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屬下的一個黨支部,正在召開支部會議。會議從午後開始一直到晚上仍未結束,為的是要從黨支部10個左右的人員中「評「出一個右派分子。此時其中一位編輯小便實在難忍,只得匆匆奔向廁所。讓他始料不及的是,幾分鐘後解手回來,已被「光榮當選」為右派份子。事後,黨支部書記很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釋,這是毛主席親自發起的政治鬥爭,上級黨組織遵照最高指示按百分比交辦的任務,不能不執行。只是大家面對面坐著,都不好意思開口把誰劃定右派,又無人挺身自薦。正巧你離開一會兒,也就該你倒霉了!就這樣,這位中央黨報的編輯,度過了20年悲慘的勞動改造生涯。
這是1957年反右政治運動中的一幕。看似笑話,卻是事實,是多年前筆者隨中國新聞採訪團訪美時,在飛機上聽《人民日報》一位記者同行講述的。他就是當年那位倒霉編輯的兒子。
反右鬥爭時期,這種天方夜譚何止於此。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施偉達又是一例。施是一個十分虔誠的基督教徒,性格內向,平時很少與同學一起談笑。有一次,一大早跑到黨委辦公室門口等待開門。有人問他為什麼一大早就跑到黨委來?他回答說:「昨天黨委辦公室通知我,說是有一個英國宗教代表團來上海考察我國的宗教政策,今天要到復旦來,黨委要我一起參加接待工作。以我本人的現身說法,向英國友人介紹我國宗教信仰自由的情況。為了避免耽誤他們的時間,所以在此等候。」
他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個行動竟成為他定性右派的罪狀。說他對周圍群眾冷若冰霜,而對帝國主義分子卻非常熱情,為了迎接他們,一大早就去等待,真是急不可耐!從這一個小小的例子便可充分證明,施偉達的立場,完全是站在帝國主義這一邊的!
新聞記者、在讀學生是這樣,就是黨的高級幹部也同樣逃脫不了被莫名其妙整肅的命運。
抗日名將牟宜之,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已經成為黨的高級幹部,,照樣被打成右派份子。康生親自對牟宜之的定性理由是:「就憑牟宜之在國民黨內複雜的社會關係,他也是右派。」就這樣,牟宜之被開除黨籍,發配到北大荒勞改。
當時界定的知識份子,包括大中專學校的教授、教師、作家,文學藝術界人士,新聞、出版界的編輯、記者、翻譯,科技界的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理論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醫藥衛生界的醫生,專業人士和大學生等,全國計500萬人。現在公布全國被打成「右派」的共55萬多人,佔當時知識份子總數的11%。所以《人民日報》一個10人左右的黨支部,按指標要評出一個右派份子,確實不是天方夜譚的事。現在回首,覺得可悲而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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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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