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美國亂象」給中國的啟示(圖)
——一個國家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四）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的價值觀對決，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國未來的轉型可能遇到的挑戰。（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12月1日訊】今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中國的「吃瓜群眾」飽了眼福，人們常用「美國亂象」來描繪選前局勢，而川普(特朗普)當選更是讓很多人備感意外。所謂的「亂象」，主要是指希拉里和川普雙方將候選人個人形象作為主述話語、「民粹主義」興起、選後大學生普遍深度失望，等等。由於國內關於美國大選的信息主要來自美國的主流媒體，而絕大多數美國主流媒體對這次大選的報導偏重「亂象」描繪，因此國內對此次美國總統大選有這樣的認知，毫不奇怪。但是，如果進一步分析「亂象」背後美國選民的主要訴求，可以發現，改從價值觀對壘這個角度去觀察，這次美國的大選「亂象」並不亂，雙方陣營涇渭分明，而不同價值觀導向的政策和制度後果關係到民主制度和民主國家的興衰。儘管中國並未告別「專政」，但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的價值觀對決，仍然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國未來的轉型可能遇到什麼挑戰。
一、美國民眾為何對多數主流媒體說「不」
談到這次美國大選的「亂象」，其實美國多數主流媒體的一面倒報導就是根源之一，而選後美國大學生的不滿，也與這些主流媒體的輿論導向有關。今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11月8日）之前兩個月，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對我做過一次採訪，並將訪談內容用「美國大選、政治正確、媒體傾向性報導」的標題於9月19日刊登在法廣中文網站的「國際縱橫」欄目。當時我談到，美國的大多數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臺等，放棄了新聞中立的立場，成為某個政黨的代言人；它們的旗幟是「政治正確」，我認為，美國多數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主導意味著，這次總統大選不僅僅是兩位候選人的政策辯論，更是不同價值觀的對壘。
不幸的是，我在9月間批評的美國媒體現象後來變得越來越嚴重。由於川普過去非政界中人，希拉里難以就政策、政績問題責問川普，只能在川普的個人形象上大做文章。而多數主流媒體則主動配合，同時對希拉里嚴重違反保密制度的「電郵門」以及克林頓基金會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不予理會，專門盯住川普，試圖把他「批倒批臭」；同時，對大選前夕發生的若干異常現象，如有的地方提前投票時發生選民投川普的票、而投票機卻顯示希拉里得票，大批在社交媒體上出現的攻擊非希拉里選民的美國「五毛」，以及製造假選民的種種企圖等等，這些主流媒體都充耳不聞，自然，中國的讀者也難以知悉。選後第三天，《紐約時報》發行人阿瑟∙小薩爾茨伯格在致訂戶的信中發誓，該報會「重新獻身於紐約時報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此語妙哉，倘無「背離」，何言「重回」？
國內的鳳凰網11月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葬送了希拉里的總統夢美國媒體該負多少責？》，該報導寫道：「媒體是本次大選中的大輸家之一……沉浸在泛藍色的自由派泡沫中，報導大選的時候許多記者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抱著對保守派、教徒、‘鄉下人’、藍領工人、窮困潦倒的白人等人群的偏見，以及‘特朗普沒有任何可能當選總統’的態度去報導，不僅在第一手報導的過程中容易與被訪者產生隔閡，也在成文的時候難以找準被採訪群體真實的生存狀態。因此媒體在知悉反映民意這項工作上一敗塗地……公眾對主流媒體的信任跌至谷底，蓋洛普的調查顯示，對大眾傳媒信任的公眾的比率從1997年的53%下滑到了2016年的32%。」中國讀者看號稱民主國家第四權典範的美國主流媒體的集體笑話，今年堪稱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回，所以，該文作者用中國人時下的流行語總結為，美國「這屆媒體不行」。此評不苛。
民主制度下，媒體的新聞倫理是一種集體自律，而顛覆它的力量既可能來自政權的壓力，也可能來自媒體內部。這兩種情形，前者發生在最近的德國，當德國民眾對政府的難民政策不滿時，德國政府曾用行政壓力要求媒體不得報導關於難民強姦、搶劫的負面消息；而後者則發生在美國，由於媒體的採編人員有集體的意識形態傾向，大多數美國媒體在這次總統大選期間的傾向性報導往往只反映出採編人員的偏好，而不是真實社會狀態的各個層面。
二、美國民調專家們為何失誤
之所以大部分美國選民和外國觀眾對川普當選備感意外，主要原因是，選前美國大部分民意調查機構的選情報告都指向希拉里當選。那麼，美國的民調專家們緣何集體失誤？是選情膠著，雙方差異過小嗎？倘確乎如此，民調報告怎可能得出希拉里會當選的結論？由於美國的總統選舉長期以來實行以州為單位的贏者通吃（選舉團）制度，所以，具有代表性的抽樣應當充分考慮各州樣本的比重。這次選舉結果證明，希拉里與川普僅僅在幾個州存在微小差異；而大部分州的投票結果顯示，雙方總的差距遠大於多數民意調查機構報告的結論。雖然不能假定所有的民調機構都能做到合乎抽樣理論所要求的代表性抽樣，但只要考慮到選舉制度的相關常識（美國高中生均熟知），這些民調機構的抽樣還不至於全都失去代表性；當然也不能認為，它們全都故意選擇偏差性抽樣。上引鳳凰網的文章認為，發生民調結果嚴重偏差的原因在於，許多專業機構的民調數據「漏掉了大批投票給特朗普的選民」。
各種選前民調為何普遍遺漏支持川普的選民？一個重要原因是：選前民調抽樣選中的部分被調查者不合作，而這些不合作者恰恰多半是支持川普的選民。今年美國的許多民調機構做電話調查時，許多不支持希拉里的選民一接到民調電話，立刻就挂斷電話，拒絕接受民意調查，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不想與堅持「政治正確」的民調機構工作人員扯皮。結果，民調機構做選前民調時獲得的有效應答樣本中，支持希拉里的選民往往佔較高的比重，導致民調過程出現了明顯的系統性偏差。
對民調機構而言，如何取得被調查者的信任和合作，在被調查者不信任調查者的情況下，如何改善詢問技巧和問卷設計，這是民意調查的業內常識；倘若因調查者的偏好而造成調查結果的系統性偏差，則屬行內大忌。當被調查者不願配合時，還有一種處理方法，就是如實公布拒絕應答者佔抽樣調查樣本選中者的比例，當然，如果公布的數據中這個比例偏高，內行都明白，這樣的調查結論可信度不足。可惜，這次美國的大多數民調機構基於意識形態傾向偏好，對詢問遭拒現象視若無睹，安之若素，然後把存在嚴重系統性偏差的調查結果公布於眾，以致誤導了各國讀者，當然也誤導了希拉里和她的支持者。顯然，民調失靈與媒體失靈同源，即民調與媒體工作者的意識形態傾向主導了他們的工作結果。
三、美國人民選世界總統？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有一個顯著特點，世界上北半球的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非常關注選舉結果；雖然各國的利益不同，但它們的關注有一個共同點，即從本國的考量出發，希望有利於本國利益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當選。這樣的想法本無可厚非。若是世界人民選美國總統，歐巴馬或希拉里可能更受各國的歡迎，因為他們的政策令不少國家受惠。然而，這次大選，究竟是美國人民選美國總統，還是世界人民選世界總統呢？美國選民在投票時，會充分考慮世界各國民眾和政府五花八門的期待和想法嗎？事實是，美國選民不但基本上不瞭解外國的關注，甚至也不在乎這些；但是，他們可能關注一件事，美國政府是否在國外花了冤枉錢。美國政府是納稅人供養的，總統和聯邦政府花的每一分錢，不是從納稅人荷包裡掏走，就是讓納稅人或其後代以後償還，因此，納稅人關心自己交給政府的錢是否被亂花，當然是天經地義的。
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把美國為它國負擔國防費用的問題擺上了桌面。美國和北約成員國建立的共同防禦組織北約需要大量國防費用，按照北約的規定，所有成員國應該按照GDP的2%列支國防費。但是，根據北約公布的數據，2015年美國支出的費用是GDP的3.61%，達6,500億美元；而德國僅支出了GDP的1.03%，即400億美元。這組數據意味著，德國每年少開支370億美元的國防費，而德國政府少花的這一差額實際上是由美國代為支付的。在美國中產階級佔人口的比重從50年代的六成下降到幾年前的43%的情況下，美國為德國支付的國防費用，相當於美國的1.2億聯邦個人所得稅納稅人人均每年為德國繳納300美元的「國防稅」；美國的社會福利遠低於德國，假設德國政府把節省下來的國防費用於社會福利，則等於全德國人均每年從美國獲得450美元的福利補貼。德國並不是北約成員國「享受」美國補貼的唯一國家，法國和義大利也是如此，不過數額多少不一而已。
這是個多年的老問題了，換言之，美國為部分歐盟成員國提供的「免費午餐」多年累計下來，幾乎可以為那些國家每戶送一輛車了。歐巴馬當政8年當中，此事毫無改觀；而希拉里原也打算繼續補貼，理由是不能失去盟國。問題是，給其他發達國家大送「免費午餐」的政策，難道不該糾正嗎？事實上，美國的大多數選民並不瞭解自己的政府在北約軍費方面長期付「冤枉錢」的問題，他們最多是從川普的競選辯論中聽了一耳朵；如果他們發現政府如此大慷納稅人之慨，這次選舉時希拉里的得票率可能會更低。
這個例子表明，人權無國界，正義無國界，但是，民主制度之下，納稅人的荷包不能無國界，這屬於常識；像美國對北約成員國的這種軍費補貼，既非援助，亦非善款，「享用免費午餐」的外國政府和民眾並無感恩之意，這不過是美國政府的一筆糊塗開支和美國納稅人的無辜損失罷了。在民主制度下，如果納稅人不能看緊自己的荷包，政治精英掏納稅人的錢包給自己換取國際聲譽的把戲，就會不斷上演。
四、美國文化精英左翼價值觀與美國社會傳統價值觀的對壘
以上三節的落腳點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在民主國家，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偏好未必與選民一致；而檢驗民主制度是否牢固的標尺是，當選民對精英的看法不買賬時，是精英決定選民的命運，還是選民決定精英的命運。可以說，這次美國總統大選充分展現了精英價值觀與美國社會傳統價值觀的對壘；而選舉結果表明，本屆美國人民還行。
究竟是什麼樣的美國選民把票投給了川普？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美國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中老年白人群體把川普送進了白宮。但是，這種說法有明顯的誤導性。選前民調具有影響選情的作用，所以美國選民不一定願意在選前公開自己的投票意向；但選舉完成後，他們一般不會再掩飾自己的立場和投票結果。美國的愛迪生全國選舉調查研究機構（Edison Research for the National Election Pool）在各地投票所對2.5萬完成投票的選民所做調查顯示，白人、年齡、教育程度這幾個因素對選民的投票意向影響有限，中低收入階層支持希拉里的也多於支持川普的，而調查中對投票意向最突出的影響因素其實是問卷中列出的幾種所謂「意識形態」型分類：「意識形態」上傾向於「自由派」的選民，84%投票給希拉里；而「意識形態」上傾向於「保守派」的選民，81%投票給川普。必須說明，此調查中的「意識形態」分類，即「自由派」和「保守派」，與中國的政治語境完全不同，不可混淆。美國的「自由派」堅持左翼價值觀，而「保守派」則抱持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
多數中國人不熟悉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其實，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無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堅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時在經濟社會制度方面不依戀政府提供的福利。在堅持這種價值觀的美國民眾身上，可以看到一種「謙卑的自尊」。所謂謙卑，是指他們只要求有機會努力工作養活自己；所謂自尊，是指他們不願意依賴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把納稅人提供的有限資源優先用於美國公民。雖然美國的文化精英們把那些持有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民眾視為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其實，持有這種價值觀的美國民眾並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保守主義」也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而美國的左翼價值觀則深深植根於意識形態演變當中，它的精神資源進口自歐洲，即戰後在歐洲居主導地位的後現代、新馬克思主義思潮；它在政治觀念上關注人權、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美國的文化精英大多數屬於「自由派」，即接受並傳播左翼價值觀，且因此而自豪。這種價值觀在意識形態上對斯大林模式持強烈的批判態度，故有「政治正確」一說。
本來，這兩種價值觀似乎可以長期相安無事地共存下去，但在美國中產階級境遇惡化的背景下，這次總統大選把美國社會中潛伏多年的傳統價值觀和左翼價值觀的對立揭示得淋漓盡致。這種對立表面上體現在意識形態層面，以至於文化精英們把各種政治帽子扣到持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民眾頭上；實際上，在這兩種價值觀的對陣背後，是對經濟社會制度不同取向的認知。左翼價值觀的擁護者們以保護弱勢群體和社會平等為口號，希望不斷增多社會福利。這次總統大選期間民主黨參選人桑德斯和希拉里都提出了公立大學免學費的福利政策，這個政策口號吸引了大批即將上大學的高中生和在校大學生，後來這些人的選票多半投向希拉里；而希拉里敗選後，其中不少人深為自己在教育系統中接受的價值觀受到衝擊而不滿，因此拒絕上課並集會抗議。「公立大學免費」這塊巨大的「蛋糕」，自然是需要辛苦工作、納稅養活政府的民眾買單的；但「享用蛋糕」的學生們不會感謝買單人，而是認同花納稅人的錢換取選票和權力的政治精英。
五、美國和歐洲國家民主制度的不同命運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的社會對立不是階層對立，而是價值觀對決，結果是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在選舉中佔了上風，但多數文化精英的優越感不會消失。這兩種價值觀的相對平衡，使美國的經濟社會制度並未明顯移向左翼價值觀的偏好。但是，二戰之後歐洲的經濟社會制度，特別是歐盟的體制架構，充分展現了左翼價值觀的大政府、大一統、高福利偏好，而歐盟的命運也恰恰暴露出左翼價值觀的罩門。在歐盟的體制架構下，由各成員國政府指派的歐盟議會議員不經民選，卻高高在上地制訂出超越、替代各國法律的種種新規，甚至連香蕉的形狀、巧克力的成分都統一規定；歐盟內部取消國界後，各國公民不但可以自由遷徙，而且可以移居它國並享受移居國的醫療、養老福利。這種烏托邦式制度構架忽視了各國經濟上的自然差異，更剪除了納稅人錢包的「國別拉鏈」，實際上是鼓勵成員國國民享用跨國財政「大鍋飯」。對製造業實力雄厚的德國來說，佔領無關稅的歐洲大市場，自然獲益良多；但歐盟內卻有不少國家債臺高筑，其財政已難以為繼。一旦歐洲各國因經濟困難而競相擴大財政赤字，必然導致通貨膨脹、歐元貶值，而歐盟央行的金融危機業已臨近；經濟失衡之後，不但歐盟的前途岌岌可危，在歐洲不少國家，即便是政府換屆，也難以重振經濟。德國大量吸收包括難民在內的非歐盟成員國經濟移民，很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美國的幸運在於，美國社會兩種價值觀的相對平衡，避免了美國的歐盟化。因此可以說，美國的傳統價值觀實際上成了鞏固美國民主制度的精神基石。而歐盟國家的命運就不同了，在西歐、北歐、南歐國家，左翼價值觀已佔有壓倒性優勢，可按照這種價值觀建立起來的歐盟制度架構卻缺乏生命力；儘管歐盟很可能難以支撐下去，但左翼價值觀主導的歐洲社會卻未必能作出深刻反省。清華大學的劉瑜最近撰文指出，從這次美國青年人多半支持希拉里可以看出，假以時日，未來的美國將是「自由派」的天下。筆者卻認為，在持美國傳統價值觀的人們老去之前，今後若干年內，美國的左翼文化精英就可能面臨嚴峻挑戰；這種挑戰並非來自本國社會持傳統價值觀的民眾，而是來自他們歐洲的師友同道。歐洲的左翼文化精英支持走歐式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又嚴厲批判斯大林模式（即正宗的社會主義道路），因此確立了幾十年來「政治正確」的歷史地位；但是，歐盟制度實驗遭遇的主要困境在經濟領域，揮舞「政治正確」的旗幟，其實無助於化解經濟困境。就像歐洲的左翼價值觀必然產生歐盟這樣的烏托邦制度實驗一樣，歐盟的經濟困境也是「政治正確」意識形態的內生之物和宿命。歐盟制度實驗的瀕臨失敗及其後果，不但會給歐式社會主義體制畫上大大的問號，而且將動搖歐洲左翼價值觀的精神支柱。屆時，美國的左翼文化精英們將如何自解，恐怕比「自由派」一統美國天下的未來可能性更值得關注。
中國社會不同於歐美社會，中國社會當中不同社會群體的價值觀也異於歐美社會，但中國將來的轉型必然會體驗美國和歐洲這些老牌民主社會提供的豐富經驗和教訓。從這個角度去看，關心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的中國民眾，未必只是這場美國大劇的「吃瓜群眾」。
我分析歐洲民主制度的命運時，沒有提到中歐四國（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這四個轉型國家的未來命運或許與它們的歐盟朋友們不同，其原因是，這四國的轉型道路非常獨特，因此也對中國有直接參考價值，我將在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介紹。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