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上兩次胎死腹中的三足鼎立事件(圖)


韓信。(網路圖片)

1、公元前203年,韓信攻滅齊王田廣、全殲項羽的援軍後,已經擁兵四十萬,成為項羽、劉邦之外的第三大軍事力量。此時此刻,劉邦正被項羽圍困於滎陽,處境維艱。此時,韓信若能脫離劉邦,獨樹一幟,當成三足鼎立之勢。這一點,不僅項羽看出來了,甚至蒯通之類的辯士們也看出來了。於是,項羽派使者武涉勸韓信自立,三分天下。蒯通更是一展雄辯之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史記·淮陰侯列傳》)。

蒯通的這篇說詞極富感染力,然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韓信直接拒絕了蒯通的勸進,「漢王遇我甚厚……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史記·淮陰侯列傳》)。我們從韓信生平事跡應該瞭解到,韓信其人並無政治野心。倘若韓信真的自立為王,恐怕秦末戰爭不知又要延續多少年。從這個意義上說,韓信無疑做個件大好事,可惜劉邦這個政治流氓是看不到這些的。

有人設身處地為韓信考慮,認為其所處形勢猶如蛇、青蛙、螳螂三物能夠共生、共存一樣,螳螂怕青蛙,青蛙怕蛇,蛇怕螳螂,由於此三種動物彼此都有所顧忌,所以共處一地卻能相安無事。韓信與劉邦、項羽的關係也一樣,彼此可謂相互制衡、相互依存。這個平衡一旦被打破,韓信必死無疑。從韓信自身角度考慮,這個分析有幾分道理。反過來看,後來那麼多以一己私利、不惜刀兵、鋌而走險的精英人物(如吳三桂等等),恐怕也是吸取了韓信沒有野心的教訓。歷史的鏡子真像《紅樓夢》裡那個風月寶鑒,照出骷髏是生路,照出美女是死路。倒霉的倒是蒯通,差點為勸說韓信之事而下油鍋。好在口舌辯才關鍵時刻救了他一條小命。不過此時有能力與劉邦爭天下的差不多都被劉邦「烹了」,蒯通還不夠被烹的資格。

2、無獨有偶,兩千多年後,還有人學蒯通,試著勸說曾國藩自立門戶,三足鼎立。此人就是名滿清末的一代名士王闓運。推崇縱橫術的王闓運認為滿清王朝根基已朽,太平天國難成大事,惟有湘軍如日中天。手握重兵的曾國藩若能養寇自用,坐觀成敗,可將天下大局導向三足鼎立之勢。然後徐圖進取,必能收拾殘局。

如同蒯通沒有說動韓信一樣,王闓運也沒能說服曾國藩。據清人筆記記載,當時老謀深算的曾氏面無表情地聽著王大才子縱論天下,手指卻蘸著茶水在桌子上寫滿了「謬」。無趣的王闓運只得離去。其實曾國藩已不止一次被人勸說自立了,野史中留下了大量類似的記載。如李次清借賀功向曾國藩進言:「王侯無種,帝王有真」;胡林翼借曾國藩壽誕進聯曰:「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彭玉麟給曾國藩寫信稱:「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就連與曾氏不睦的左宗棠也曾勸說:「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但曾國藩終不為所動,作為道學家的曾氏,內心深處應該沒有鼎足三分的野心,「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當是他的真心話。

此外,曾國藩自願放棄鼎足之勢,也源於形勢的不利。曾國藩深知清廷早已對湘軍防範有加,並早已開展了大量分化瓦解的工作。湘軍主要將領中,曾國藩的真正嫡系、死黨,不過曾國荃、彭玉麟、鮑超而已,其餘如左宗棠(1862年授浙江巡撫)、李鴻章(1862年授江蘇巡撫)、瀋葆楨(1861年授江西巡撫)、劉蓉(1863年授陝西巡撫)、劉長佑(1860年授廣西巡撫,1862年兩江總督,1863年直隸總督)、楊岳斌(1864年授陝甘總督)、劉坤一(1864年授江西巡撫),均被任命為一方督撫,已無造反的動力和打算。特別是湘軍主要人物左宗棠、李鴻章絕非甘居人下之人,此時已經分別建立了自己小集團,又豈能俯首聽命、甘為前驅?再者,這些極力煽動鼎足三分的人物,他們是不是也懷有不可告人的野心,反而鼓動別人為天下先、自己卻圖謀黃雀在後之利呢?更何況湘軍此時已經嚴重腐化,「湘勇久成強弩之末」,這樣的軍隊,一旦北上討賊、逐鹿中原,又能有幾成勝算?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善於審時度勢的曾國藩並沒有聽信擁戴者的鼓噪而黃袍加身,從而讓那個三足鼎立的妄想胎死腹中。實際上,曾國藩若真的昏了頭三分天下、自立為王,以當時中國嚴峻之外部環境,列強勢必大舉乘虛而入,思想尚未開化的國人,恐難逃被奴化之命運,國家早就四分五裂、任人宰割了。那時,國家民族誠不知要危亡到何種地步。歷史抉擇關頭,那些能決定歷史走勢的人物,如果少一些私利,多一些大局觀念;少一點野心,多一許冷靜淡泊,將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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