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江破壞「一國兩制」 百萬逃港者見證歷史
【看中國2017年5月31日訊】（看中國記者鄭文新綜合報導）從中共建政後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成功逃港者至少120萬人。這120萬逃港者換成家庭，衍生的人口就是逾300萬，80年代初香港才500多萬人，即至少有一半香港人是與逃港有直接關係！逃港者主要是不願留在社會主義大陸，才跑到資本主義香港，這是的客觀事實。因為中共造成的貧窮、飢荒及政治上的迫害百萬中國人大逃港。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近日張德江對港有關言論被批破壞「一國兩制」，是本末倒置。
逃港者主要是不願留在社會主義大陸才跑到資本主義香港，
5月30日，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報導稱，曾經出任中共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的陳秉安，是震驚中外的《大逃港》一書的作者，近日，在香港回歸20週年的此際，他打破緘默接受香港傳媒的訪問時坦率指出，沒有人希望動亂，希望過不安定的生活。香港今天的問題，是（當局）沒有抓住大多數香港人的心理，沒弄清楚大多數香港人到底在想什麼，輕率地把一切都歸咎於外部勢力挑唆。
此前，5月27日，張德江在北京召開的一個座談會所發表的講話，曝露了當今中共對港政策一味只是暴力式的左的路線，張重申中共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並再次提到中共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一國重於兩制。
陳秉安在深圳蛇口口岸附近15樓的家，露臺正對深港西部通道，他說：「很多人不知道，40多年前那片水域，曾是多少逃港者的葬身之地！」60年代逃港主要走陸路，就是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到70年代因陸路防範加強，逃港者改以水路為主，就包括陳秉安眼前這片水域。
據中共官方數據指，從中共建政後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成功逃港者至少120萬人。「這120萬逃港者換成家庭，衍生的人口就是逾300萬，這是多大的數字！80年代初香港才500多萬人，即至少有一半香港人是與逃港有直接關係！」陳指逃港者主要是不願留在社會主義大陸，才跑到資本主義香港，「這是毋庸諱言的客觀事實。
陳說，1978年7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在寶安縣沙頭角第一次看到了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邊繁華熱鬧，而腳下這邊卻荒涼冷清。不久後習敦促開放，宣稱：「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王國，經濟早就上去了！」
例如當年大陸定性逃港為「叛國」，習仲勛主政廣東後多次到寶安縣調查研究，看到邊境一些村十室九空，內地和香港巨大的生活差距令他十分感慨，下令將偷渡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陳說：「在當時內地仍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做這樣的決定是要冒很大風險的。」
張德江有關言論被批破壞「一國兩制」
5月29日，自由亞洲電臺的報導稱，對於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近日關於香港自治議題的言論，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批評，張德江有關言論破壞一國兩制。他說︰張德江的言論，是把一國兩制下對香港的承諾推翻了。《基本法》原是限制中央的無尚權力，可是現在卻指中央願意放行多少權給香港就多少，是本末倒置的。
梁家傑指出，經歷行政長官梁振英5年的專橫統治，香港社會已變得相當撕裂，傷痕處處。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說：理解在一國兩制下中共中央擁很大權力，可是過去幾年來，看到中共中央透過不同機構和方式介入香港事務，此舉惹來港人不滿。因此，張德江的言論只會讓香港市民感覺中共中央是肆無忌憚地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因為中共造成的貧窮、飢荒及政治上的迫害百萬中國人大逃港
2月25日，陸媒搜狐發表題為：《大逃港：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的文章稱，從陳秉安家位於14樓的陽臺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橋。在大橋背後，卻有著一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慘痛歷史—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這被研究者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橋所在的深圳灣，便是當年逃港者的一條主要路線。
為了弄清這段歷史，陳秉安前後用了22年時間，採訪了百餘名相關人物，收集了大量資料。今年10月，其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公開出版。每當有記者來訪，陳秉安都會不斷重複深圳寶安的一個農民對他說過的一句話：
「改革開放」這4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
在當時的深圳，曾經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在民謠背後，則是一組驚人的數字。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有一份來自深圳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中共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中共市直機關有40名中共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為什麼要逃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飢荒。一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伙食裡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為了緩解飢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蕃薯籐，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
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是最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飽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鋌而走險，乘船逃往香港。他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報紙與電臺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
「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