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清朝和英國的商貿政策(圖)
馬嘎爾尼使團在中國呆了近一年的時間記錄了很多見聞
【看中國2017年7月2日訊】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在明朝中後期就已經很頻繁了。滿清取明朝而代之之後，因為鄭成功佔踞臺灣，在康熙執政的前期，一度實行了一項特別嚴厲的政策，即海禁，凡沿海居民，一律向內地遷居30至50里，海上貿易自然也就列入了禁止之列。1683年（康熙二十一年），清朝政府統一臺灣之後，政府取消了海禁，並在1685年（康熙二十三年）在廣州、漳州、寧波和雲臺山設立了海關，恢復了對外貿易，其中，最為繁榮的仍是廣州。
1689年（康熙二十七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第一艘商船到達廣州，廣州地方即提出要對其徵收2484兩銀子的管理費。後經過討價還價，費用降至每船徵收1500兩，其中1200兩為船鈔，300兩為給粵海監督的規禮銀，亦即所謂的「感謝費」。這在中國人看來是正常的做法，但在英國人看來，則是很不正規的勒索與腐敗。所以，英國人為逃避廣州地方政府的這種絲毫沒有規章可尋的盤剝，開始另想辦法。
他們最初想的辦法是「惹不起，躲得起」。當然這個躲得起，並不是從此不再來中國做生意了，而是沿中國的海岸線北上，尋找合適的靠岸做生意的地方。他們選擇了寧波。從1754年開始，停靠廣州的英國商船數量，逐年下降，1754年（乾隆十九年）為27艘，1755年為22艘，1756年為15艘，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在廣州停靠的英國商船只有7艘了。
對此，廣州地方當局很不高興，原因在於他們的收入減少，廣州地方的商人，也因生意清淡向他們提意見。於是，廣州地方就給滿清中央政府寫奏折，請求制止洋人北上。清廷於是就把寧波口岸的關稅提高了100%，迫使英國商船不得不再度回到廣州。
清廷中央政府這樣做的原因，在於寧波、廈門、上海等北方口岸，比廣州更靠近海岸線，外國人的商船很容易靠岸。所以，政府擔心洋人與內地姦民勾結，滋生事端。而在廣州，雖有珠江與大海相連，但有虎門炮臺要塞，官府可以很方便地控制外國人商船的進出。
當時，對於來華的外國人的管理是非常嚴格的，比如洋人雖然與廣州商人做生意，但不能進入廣州城內。所以，洋人只能住在自己沿江而建的廣州城外的商行裡；做完生意後，比如因為季風等原因，海上不能通航時，洋人則必須到澳門去居住。當時澳門這個地方，早已為葡萄牙人佔下，但一直沒有簽訂什麼正式的租借協議，更沒有正割讓給他們，政府只是睜一眼閉一隻眼允許洋人在那裡建房子，經營旅館等，供他們在停航期間居住。在清朝政府看來，只要洋人不在自己跟前即可。而這也是英國為什麼在此後的時間裏，一直想在中國正式租借一塊地方建立貸棧，存放貨物並供商人居住的原因。
從清政府的這個想法看，做不做生意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維護其政權的穩定，這種維穩心態，使得政府懷疑任何人，把任何人都視為對他們的權力存有非分之想的姦民、亂民，對他們不瞭解的洋人，更是如此。清朝中央政府的這種成倍地提高北部口岸關稅的做法，使得寧波、廈門、上海等口岸，自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之後，基本上名存實亡，只有廣州這一個對外貿易的口岸，還在經營著。
躲也躲不起的英國人，為應付中國官方的名目繁多、又無章可循的勒索，於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把東印度公司原來設立的商務大班會，改組為「貨頭委員會」，由三名大班組成，以指導東印度公司在華的商務，並企圖協調與清政府的關係。但因為滿清政府的對外政策，儘管多方努力，卻近於一事無成。
當時，清政府的對外貿易政策是，政府不與任何外國商人直接往來，政府官員不與外國商人打交道。為此，清政府設計了一種授權代理制度，授權中國13家商行，為中國的外貿代理人，稱之為「行商」。行商為了取得這個代理權，必須向政府捐獻一大筆錢，據說獲得這樣一個牌照的登記費高達20萬兩白銀。
按照行商制度，即外國人運來的所有商品，都必須賣給這13家商行，由他們再向內地批發分銷。外國人採購中國的商品，如瓷器、茶葉、絲綢等，也必須由這13家商行代購，外國人再從他們手中購入。這一進一出，都是壟斷的。所以，當時十三行的生意做得很大，賺了很多錢。
十三行在擁有商業壟斷利益的同時，也是要承擔一些責任，主要有：一是代收政府的關稅、感謝費等；二是代為傳達外國商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各種交涉文件，包括翻譯等；三是為在華洋人作擔保，擔保的內容是確保洋人遵守中國政府的規定，比如不能進城、不能在中國超期居留，更不能在中國滋生事端等。
清朝政府制定這一政策的原因，第一是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所謂國家安全，就是擔心洋人與中國人中的不安定分子，比如潛藏在民間的明朝遺留分子、活動於地下的反清復明組織等進行聯絡、勾結。總之，凡是有可能危及他們的權力的，任何蛛絲馬跡，都要嚴加防範；第二個原因是由清朝政府的外交政策所引起的。中國自明朝起，就確立了一種特珠的外交政策，即史學家們所說的「封貢體系」，中國為天朝上國，圍繞在中國周邊的其他國家，皆為中國的藩屬國，都要定期（一年或兩年）到天朝來朝貢，天朝也給他們賞賜。
這種「封貢心態」使得滿清中央政府在對外交往上，看任何其他國家都是自己的藩屬國，而我天朝十分地富足，一切都可以自給自足，無需任何外國來的貨物。現在，允許他們來中國貿易通商，並不是中國需要他們販運來的商品，而是天朝上國對洋人的一種恩賜，他們應該對這種恩剛賜感恩戴德。而允許通商是中國政府的一種特權，天朝可以因為洋人的任何過失而取消這種貿易。在這一政策下，洋商只能和民間商人往來，中國政府和官員不必與洋人直接交往。
這種外交政策指導之下的外貿管理，給商貿往來帶來了諸多問題：一是對洋商的盤剝與勒索，往往超出了洋商的承受力。政府的這種鄙視洋商的政策，使得地方政府官員對於洋商的盤剝，變得明目張膽，而且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使得洋商在生意中苦不堪言；二是洋商與中國商人出現貿易上的糾紛，往往得不到平等的對待與處理。因為，洋商的所有往來都要經過十三行的居中代理，而十三行又是洋商惟一可以進行商業交易的貿易對象，所以，十三行自己既是當事人，又是政府居中調停的代理人，很難保證公平公正；三是隨著通商而來的洋人，一旦出現與中國人的刑事事件等，也常常因為法律上的問題，特別是對於洋人的處置，使其感到沒有司法公正可言。
初期到中國來做生意的洋人，很多不是文化程度很高、文明素養很好的人，多是他們國家的冒險家、退役軍人、流浪漢等。他們的文明素養雖然並不是很高，但他們來到中國，經過了多次的接觸之後，便打破了他們先前對於中國繁盛富強的印象，發現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而且都是文盲，在物質文明方面，更是落後於他們很多，因此而產生一些歧視中國人想法。而在中國人，因為自視為天朝上國的居民，對來華的洋人也有一種普遍的歧視，稱他們為「紅毛」「番鬼」等，所以時常出現普通的中國人見了洋人，對之吐口水，甚至扔石頭。所以難免出現刑案件。
洋人與中國人之間出現了刑事事件，中國官員對於事件的處理，常使得洋人覺得不能理解，有時甚至覺得不能接受。1785年（乾隆五十年），一個中國人殺死了一名英國水手，中國政府立即把中國一方的凶手判處了死刑。對待外國人，中國政府也如此辦理。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英國商船「赫符斯號」在迎接中國政府檢查人員登船時，舉行鳴放禮炮的歡迎儀式，不料意外地炸傷了三名中國檢查人員，其中兩人不治而亡。事件發生後，廣州政府就要求英船交出炮手。但聽說炮手已經潛逃時，就扣押了「赫符斯號」的船長，包圍了英國商館，中斷了貿易。直到逼迫商船交出了炮手，才釋放了船長，恢復交易，隨後就宣判那名炮手死刑，殺頭了事。對於此案，英國商人很是恐惶，因為在英國人看來，炮手放炮炸傷了人，應該是一種失誤，屬於事故，按他們的法律判不了死罪的，再說在審判的程序上，英商也不能接受。
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的中外貿易關係上，存在著一種並不對等的差別關係，我稱之為「文化順差」與「司法逆差」。所謂「文化順差」，是指在中國政府看來，中國是高高在上的天朝帝國，其他所有國家均屬撮爾小國，均為天朝的藩屬外邦，都要向中國稱臣納貢；而「司法逆差」，是指在英國看來，當時中國的司法制度仍然帶有野蠻的痕跡，不論司法程序，不講罪罰相當。這在已經開始走向現代司法制度的歐洲人看來，難以接受。這也是他們在後來的判談中，要堅持擁有司法權的根本原因所在。
清朝政府的這一商貿政策，使得外國政府覺得有必要與中國政府進行勾通，商談通商事宜，使商貿正常化。當然，也許一些人會說，他們洋人覺得不適應，那就退出中國，不與清朝做生意不就可以了嗎？當然可以，但商人受利益趨使，就像今天的我們，與那些「敵對勢力」國家斷絕貿易往來不行嗎？
最先有此想法的是英國政府。英國於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12月向中國派出了第一個使團，由凱思卡特為團長。英國政府給使團的任務是：一是向中國政府明確，英國政府對中國沒有任何領土企圖；二是英國人到中國和平經商，中國政府應該予以保護；三是請求中國政府租借一小塊地方，作為英國的貨棧；四是如果上述要求未能達成，最低限度也要請廣州政府解決英國商人當前在廣州遇到的困境，並最好能互設常駐使節。但這個使團未能完成任務，因為凱恩卡特中途染病死去了，使團於1788年不得不半道而返。
1792年（乾隆五十六年）5月3日，英國政府再次向中國派出使團，由馬爾嘎尼為「大不列顛國王特命全權派駐中國皇帝大使」，當年9月26日自倫敦出發。使團共有成員84名，給中國皇帝帶了價值15610英鎊的禮品，有天象儀、望遠鏡、毛毯等。使團的任務是：一是租借一塊地方，作為英商的貨棧，在這一地方內擁有司法權；二是談判一個平等的商務條約，並在整個中國通用；三是清除廣州在商貿管理上的弊病；四是中國政府支持中國人使用英國產品；五是在北京設立外交代表；六是讓日本、交趾支那（越南）和東方群島對英國開放。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6月，經過九個月的海上航行，馬嘎爾尼使團的抵達了廣州。聽說英國派來了使團，滿清中央政府十分高興，早在7月24日，乾隆就下達了如何做好接待的旨意，他說：「此次英吉利國貢使到後，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華，但貢使航海遠來，初次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下令，使團北上晉京時，給他們5000兩銀子的供費，使團到北京後，每天給予1500兩銀子的生活補助。按照國際貫例，出使他國的使團，費用是要自己承擔的，但滿清王朝非常地大方，一下子就給了這麼多的經費。
1793年9月，馬嘎爾呢使團到達北京。當時，乾隆正在熱河避暑，於是又北上熱河，去等候晉見皇帝。但在晉見皇帝時要行的禮儀問題上，使團與清廷發生了重大分歧。清廷堅持，使團是來上貢的，要行三叩九拜的大禮。但馬嘎爾尼則堅稱自己是大英帝國派來的使團，大英帝國與大清帝國是平等的，自己不能有失尊嚴。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馬嘎爾呢使團「大禮儀事件」。經過差不多一個星期的爭執，最後達成協議，9月14日晉見皇帝時行「單膝下跪禮」。但通過這個事件，乾隆覺得這個使團不像緬甸、安南、朝鮮使團，是來朝貢的。所以，使團一再提出要與滿清政府談判，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直到9月30日乾隆返京。
回京之後，馬嘎爾尼一再向和珅提出要求，與清廷進行談判，但每次提，和珅都顧左右而言他。最後，馬嘎爾呢以英王的名義，於1793年10月3日，向中國政府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提出了使團出使的目的。但是，清廷接到備忘錄後，認為根本不存在外交談判的問題，因為你們來上國是來朝貢的，並明確提出，請使團於10月9日前離京，因為按貫例，沒有貢使團在北京的居留超過40天。清廷對馬嘎爾呢使團毫不客氣地下達了逐客令。
馬嘎爾呢使團於1793年10月7日離京，差不多是空手而歸。就在使團離京前，乾隆讓使團給英王帶去了兩道赦書。其中在寫於1793年10月3日的赦書中，乾隆解釋了為何不讓使團在北京居留超過40天的原因，說是不能開這個先例，因為像你們這樣的國家還有很多。接下來說：「天朝無所不有，並無需要爾國置辦物件。」說明不談判商業貿易的原因。接下來是對英王的教導：「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義爾有邦，共用太平之福。」
六年之後，乾隆病逝，馬嘎爾尼使團雖然沒有完成外交使命，但他們在中國呆了近一年的時間，記錄了很多見聞。這些記錄後來很多正式出版，使我們從此中看到了大清王朝時期的一個生動的斷面。更重要的是，使團看到了中華帝國的真實面貌，並因此而改變了過去歐洲人對於中國的舊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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