」以便找到對知識份子進行徹底打擊的藉口和把柄，毛從1956年波匈事件之後，便進行了精心的策劃，毛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出現）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
1957年2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提出：「革命時期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完全結束……（階級）鬥爭要幾經反覆，還要持續五十年、一百年。」毛在講話中還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所謂「雙百方針」引誘知識份子發表自己的意見。在這裡已顯示出毛已決心要「引蛇出洞」打著「階級鬥爭」的幌子來對知識份子進行整肅。這年4月10日《人民日報》按照毛的旨意發表《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社論；1957年4月11日毛對負責文化、宣傳的領導人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毛在這裡促使文宣部門配合「引蛇出洞」。
這年4月27日毛通過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提出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場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其名為發動全國為行各業、各階層民眾幫助共產黨整頓工作作風的運動，其實是毛誘使廣大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發表自己的意見以授毛和中共把柄，對民眾（主要是知識份子）進行打擊、懲處的有預謀的「引蛇出洞」計畫。
五月上旬毛和中共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型式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幫助黨的整風運動，在此期間，中共在全國各地召開了大大小小的嗚放會近三萬次，民眾（大多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響應毛和黨的號召向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餘條改進工作作風的各種批評、建議（其中絕大多數即使按中共當局自己的標準來衡量都是善意的）。
此時毛和中共見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經達到，於是毛和中共立即翻臉。毛在《情況通報》上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崗山！」
五月十五日毛強詞奪理、歪曲事實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文中毛寫道：「我黨有大批知識份子新黨員，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觀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毛在這裡歪曲事實，事實上以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幹部為主的民眾真誠幫助共產黨整頓工作作風的事情並沒有發生變化，發生變化的是毛和中共的手腕，已由原來的「引蛇出洞」變化為「聚而殲之」，要把大批自己浮到水面上來的「魚」一網打盡。
六月六日毛和中共中央終於圖窮匕首見，發出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從此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運動一直持續到一九五八年年中。
實際上「反右運動」是毛和中共為鞏固其統治而精心策劃的以打擊、整肅、醜化知識份子為目的的巨大政治陰謀。毛通過他精心策化的這場陰謀不僅達到了使知識份子成為被打倒、跪倒、拜倒在自己腳下的奴才；並成功消除了知識份子對毛氏封建共產極權政權的威脅，毛通過這場「反右運動」還充分發泄了他內心深處鬱積了多年的對知識份子的刻骨仇恨。
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中的這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反右運動」，當局至今仍只承認劃了五十五萬「右派份子」，而實際上根據近年解宻的資料透露：全國共計有三百一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被劃為「右派份子」；另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列為中右份子，成為「內控右派」，總計共有四百六十一萬六千零三十二人被劃為「右派份子」和「內控右派」。「反右運動」還造成四千一百一十七人非正常死亡。
「反右運動」的直接後果是在中大陸出現萬馬齊喑、百花凋零的政治局面。絕大部分知識份子、青年學生、民主黨派中的精英都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內控右派」他們有的被判刑關進監獄、有的被送往農場、礦山、工廠勞動教養、有的被降職降薪留原單位交「革命群眾」監督改造，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諸如打掃廁所衛生、搬運物資、雜務、後勤……等工作。他們被剝奪了從事科研、教學、文藝創作和從事技術工作的權力如機會。這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知識份子十分匱乏的中國大陸來說，無疑是一種不堪承受、影響深遠的巨大損失。
四百六十萬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內控右派」的中國大陸知識精英們，本來可以用於建設國家、造福民眾的寶貴知識、技能、時間和精力，都被白白地耗費在監獄、勞改勞教的農場、工廠、礦山和農村那永無止盡的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中，這些永無止盡的沈重的簡單體力勞動不僅損害了他們的健康，還剝奪了他們思考問題的時間和精力（這正是毛和中共當局要達到的重要目的。凡是有過「勞改」、「勞教」和下放農村「改造思想」經歷的人，想必對此都有深刻的體會）。
例如前山東大學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束星北被許多高能物理專家公認為是中國大陸最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潛質的天才物理學家）被劃為「極右份子」後的經歷就是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束星北「解放」後因曾為國民政府研製出我國第一部雷達，而被劃成「歷史反革命」，因而失去了從事他擅長的高能物理研究和教學的資格（高能物理被中共當局列為軍事機宻），改行從事氣象學研究。五七年被劃為「極右份子」，被完全剝奪了科研和教學的權利，被迫在學校打掃廁所衛生和在水利工地勞動，直至1978年「摘帽」後才恢復教學和科研工作。1983年在抑鬱中去世。
「右派份子」們有的失去了賴以養家餬口的工資（被判刑坐牢和勞改的右派），或只發給完全不足以養家餬口的極少的生活費（被勞教的右派），或被降職降薪（主要對內控右派），使他們在經濟上陷入困境；政治上他們被說成是夢想重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階級敵人」、「反革命份子」；道德上他們被歪曲醜化成自和自利、品格低下、道德敗壞、不學無術的小人，他們被與地富反壞（四類份子）並列為「五類份子」，使他們淪為中國大陸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不敢或不願與之接觸的賤民，以此消除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當局還挑動他們的同事、同學、親友甚至妻室兒女對他們進行批鬥，與他們劃清界線，他們之中許多因此而被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也是毛和中共當局要達到的重要目的）。
寫到這裡筆者想起了我高中時代的語文教師何吉蓀先生，何老師「解放」前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瘦高個、長相英俊，是全市最優秀的語文教師之一，上課時注重儀錶，常理小平頭，西裝革履，顯得風流倜儻。講課時引經據典，瀟灑自如，同學們聽得如醉如痴、印象深刻，以致課堂上講的詩詞和篇幅不太長的古文，何老師的一堂課後，有些記性好的同學就能背誦出來。
1957年何老師因歷史問題（何老師「解放」前在益陽地區政府當秘書時曾短時間代理過專員，「解放」後已向當局交待清楚）和向學校黨支部寫過大字報，提了一些並不十分尖銳的意見被劃成「右派份子」，被開除公職遣送某採石場勞動教養，其妻在當局的壓力下，為與其劃清界限，被迫攜女兒與其離婚。何老師三年勞教期滿後，因不堪勞教採石場的沈重勞動和不能忍受管教幹部的凌辱，不願留在勞教採石場就業（留場就業有一份工作和工資，而當時勞改、勞教釋放人員要在社會上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這就是當時勞改、勞教釋放人員為什麼明知留場、留廠就業等於乃是變相的勞改、勞教，仍然選擇留場、留廠就業的的重要原因），而選擇回原戶口所在地自謀生路。
從此何老師便孤身一人流落街頭，靠賣苦力勉強維持生計，其當年英俊瀟灑的形象早已不復存在。據一次高中同學聚會時，一位在晚報當總編的高中同學回憶：文革後期的一天，他在街頭偶遇一衣衫襤褸的瘦高老頭叫他：×××同學，你還認得我嗎？這位在晚報工作的同學仔細一看，面前這個衣衫襤褸、形象猥瑣的老頭竟是他當年崇拜的那位文采飛揚、英俊瀟灑的語文老師何吉蓀，此時的何老師也許是由於飢餓和貧困，已顧不得師道尊嚴，竟然低聲下氣地向他這位昔日的學生討要一點吃的。這位同學強忍住心頭的悲憤，把何老師帶到報社的食堂點了幾個菜和一盆飯，何老師一頓狼吞虎嚥，桌上的飯菜便被一掃而光，這位同學盡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才沒有讓已經湧到了眼眶裡的淚水在何老師的面前流出來，臨走，這位同學又把自己身上的所有零錢（那時大家都很窮）都給了何老師，何老師連聲道謝而別。
「反右運動」的另一嚴重後果是：由於四百六十餘萬知識精英被逐出了科研單位、學較、工廠、礦山……去從事笨重的簡單的體力勞動，失去了從事科研、教學、設計、文藝創作……的機會，這進一步加大了中國大陸在科研、工程技術、文化教育、經濟發展和文藝創作等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就連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原來與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水平、科學技術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處於同一起跑線的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在中國大陸「反右運動」之後，都迅速發展到接近或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中國大陸在這些方面不僅沒有進步，或進步緩慢，甚至有些方面還在倒退。
「反右運動」還導致了另一影響深遠的嚴重後果，那就是這場運動徹底消除了此後對毛澤東和中共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禍國殃民的胡作非為、為所欲為的搞法的最後一點制約。儘管「解放」後毛和中共進行極權獨裁，但他們表面上仍裝出尊重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意見的樣子，知識精英和民主黨派領導人中還有人敢於對毛和中共當局的政策措施表達一些不同的意見，儘管不起什麼作用，但毛和中共在無法無天、為所欲為時還是多少有點顧忌的。
自「反右運動」之後，那些在毛和中共面前敢於直言不韙或表示異議的知識精英和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被劃為「右派份子」和「極右份子」，被毛和中共打入十八層地獄，被搞得家破人亡，哪裡還有資格有能力對毛和中共的所作所為表示異議。剩下那些僥倖沒有被打成右派的知識精英和民主黨派人士，其中品格卑劣如郭沫若、史良……者，都趨炎附勢淪為毛和中共的吹鼓手、辯護士；其中良知尚未完全泯滅者都只能保持沉默，不敢對毛和中共的胡作非為再發異議，以求自保。這導致毛和中共發動異想天開的「大躍進」時的所有違反常理、違背常識的胡作非為得不到任何制約，以致最終造成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餓死四千多萬人的慘重後果。
「反右運動」的間接後果導致毛和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違背常識、常理的、無法無天的胡作非為，得不到任何制約，終致造成國民經濟再次面臨全面崩潰的深淵，死傷達兩千萬人，造成的經濟損失達一萬數千億元這樣嚴重的後果。
至今中共當局仍堅持「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一點。四百六十餘萬「右派份子」，最終只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應文、陳仁炳、林希翎等六大右派未獲平反，這僅僅是擴大化了一點嗎？況且鄧小平和中共當局刻意保留的這六大右派僅僅是為了證明「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才堅持不給他們平反的。
「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嗎？真的很有必要嗎？事實顯然並非如此，在當年所劃的四百六十餘萬「右派份子」之中，真正是因為看透了毛和中共的封建共產極權體制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質而起來反對它的也只有儲安平、羅隆基、林昭……等寥寥數人（頂多算數十人吧！），絕大多數「右派份子」都是聽信了毛和中共當局的蠱惑，懷著幫助共產黨整頓工作作風的真誠願望，而對共產黨的工作提出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最終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在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四百六十餘萬知識精英和民主黨派人士之中95%以上都不是共產黨的敵人，而是它的朋友、擁護者和支持者。毛和中共把本來可為他們所用的四百六十餘萬各界知識精英打成自己的敵人，即使站在毛和中共的立場上看，都是一種愚不可及的、完全沒有必要的、後果嚴重的巨大錯誤；如果站在中國大陸社會文明進步的立場上看，毛和中共發動的這場「反右運動」則是對中華民族犯下的不可饒恕的、史無前例的滔天大罪，哪裡還有什麼必要性和正確性可談？
六十年前發生的這場「反右運動」是西方傳來的共產極權體制的產物，要防止「反右運動」以新的形式在中國大陸再次發生，就要徹底消除產生它的根源——外來的共產極權體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