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两次胎死腹中的三足鼎立事件(图)

韩信。（网络图片）

1、公元前203年，韩信攻灭齐王田广、全歼项羽的援军后，已经拥兵四十万，成为项羽、刘邦之外的第三大军事力量。此时此刻，刘邦正被项羽围困于荥阳，处境维艰。此时，韩信若能脱离刘邦，独树一帜，当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一点，不仅项羽看出来了，甚至蒯通之类的辩士们也看出来了。于是，项羽派使者武涉劝韩信自立，三分天下。蒯通更是一展雄辩之才，“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以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史记·淮阴侯列传》)。

蒯通的这篇说词极富感染力，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韩信直接拒绝了蒯通的劝进，“汉王遇我甚厚……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我们从韩信生平事迹应该了解到，韩信其人并无政治野心。倘若韩信真的自立为王，恐怕秦末战争不知又要延续多少年。从这个意义上说，韩信无疑做个件大好事，可惜刘邦这个政治流氓是看不到这些的。

有人设身处地为韩信考虑，认为其所处形势犹如蛇、青蛙、螳螂三物能够共生、共存一样，螳螂怕青蛙，青蛙怕蛇，蛇怕螳螂，由于此三种动物彼此都有所顾忌，所以共处一地却能相安无事。韩信与刘邦、项羽的关系也一样，彼此可谓相互制衡、相互依存。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韩信必死无疑。从韩信自身角度考虑，这个分析有几分道理。反过来看，后来那么多以一己私利、不惜刀兵、铤而走险的精英人物(如吴三桂等等)，恐怕也是吸取了韩信没有野心的教训。历史的镜子真像《红楼梦》里那个风月宝鉴，照出骷髅是生路，照出美女是死路。倒霉的倒是蒯通，差点为劝说韩信之事而下油锅。好在口舌辩才关键时刻救了他一条小命。不过此时有能力与刘邦争天下的差不多都被刘邦“烹了”，蒯通还不够被烹的资格。

2、无独有偶，两千多年后，还有人学蒯通，试着劝说曾国藩自立门户，三足鼎立。此人就是名满清末的一代名士王闿运。推崇纵横术的王闿运认为满清王朝根基已朽，太平天国难成大事，惟有湘军如日中天。手握重兵的曾国藩若能养寇自用，坐观成败，可将天下大局导向三足鼎立之势。然后徐图进取，必能收拾残局。

如同蒯通没有说动韩信一样，王闿运也没能说服曾国藩。据清人笔记记载，当时老谋深算的曾氏面无表情地听着王大才子纵论天下，手指却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满了“谬”。无趣的王闿运只得离去。其实曾国藩已不止一次被人劝说自立了，野史中留下了大量类似的记载。如李次清借贺功向曾国藩进言：“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胡林翼借曾国藩寿诞进联曰：“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彭玉麟给曾国藩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就连与曾氏不睦的左宗棠也曾劝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但曾国藩终不为所动，作为道学家的曾氏，内心深处应该没有鼎足三分的野心，“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当是他的真心话。

此外，曾国藩自愿放弃鼎足之势，也源于形势的不利。曾国藩深知清廷早已对湘军防范有加，并早已开展了大量分化瓦解的工作。湘军主要将领中，曾国藩的真正嫡系、死党，不过曾国荃、彭玉麟、鲍超而已，其余如左宗棠(1862年授浙江巡抚)、李鸿章(1862年授江苏巡抚)、沈葆桢(1861年授江西巡抚)、刘蓉(1863年授陕西巡抚)、刘长佑(1860年授广西巡抚，1862年两江总督，1863年直隶总督)、杨岳斌(1864年授陕甘总督)、刘坤一(1864年授江西巡抚)，均被任命为一方督抚，已无造反的动力和打算。特别是湘军主要人物左宗棠、李鸿章绝非甘居人下之人，此时已经分别建立了自己小集团，又岂能俯首听命、甘为前驱？再者，这些极力煽动鼎足三分的人物，他们是不是也怀有不可告人的野心，反而鼓动别人为天下先、自己却图谋黄雀在后之利呢？更何况湘军此时已经严重腐化，“湘勇久成强弩之末”，这样的军队，一旦北上讨贼、逐鹿中原，又能有几成胜算？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善于审时度势的曾国藩并没有听信拥戴者的鼓噪而黄袍加身，从而让那个三足鼎立的妄想胎死腹中。实际上，曾国藩若真的昏了头三分天下、自立为王，以当时中国严峻之外部环境，列强势必大举乘虚而入，思想尚未开化的国人，恐难逃被奴化之命运，国家早就四分五裂、任人宰割了。那时，国家民族诚不知要危亡到何种地步。历史抉择关头，那些能决定历史走势的人物，如果少一些私利，多一些大局观念；少一点野心，多一许冷静淡泊，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