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百年前中國如何教育愛國？(圖)
每到九一八這個日子，你的第一直覺是什麼？（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9月19日訊】每到九一八這個日子，你的第一直覺是什麼？第一直覺是想上街遊行抗日，砸日本車，核平東京麼？恭喜你，這說明你完全接受了歷史教育裡的仇恨教育。倘若你的第一直覺是，欲亢奮熱血地愛國，那也說明你腎上腺素很強旺，不必像傅園慧一樣使出洪荒之力，就可以到橫店去手撕鬼子。倘若到了今天這個日子，你很慚愧自己對日本沒有瞭解，想讀學者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爭論史：日本人是怎樣認知史實的》，看了過後覺得連「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我們都不如日本他們，要奮發有理地研究中日關係，或許這個日子就不僅僅是個國難紀念日了。
而今眼下，無條件愛國，已令一些人有枯木逢春之感；甚而一見「愛國」二字，就彷彿來了一粒偉哥那般亢奮。不管國家為何種制度，為何人所領導，自己如何受奴役，沒有尊嚴，國家彷彿成了一顆萬能的春藥，無論何時何地，都能讓他們來高潮。事實上國家只是利益共同體的一種組合——利益當然有顯性與隱性，顯性如人權、經濟等，隱性如文化及族群身份認同等——那麼每個人的利益與尊嚴都應該得到相當之保證，如不是這樣，這樣的國家就不是具有政治文明的現代國家。一個背離政治文明的非現代國家，你愛它的時候就得小心點，因為這樣的愛可能愛來一把隨時懸在自己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可能愛來一根又粗又壯的繩索，將你勒緊至死。
胡適先生說愛國要不忘讀書，愛國要講理性，頗受那些為職業革命家所盅惑的學生所唾棄。事實上，不理性愛國，哪怕你喊著愛國的口號，甚至說要爭取民主自由，可能最終會走向你追求的反面。當然更有可能的是，愛國只是個藉口，民主自由只是幌子，爭取一小撮專制者自己的利益才是他們皮袍下面的真實，對比十數年前笑蜀所編的《歷史的先聲》，我們不難看出歷史的弔詭和現實的教訓。
我們一向以為日本軍國主義教學生愛國，一定是煽動而不理智的，是灌輸軍國思想而不及正常思維的。事實上，在日本教育中雖不乏盲目愛國主義因素，但在明治、大正時期，他們卻也有相對理性的一面。我們以為他們的殺人嗜血是其來有自，是完全出自教育的結果，其實軍國主義教育只是在昭和後才變本加厲而已。
當然不管怎樣講，日本和中國的教育，在彼時都是國家至上主義的教育觀，所以日本後來走向法西斯主義教育（軍國主義教育），而中國走向民族主義乃至專制的愛國教育，這兩者都是在國家主義教育觀這顆大樹下所結出的殊途同歸的苦果與毒瘤。不過，二戰以後日本的教育觀，已然有很大的改變，而當今之中國依舊在呆板專制教育下，學生及家長頻遭受愚弄與洗腦。國家主義教育觀依舊將國家看得至高無上，看得玄乎其乎，神乎其神。
因為研究百年中國語文教材變遷的緣故，八年前我曾於舊書市場搜得一冊線裝《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商務印書館1911年8月初版，1913年2月18版）第六冊，其中第三十二課《學生之愛國》現全錄如下，以給當下中國盲動的「愛國者」一帖止瀉藥。古語謂，盜亦有道。其實愛亦有道也，無道之愛，終必自害。
第三十二 學生之愛國
日俄戰爭之初起也，日本人心憤激，爭效命於疆場。在校學生遇將士出征，必列隊送或投私財以助軍費，七八齡之童子亦然。文部省懼其以此廢業也，乃發令告諭之。其辭曰：
「國民奮其忠勇之精神，捧其滿腔之勢血，為海陸軍之後援，固屬當然之事。至於懸念戰事而廢本業，雖曰愛國之至情，決非策之得也。吾願從事教育者，當無變其平日沉著之度，熱心誠意，盡力厥職。蓋此次事變，所關甚大。教育者當使青年男女共知，將來國家之所負之責任必更重大，我國民欲盡此重大責任，全恃在學時代專心一意，修養其身心而已。
我忠勇之海陸軍人，為國家誓死赴戰，生徒欲表其同情，相率歡送，雖無不可，若因此輟學，費其貴重之時光，則非忠勇軍人所期望於在學之男女者也。
學生所助軍費，果皆出於自己節省之資財，忠愛之情既屬可嘉，且以此養成節儉之美風，尤為有益。若以捐助為名高，而要求於父兄，則大不可，即國家亦不願受之矣。
今日所以與俄交兵者，為後來永遠和平之計也。凡我學生不可客氣（疑為「意氣」之誤——冉注）用事，若對俄人而肆口嘲罵，或並及於他外國人，此尤宜切戒者也。
要之在教育之任者，於此之時，當視平時尤為奮勵，國家所期望於教育者在此。教育者所以報國家之道亦在此。」
嗚呼！觀於日本學生之所以為，我少年其亦動愛國之心乎？觀於日本文部省之所言，我少年其亦知所以愛國之道乎？今者強鄰逼處，國步之艱難，百倍日本。我愛國少年，其亦知自奮於學問，以為他日擔任國事之預備，則國家之幸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