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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氣象!他讓中國站上世界舞台(圖)

2017-03-22 00:20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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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唐太宗畫像。(網路圖片)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出生,是唐高祖(李淵)與竇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是政治家、軍事家,同時也是造詣很深的書法家和詩人。李世民以弓箭得天下,戎馬倥傯,武功赫赫,即位為帝後,又虛心納諫,努力學習文治天下,成為最著名的政治家與明君之一,任用賢能,從善如流,聞過即改。視民如子,不分華夷,被世人千古稱頌,開創了歷史上的「貞觀之治」,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盛世明君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後,常常對隋亡於暴政引為鑑戒,他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太宗認為,為君王者,應寬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斷。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人。撫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位思恭。傾己勤勞,以行德義,這是君王所應該具備的道德境界。為了達到這樣的標準,他善於學習,博覽百家,精研六藝,以史為鑑知興替,虛懷納諫,以人為鏡知得失。

此外,唐太宗深知人為國之先,國為君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廣施仁德之政,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

簡而言之,唐太宗的德政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為君之道,要先存百姓;2、實行寬簡法律,強調修德;3、去奢省費,割情屈己;4、輕徭薄賦,發展生產,恢復經濟;5、容人納諫,時刻自省;6、選用廉吏;7、重視文化、道德教化。

為君先存百姓

唐太宗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他把人民和君主的關係比作水與舟,「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他認為皇帝的憂患不是來自於外面,而在於自身。皇帝慾望多花費就高,開支多人民的賦稅就重,民眾因此就會十分愁苦,國家就危險,皇帝也就當不成了。

貞觀二年,關內地區發生旱災與飢荒,有很多百姓賣掉子女來換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不僅下令開倉濟民,而且將皇家倉庫中的金銀絲綢拿出來,替災民贖回小孩,還給他們的父母。他在詔書中說:「如果能讓年成豐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災禍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願。」不久天降大雨,緩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興。

去奢省費

唐太宗初登帝位,就清楚的意識到官僚隊伍過於龐大,人浮於事,深感「民少吏多」,弊端很多,主要表現是:耗費資源;職位重疊,互相推卸責任;謀士過多,事情往往得不到解決。為此,太宗推行裁撤機構的改革。結果全國縣市減少了一半,州府減少了三分之一。宰相房玄齡遵從太宗旨意,把朝廷文武官員裁減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六百四十三人。令史家稱奇的是,如此大動作的改革竟然沒有惹起任何社會動盪和不安,可見太宗行事極為審慎,確保不出偏差。

發展生產 恢復經濟

唐太宗深知,經過隋朝末年的戰亂,百姓渴望安定和休養生息。同時太宗也清醒的意識到,人民為盜乃是因為「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因此提倡崇儉薄賦。他即位後,遣散宮女三千餘人以節省國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貢,輕徭薄賦,使百姓安居樂業。

太宗認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因此他十分注意發展生產,不奪農時以利生產。貞觀五年二月,官吏擬調府兵作太子冠禮之儀仗隊,當時正值春耕,太宗於是下令改在十月舉行。此外,他又招撫流亡回鄉生產。百姓自此安心生產,唐朝的經濟也開始得到恢復和發展。

容人納諫 時刻自省

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以納諫而聞名。太宗認為:「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所以鼓勵臣下進諫,擴大諫官職權,凡詔令不妥須當奏明,不得阿從。比如喜歡直諫的魏徵,雖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屬,但唐太宗卻不計前嫌,任他為諫官,允許直接詢問政事得失,而且愛護備至。魏徵曾上疏數十,直陳其過,太宗均虛心納諫、擇善而從。後來魏徵死了,他傷心的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一次在選拔官員的時候,發現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經發布的命令處死他們。兵部郎中戴冑勸阻說,「按照法律應該處以流放。」太宗生氣的說,「你想遵守法律從而使我失去信譽嗎?」戴冑說,「皇帝的命令是出於一時的喜怒而下達的,而法律是國家公布的用來取信於天下的。陛下對欺詐之事很憤恨,因此要殺掉他們,當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這麼做。如果用法律來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個天下的信任。」太宗說,「你能這樣執法,我還有甚麼可以擔心的呢!」後來戴冑幾次直言進諫,滔滔不絕,太宗都聽從了他的意見,天下沒有任何冤獄發生。

太宗對群臣說,「人家說皇帝地位尊貴,甚麼都不怕。我不是這樣,我上畏懼蒼天的審視,下害怕群臣仰望,兢兢業業,還怕不符合天意和民眾的願望。」

採用完善寬簡的法律

唐太宗即位後,採納了魏徵的建議,確立了寬仁、慎刑的宗旨,太宗認為重視德行比制定嚴苛的法律更為重要。一次他問大臣王圭,「近代治國者不如古代,為甚麼呢?」王圭說,「漢代崇尚儒家學說,民風純厚;近代輕視儒學、重視法律,所以國家就越來越衰敗。」太宗表示同意這種說法。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接受了人家賄賂的絹,太宗知道後說:「順德這樣的人才如果對國家有用,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國家的財富,他何必這樣貪戀財物呢!」太宗愛惜他有功於國家,沒有治罪,並且賞賜他數十匹絹。大理少卿胡演說,「順德違反法律接受財物,本來不應該免罪,為甚麼又賞賜他呢?」太宗說,「如果他有人性的話,接受賞賜比遭受刑罰還感到屈辱;如果他不知道羞愧,與禽獸無異,殺了他又有甚麼用呢!」

選用廉吏

在選用人才方面,唐太宗平抑門第,命高士廉選《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為標準,重新評估士族,無功德者一律除名。即注意按照「才行兼備」的標準選用官員,不問出身、不計恩怨。著名的文武大臣中,魏徵當過道士,尉遲恭做過鐵匠,張亮出身農民。魏徵原是太子建成的舊臣,曾謀劃過暗害太宗,李靖、尉遲恭是降將,但均被予以重用。他還在隋朝科舉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選拔官員的制度,用科舉代門第,破門閥之見,使出身寒微之士有仕進之機。

太宗還對有「品位」的官員提出了四個要求,稱為「四善」,即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貞觀之初立制,每個人按照太宗的要求去做,盡心盡責。太宗更以「居官諂詐,貪混有狀」八個字來判定德行為「下下等」的官僚。

對於官僚的貪汙問題,唐太宗除了用刑罰之外,主要是要令眾臣從心底明白「貪」其實是一種愚蠢的行為。太宗還提醒群臣說:「鳥棲於樹,猶恐樹不高,故結巢在樹之巔。魚藏於水,猶恐水不深,故穴居在水之床。但兩者皆被人捕捉到,原因只在貪食誘餌而已。汝等切勿以身試法!」

有一次,民間有人上書請求清除佞臣。太宗問道,「誰是佞臣呢?」上書人說,「皇帝可以假裝憤怒來試探,據理力爭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嚴順從的就是佞臣。」太宗說,「皇帝是河水的源頭,群臣是大河的水流。源頭汙濁了卻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了詐術,怎麼能夠要求群臣耿直呢?我以至誠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對過去的皇帝喜歡用權謀對待群臣感到恥辱。你的計策雖然好,我也不想採用。」

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政治十分清明。

重視文化 道德教化

唐太宗十分重視學校的建設,在他的重視下,學校教育制度逐漸完善。全國的最高學府是國子監,下設六種學校: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各級學校都以儒家經典作為必讀書目,學習優異者,送往吏部參加科舉考試。

唐太宗還十分注重編修書籍和歷史。他命令搜求民間死去學者的遺書。隋末,在洛陽的隋代藏書剩餘的只有一萬四千部,約九萬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館後,藏書達到二十多萬卷。太宗還下令成立了國史館,編選南北朝及隋朝歷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統,另一方面從中汲取歷史教訓。此外,他還募集名儒出任學官。因此,京師一時儒者雲集,人才輩出,為大唐培養出無數國家棟樑。

唐太宗十分重視佛法的弘揚,他大力支持唐僧玄奘的取經、譯經活動,並在洛陽親自與其會面傾談。這使佛教在唐中期達到了其鼎盛時期。由於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同秉一心,並且篤信佛法,使得初唐國勢強大得驚人。這一時期政治清明,社會安定,風調雨順,農業上每年都是大豐收。每逢節日,皆有君、臣、民同樂的慶典,百姓安居樂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無復盜賊,囹圄常空,天下大治活現眼前。

當此之時,各國臣服,大唐邊境一派安定,天下人皆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是當時世界唯一的文明最為強盛的大一統帝國,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各地民商來往不斷,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唐朝政府還設立了流所,開放邊境和關口。極盡吸收外來文化和物質文明。這種盛世氣象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公元649年,唐太宗崩於含風殿,終年五十二歲,尊號為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其勤奮親民,文韜武略,英勇過人,既有創業之能又有守業之才,確為「千古一帝」,後有明代史學家朱翌讚太宗曰:「自三代以下,創業守文之君,兼之者為唐太宗,漢之文、景、武、宣,皆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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