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你把我賣了吧?」(組圖)


「艾滋村」中的墳塚(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8月24日訊】當我見到本故事中的男主人翁時,他正坐在小木凳上,在豪華門庭的樹蔭下,獨自納涼。男主人翁看上去很清瘦,人單薄,狀態不太好,精神還勉強。在艾滋村的情境中,我感覺他應該是個已經發病了的愛滋病人。

他家離冬子家不遠,隔著一條不大不小的水溝,溝的這邊是他家,溝的那邊恨不能就是冬子的家了。去的時候先經過他家,在溝邊右側,往左一拐便是冬子家了,但這時由於目光往往向左看,不容易注意到他,而從冬子出來,我往回走時,要走三四十米路才右拐,右拐前的正前方就是他家,所以容易就注意這個清瘦的納涼人。

我是2002年6月27日那天跟冬子夫婦去苗的,往回走時便見到了他。第一感覺,這是個愛滋病人,他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他,但未冒然打招呼。第二天再去冬子家,往回走的路上又見到了他,他看看我,我看看他,因之前已經混了個眼熟,當時感覺時間還早,用不著那麼急趕回村醫家(我吃住都在那裡),我便主動朝他的方向走去,越過那條水溝,往溝邊的坡上走幾步,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

他人實在,好客,隨和,雖然氣色不太好,但互相攀談起來並不難。他叫亞洲,不出所料,果然是愛滋病人。他的家就是當年夫妻賣血建起來的,可院牆和裡屋如今卻破落了。前陣為了逃避一個什麼罰款,夫妻倆曾到外省一媒礦打工躲避過一陣,但不料雙雙病發,實在熬不下去了,只好回鄉落腳。


當年賣血建起的豪華門庭(外景),這在該村十分罕見。(作者拍攝)

 

門庭內外,天地之間

我一進到院內便發現,如此豪華門庭的背後,竟到處透出一股荒涼氣:院落右側是一片蚊蠅滋生地,即一家人大小便的「露天廁所」,且正對著三居室平房的左「主臥」;院落左側是一小片野菜,和幾棵似乎未加打理的南瓜,天生天養,一派藏不住的貧窮與破落,綿延不斷。


當年賣血建起的家園(內景右側),蚊蠅在廚房和正屋間的這片土地上到處滋生。(作者拍攝)
(註:磚後的院牆邊,有一條小路,沿著這條小路繞到正屋後,那就是下一個故事的主人翁的家了。)


當年賣血建起的家園(內景左側)(作者拍攝)。雖然「綠色和平」,紅磚綠葉,但除了前方那一片用青磚鋪設的地面外,
圖片右側前、後方的南瓜,正前方的野菜,和野菜後面是豬圈,雜草叢生,雜亂中透著荒涼。


野菜的後方,是已經荒落的豬圈(內景左側之局部)。(網路圖片)

請注意,前方的青磚面積其實相當大,從門庭內側開始,右側一直鋪到了廚房邊,往後一直延伸到正屋前。後方高高堆放著的大量紅磚,用來臨時壘做院牆但還沒來不及用泥灰砌起來大量整磚,那麼多磚還來不及按主人的意願派上用場,卻在某一個時鐘前被擱置在那兒,就再也動不了了。時空彷彿凝固在了某個瞬間,有一個東西就像幾千年前的瑪雅人那樣,突然消失了。

這是一種在艾滋村裡才獨有的另類「爛尾樓」工程。在同樣的情況下,一般「小戶人家」見好就收,多在房子建好後才病倒,但這家主人可能是由於面子鋪得太開,戰線拉得過長,尤其是前庭、右廚耗能太大,所謂對「莫須有」的風險始料未及,「壯志未酬身先死」,眼睜睜看著就要「大功告捷」之際,卻自己先病倒了。

這家的女主人叫雷鳳,聰明利索,一家之長,大事小事都由她做主,大權獨攬,一人說了算。膝下一對千金,大女兒叫春妮(化名),剛從學前班「畢業」,正準備升小學一年級;小女兒叫秋佳,還不會走路,尚在襁褓之中。


亞洲之家的第一張全家福,三代同堂。(作者拍攝)

正好雷鳳的父母也在,剛從緊挨著的另一個村落那邊過來,看望女兒女婿和兩位外孫,可謂不辭勞苦。一家大小,三代同堂,就這樣拍了一張全家福。照片中,雙手架在父母身後的大女兒春妮,頭往上揚著,彷彿鬥志昂揚,她就是這一個家的堅強後盾。

春妮接得了媽媽的聰明和漂亮,兩隻朝天翹起小羊角辮,,讓人顯得精神抖擻。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雙羊角辮。久而久之,似乎這雙羊角辮也就成了我心目中這個小姑娘的代表性符號,彷彿春妮就是羊角辮,羊角辮就是春妮似的,時而表揚之,弄得有一回順道家訪,雷鳳那天可能是精神不好,沒心思幫春妮扎羊角辮,看到我來了,這才把小羊角辮又給春妮紮起來。

她這個動作,一下子讓我的心頭微微一震。

紮著羊角辮的小姑娘:童心,童畫

跟秋妮不同,秋妮在小學四年級給我寫第一張張明信片時,一旦把我叫成了「高叔叔」,大家都這麼叫她也這麼叫,便不再改口,而春妮第一次叫我時,父母便讓稱我為「高伯伯」,她就這麼叫了下來,習慣成自然。她倆就差四歲,可一個叫我「高叔叔」,一個叫我「高伯伯」,各得其所。

第一次進艾滋村,我是「走馬觀花」,只感覺到面上的情況;第二次進艾滋村,我是「定點察訪」,相當於書上說的「深入訪談」外加「非參與性觀察」。當我走進亞洲家時,是我第二次進村「深訪」的第二天,當時對艾滋村內實情的瞭解,剛剛從零起步,仍在摸索著去感受,去觀察,所以我不可能事先告訴人家我要觀察什麼。況且,這是一戶「計畫外」的突然登門家訪。第一天在冬子家做家訪,因感覺其家境尚好,我在院子裡見到了拖拉機,所以自己並未走進廚房,揭開鍋蓋看一看。而眼前這戶人家,家境落差如此之大,正好遇上吃飯時間,於是我逕直走入廚房,想看看這家人午飯吃的是什麼。由於他們根本不知道事先我想要觀察什麼,當然無從準備。

走進廚房裡,我看到塑料盆裡放著一小撮自己說不出名字的青菜,便請教這家小主人:

「這叫什麼菜啊?」

「野菜」。

「從哪裡摘到的?」

「呶,在那邊-」

小主人指了指,就在廚房對面,指的是正前方的那一片綠葉。


春妮午飯時吃的野菜。(作者拍攝)


春妮剛才摘野菜的地方。(作者拍攝)

我像春妮那麼大時,聽貧下中農「憶苦思甜」,說那「萬惡的舊社會」如何苦難時,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說吃的是這個叫不上名字,統稱為「野菜」的東西,在荒坡野嶺上挖來吃;現在的「05後」像春妮那麼大時,誰能吃到正宗原汁原味的野菜,則是一種時尚和健康的表現。可春妮2002年6月28日在艾滋村的午飯中吃的那一小撮野菜,跟時尚無關,跟「舊社會」無關,卻跟貧困有關。

我眼前的春妮,正用小手捧著一大碗清湯麵,當她埋頭用筷子伴著從自家院子裡摘來的野菜時,對著我的,正是那兩隻小羊角辮。這碗麵是她給自己做的。她不嬌氣,不埋怨,神情自然自在,一如既往。或許是習慣了,餓了就自己煮,自己吃。野菜清湯麵很快吃完了。我看了一下她這碗麵所用的調料,灶臺小窗上只擺著醬油瓶和醋瓶,都快見底了,整個廚房內我找不到油瓶。也就是說,春妮的這個午餐是水煮清面、野菜加醬油醋,根本沒有一丁點的油花。


春妮的一餐午飯:野菜清湯麵(作者拍攝)

春妮那個午餐所用的調料,左邊是醋,右邊是醬油。

春妮善解人意,不僅會做飯,還會陪媽媽去看病。拍完「全家福」的第二天,即6月29日,我在村衛生所裡正好碰到了母女倆,來打吊針的雷鳳,和坐在媽媽身後的秋妮。她就那麼靜靜地坐在床上,陪著媽媽,哪兒也不去。她家離村衛生室不遠,不過二百米左右。雷鳳說,這一段路,今天她倆走走歇歇,歇歇走走,花了近兩個小時才來到這。


春妮陪著媽媽坐在打吊針的床上。(作者拍攝於「村衛生室」的過道中)

坐在床上的春妮,一雙大眼睛,目光矜持,矜持中卻在面對著什麼,不得不面對的那種;好像在凝視著什麼,不得不看到的那種,似乎帶著某種孩童式的心憂,雖然不太明顯。可能是一路上累了,加上受媽媽生病的影響,她把昨天還上揚著的精神放在了家裡,沒帶到衛生所的過道上。過道的牆後就是衛生室,這也是村醫家的前院,後院是自家的住宅。後來「五個一」工程時,衛生室變成了衛生所,才搬到了村邊的西北角。

春妮還會從井裡打水,幫媽媽帶小妹妹。每天一放學,她就早早趕回家,用她的小手使盡全力,先幫父母幹點「力氣活」,把機壓井裡的水抽上來,然後再帶小妹妹,好讓父母安心做飯。直到2004年上半年,她一直都是用用口機壓井打水,後來村裡把自來水接進家裡後,她才不需要從機壓井中打水了。

這是春妮每天一放學後幫父母打水時的那口機壓井。此圖攝於2004年6月26日,這時自來水剛接進她家不久,那自來水池的水泥還是相當清新。

2002年12月7日下午,亞洲從村裡給我打來一個求助電話,他說:「雪麗已經臥床不起了。雷鳳已經臥床了半月,欠藥費800多元,醫生不給開藥、吊針了。」只說了這兩句話的亞洲,就已經六神無主,不知道往下還要再說些什麼了。於是在電話的那一頭,出現了在一旁一字一句幫提示的冬子,和對著話筒一字一句跟著說的亞洲,「一唱一學」的聲音:

「實在是活不下去了,請你幫幫忙。」冬子提示。

「實在是活不下去了,請你幫幫忙。」亞洲照念。

「高老師,沒什麼事就不要打攪您了。」冬子提示。

「高老師,沒什麼事就不要打攪您了。」亞洲照念。

「你下個月來再說吧。」冬子提示。

「你下個月來再說吧。」亞洲照念。

冬子的聲音與其說比亞洲的聲音小一些,不如說兩人的聲音差不多。原本是一個人的嘴說兩家事,卻變成兩個人的嘴說一回事。你說,這是冬子的電話,還是亞洲的電話呢?

十天後的12月18日,我給亞洲匯去了100元錢,匯款單的附言如下:

千里送鴻毛(,)聊補無米之炊(。)買點肉菜(,)過個好年(,)堅持就是勝利。

現在看來,因我11月9日才給冬子匯去200元,冬子這時再打電話似乎有點「不好意思」,於是有拉上亞洲一起打之「嫌疑」,儘管亞洲的確比冬子困難多了,但這個電話中說的五句話中,其實有四句是冬子的話,只有一句是亞洲自己的話。另外,這兩次匯款的時間相差六週,數額不同,均為分別接了電話前後,自己在外所掙的講課費不同所致。

之所以說亞洲比冬子困難得多,下面這個不可能發生在冬子家裡的例子,以資為證。

可能是學前班沒有考試吧,春妮當時的「讀書壓力」並不大。而她上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老天有眼,又赴上杜聰在上蔡第一個學期的助學,也就是說,她是杜聰在中國大陸助學的第一批127位受助者之一,或者說,她是杜聰在華助學的學生中,要論資排輩的話,她可是「資格」最老的「學友」了。真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在這個意義上說,春妮是有幸的。既然如此,那春妮上學應該也沒什麼「讀書壓力」才是?非也!上小學跟讀學前班最大的不同,是要考試。考就考吧,反正春妮足夠聰明,不會考砸的,可有一件事,讓她無從應付,心生煩惱。

考試不是讓你「白考」的。每考一次試,都要交1元錢的考卷費,據說是要買考試用紙,印考卷的油墨什麼的,就跟現在考什麼都要交「考務費」似的,本來也沒什麼稀奇的,但這可把春妮大大地難倒了。為什麼會難為她呢?每次考試,她都得回家跟父母討錢,可父母偏偏就拿不出這一塊錢,翻箱倒櫃也沒有,她看父母急的樣子,也說不敢再問了,低著頭回到學校,低著頭進入了考場,別的同學「繳費」時,她都不敢看同學,也不敢看老師。

春妮無法「交差」,同學也許還不至於嘲笑她,老師也許還不至於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免除她的「考試資格」,不讓她參考,可在考場上總讓她擔心老師的臉色會變,總感覺自己心裏不順暢,這種不順暢可能就是大人說的「不得勁」吧,反正就是覺得自己心裏「不帶勁」,有點「不對頭」。春妮是個十分敏感的女孩,她能覺察出老師和同學們任何一點「不一樣」的反應。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紅燈記》裡李玉和的這段唱腔,文革時曾經風靡全國街頭巷尾。可春妮生活在王菲時代,那時連鄧麗君她都沒聽說,更不要說李玉和了。但李玉和在戲中所唱的,卻是自己在生活中親身所經歷的。不僅如此,小小的春妮接了媽媽的性格,從小就「自有主張」,做什麼事大人幫不上忙時,她很早就學會了自己拿主意。

春妮想,還有那麼多的考試啊,語文,算術,期中考,期末考,這學期,下學期,那得跟父母要多少次錢,才能把這考卷費給填滿啊?別的課還沒算呢,再算就更算不過來了。怎麼辦呢?她一籌莫展。

有一天,她想到了一個辦法,悄悄跟媽媽說:「媽媽,你把我賣了吧。你把我賣了,家裡就有錢了。媽媽別怕,我認得家,等我長大了,我會自己找回來的。你放心,不要緊的。」雷鳳說到這裡,淚流滿面,照片拍的就是當時的場景。


雷鳳在講到「媽媽你把我賣了吧」時,淚流滿面。(作者拍攝)

雨過天初晴。我又給他們拍了張全家福。面對鏡頭的春妮,失去了往日矜持或笑臉,卻像是剛剛哭過的樣子。顯然,剛才媽媽在裡屋說的話,她在外屋聽到了。這也是在面對鏡頭時,春妮唯一的一次出現情緒波動的照片。臨別前,我給雷鳳留下了50元錢,以示慰問,聊撫這一「不大不小」的心靈之傷。

其實,就在媽媽哭訴春妮故事的前一天,即2003年1月17日,杜聰剛剛收到第一批上蔡助學孩童的心靈圖文,春妮交上去的圖文就是其中的一百廿餘份之一。也就是說,在剛過去的這個歲末年初,在春妮剛上小學的第一個學期末,作為一項助學活動,助學方請受助學生寫一篇題為《我的願望》的小作文,並用圖畫把這個願望畫出來,旨在「藝術療傷」。

2003年春,杜聰在一篇題為「」救救孩子「 ----愛滋病在華中地區所造成的孤兒問題」的文章中說到,「最近我們讓一些接受助學的孤兒,嘗試以畫畫和文字來表達他們的願望,結果收回來的是一疊疊感人的彩畫和文章。」在一個「鳳凰火海重生」的小標題下,有這樣一段文字:

其中一幅圖畫是一個念學前班的小女孩所畫的。有一天,她這樣的對病重的媽媽說:「媽媽,不如你賣了我吧。你賣了我便有錢買藥來醫治你的病了。」她所不知道的,是媽媽患上了愛滋病,在沒有藥物治療的情況下,媽媽很快就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媽媽,不要緊的」。那小女孩繼續說:」當我長大以後,我會懂得回來找你的」。媽媽看著眼前的女兒那麼生性,應該值得安慰,但是當時的處境實在叫她不禁悲從中來。

我當時絕對沒想到,當雪鳳將這個故事告訴我時,春妮不僅把自己的願望所畫成了畫,且在之前一天就已經交到杜聰的手上了。那晚我在賓館裡,雖然拍下了一些孩童的圖文,由於我當時並不知道春妮與母親的對話,所以不可能專程去找春妮的作文與圖畫,而這些畫隨即就迅速帶到了香港,於同年三月舉辦了一個名為「垂死村落中的夢想」的遺孤作品展覽。


遺孤心靈之畫「我想快快長大」與「我的家園」(網路圖片)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春妮是如何把「媽媽你把我賣了吧」給畫出來的。後來,從杜聰在網上訪談時談到的該次畫作中,我找到了兩幅看似跟春妮心態較為一致的童畫,如上所示。我猜想,如果自己運氣足夠好的話,那說不定其中有一幅就是春妮當時所畫之作。我是從下面兩點來推測春妮畫作的取向:一是藝術感。春妮後來讀的是藝術高中,而不是普通高中,也許與此畫不無關係;二是心態感。在我接觸較多的那幾個孩子中,春妮的心態無疑是天生一般的好,是比其他幾位遺孤要積極和向上得多。即使這兩幅畫冊都不是春妮所作,但仍然可以寫照小春妮當時的心態,用來理解她和與她相似向上心態的同村遺孤,權當代表又何妨?

之所以在此多費筆墨,我在此想說的是,這樣積極向上心態的遺孤畫作,在那一批同時回收上來的一百廿多份材料裡,其實並不多見。憑我當時的目測與現場直覺,應該不到十分之一。當時收上來的材料中,表示自己要當醫生的,約佔三分之二以上,甚至有可能達到五分之四之多。正如2005年元月,杜聰在另一篇文章裡所描述的那樣,「大部分孩子的願望是當醫生救助病人,研究「愛滋病的解藥」。愛滋病使他們家破人亡,也難怪他們有這樣的願望。」但杜聰在2003年春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總結:「雖然該地區面臨那麼嚴重的災難,但是小孩子純潔的心靈沒有因此而被毀滅。」

可當我們從「未被毀滅」或「也難怪」的視角之外看問題時,我的看法是:艾滋村孩童的心靈,已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傷害甚至摧殘,大部分孩子都想當醫生的心靈表白,絕不是一種常態的兒童心理狀況。關於這一點,如果杜聰能將艾滋村兒童的畫作,與他本人在進艾滋村之前在雲南當助學志願者時,當地山區孩童的心願畫能夠做一番比較的話,只要看看兩地孩童想當醫生的比例落差,便一目瞭然。

常識告訴我們,醫院、醫生與白大褂,是每一個初涉人世時的孩子來說,醫院就是其結下人生第一個「深仇大恨」的所在地,惟恐避之不及,而對讓他挨打針吃藥的醫生,更是「恨之入骨」。在孩童心目中,醫生絕不可能是「喜羊羊」,而是「灰太狼」;絕不可能是「白衣天使」,而是「白骨精」。所以,當那麼多的孩童想當醫生時,絕不是一種童真的常態表白,而是童心被摧殘、扭曲與異化的失常表現。這種表面上的「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實際上掩飾著痛苦記憶的被全面內化,「想當醫生」不過是其內在壓抑的一個釋放出口,是表面上的「積極心態」掩蓋了實質上的「灰色記憶」,是「形左實右」的東西。

寫到這裡我想說,在艾滋村裡,像春妮這樣還留存著向上心態的孩童,其實並不太多。

似乎只有一顆強大無比,搏動正常,搏出血量十分充沛的心臟,才最有可能將人世間的種種痛楚,及其所產生的各種負性物質,通過循環系統帶到體內的各個代謝與排泄器官,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潛能,最大限度地化解掉,化整為零,或將其「驅逐出境」,能清零處且清零,能歸零處不尤人。在這個意義上說,心功能與痛苦記憶應該有某種反比性的關聯。如果這種負相關得以確立,那我斗膽預見,在相同條件下,春妮這一生一世得心律失常的可能性,要比她的同伴要小得多,小得多。

沒有一顆搏動良好的心臟,就不要進艾滋村,也不要待在艾滋村。春妮以她特有的心臟,將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在「藝術療傷」中化成圖文,留在人世間。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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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燕寧 高耀潔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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