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文革與六四
【看中國2016年06月05日訊】最近網上和傳媒界最熱烈的話題，就是文革五十週年。說法越來越深入，也越來越分歧。有說文革從1964年四清運動時候就開始了；也有說從57年反右的時候就開始了；還有說三年大飢餓是文革發生的原因；從文革時的很多現象上看，也可以說從五四運動時候就開始了。或者說是五四運動的激烈反文化運動的延續。
把這些說法綜合起來的結論，就是文革絕不是一場突發的偶然事件,而是一百多年來中國學習西方的運動走上歧途的必然結果。由於共產黨的烏托邦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專制暴政的設計，最終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這場觸及全民族靈魂的的浩劫。相比於文化和精神的損失，物質的損失可以說微不足道。
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傳統的文化和道德精神體系，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現在平心靜氣來回顧，中華文明的道德精神體系，和西方發達民族的道德精神體系大同小異。其本質的差異性甚至小於西方各國文明之間的差異。把精神文明的表層現象抽象掉之後看他們的本質差別，就知道那基本上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差別也可以說微不足道。
所以在西方傳來的暴政文化的壓迫下，文化衝突帶來的反抗，就成為上層精英鬥爭的主線。毛澤東和共產黨在文化層次上不斷發動文化革命，正是維護其暴政的意識形態需要。而文革期間對人的靈魂的傷害和毒害，是文革留給中國人的最重要的遺產。
由於文革結束的偶然性，共產黨內鬥中的另一派接管了政權，並且繼續了一黨專政的暴政體制。所以對文革的深刻反思被禁止，並被引導向比較淺層的憶苦思甜的方向。同時繼續沿用中共邪惡的仇恨政治，把黨內鬥爭中失敗的一方當作替罪羊；同時把文革中被中共利用過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當作替罪羊。掩蓋了中共本質上的邪惡；掩蓋了中共統治階級的集體罪惡。
繼續堅持暴政的體制，那麼就必然要保護維持暴政的意識形態，也就是鄧小平總結的四個堅持，和毛澤東時代創造的神話。繼續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神話來毒害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繼續著破壞中國傳統精神文明和普世價值的工作。這就是造成現代中國社會道德墮落，精神空虛的原因。
由於文革時期建設烏托邦的教訓，後文革時代中共不得不放開市場經濟的門縫。從門縫中擠出來的一小部分人富裕起來了，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了。而這個資產階級中的大部分人和權力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所以這就是名副其實的官僚資產階級。
這個利用權勢發財的官僚資產階級，必然和社會產生尖銳的矛盾。因為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兩千多年來早就習慣於市場經濟和公平的法律。由於民間文化的普及程度，公平和公正的原則深入民心，不是一場文化革命就可以消滅的。所以專制暴政和貧富不均，必然和頑固的中華文化傳統，以及從西方傳進的普世文化價值觀發生尖銳的對立。
這種對立，從中共執政以來就沒有停止過。經過右派運動和文革造反，一波強似一波。從文化精英階層到普通百姓，範圍逐漸擴大。到文革的末期，發展到四五天安門運動，和文革結束後的民主牆運動。已經明顯產生了對共產黨統治的威脅。
在多數共產黨人還沉浸在報仇雪恨和改革殘害過他們的體制的氛圍中之時，鄧小平及時提醒了重回權力地位的官僚們；不維護一黨專政的意識形態，就無法維護專制的權力體系。整個八十年代，鄧小平及其幫凶們巧妙地和殘酷的鎮壓了此起彼伏的民主運動。包括毫不留情的清除了黨內的動搖分子，直至最高領導人總書記。
發生在八十年代最後一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就是共產黨暴政和中國文化傳統以及普世價值之間不可兼容的矛盾的總爆發。十年的改革開放，只是對少數接近權力的人和外國合作者的開放。大多數老百姓仍然只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要素；而且是馬克思論證的合理合法的剩餘價值剝削後的生產要素。當然也只能享受維持生產要素所需要的最低生存條件。
但是兩千多年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不接受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老百姓的傳統意識形態不認為剩餘價值理論是公平的理論，也不接受專制暴政製造的機會不均等，和因為這個不均等造成的貧富差距。腐敗成為發動反抗的最刺激的理由；民主和平等是躲在背後的潛台詞。直到即將遭受鎮壓之前，才有一小部分人丟掉幻想，把民主女神的塑像矗立在天安門廣場。
鄧小平和共產黨則是清醒的認識到這場新的民主運動的最終目標，只能是針對共產黨的專政。最終的結果，就是從打著共產黨旗號的反腐敗，走向推翻一黨專政。四十年的洗腦工作，並沒有清除中國人的自由平等的意識形態，和要求公正法制的傳統文化。
意識形態鬥爭的失敗，只能動用殘酷的鎮壓來補充。這就是馬屁文人所說的無奈的屠殺，為了經濟發展的屠殺。隨後發生的蘇聯東歐和臺灣的民主運動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對照之下我們可以更深入的反思失敗的原因。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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