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越獄遠征自由人 然後興高采烈地回籠(圖)


當今的中國人,是否有勇氣選擇沒有牆的生活?(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1月26日訊】聽說美劇《越獄》進入回歸季,那個不知死因的米帥,帶著他略顯臃腫的身板和水漲船高的身價,即將復活。

這是一個關於拯救的故事,弟弟為了救哥哥,通過不斷與魔鬼結盟多次越獄,並收集證據以求脫罪。其實,無論身處牢房,還是成功逃脫,他們始終籠罩在一個巨大的監獄中。

以二十年前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為拐點,監獄題材成了一種獨特的影像題材,並創下兩座山峰。因為有那些經典橋段的記憶植入,近來網路遠征軍大熱之時,翻牆與越獄以某種時間錯位,拼湊出諸多黑色幽默——

場景之一:有人越獄來自首,有人翻牆去愛國;

場景之二:翻牆遠征自由人,然後興高采烈返回監獄;

場景之三:我們今天誓死捍衛的,是日後你們享有翻牆的權利。

果然,‌‌「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古典詩意中的畫面,在今天看來有著另一番政治喻意。這場網路運動無疑是一種集體狂歡,通過情緒的暗示和傳染,使得追隨者沉浸於一種宗教般的勝利氣氛中而難以自拔。

有些旁觀者由此看到了絕望,有些旁觀者則在絕望中看到希望。

同樣是宣揚愛國主義,夢工廠電影《最後的城堡》有著另一種詮釋。

這座由城堡改建而來的軍事監獄,迎來了重量級犯人——參加過海灣戰爭並有顯赫戰功的三星將領歐文。典獄長溫特上校素以嚴酷的鐵腕政策而著稱,起初,他對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囚犯將軍頗為崇敬,可是隨著歐文不斷對監管方法表達對抗,尊敬變成了不滿,直至升級為公開的敵意。

上校開始使用一切方式打擊將軍,成功將歐文塑造成囚犯中的領袖,並引導眾人跟隨他完成一個新的使命:控制這個監獄,解除溫特的指揮權。這些昔日的軍人、如今的犯人,抱著重新回到戰場的覺悟,在精密組織和絕密行動中完成作戰準備。

這部電影的主題不是越獄,僅僅只是爭奪控制權,起事者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維護軍人的尊嚴。影片無處不見寓意,將軍搬運石頭的情節讓人想起《老人與海》

囚犯們一直在修一堵石牆,他們謂之‌‌「城堡‌‌」。這幫業餘工人的消極怠工,始終讓工程拖拉而劣質,是自暴自棄的心理投影。將軍卻使這一切發生逆轉,犯人們壘牆竟然壘出了感情,就像壘紀念碑似的把自己名字刻在上面,並把它當作心中的城堡。

同樣是主旋律,題材關乎征途,只是表達各異,這或許跟導演有很大關係。

我特想知道,網路遠征的原始動力來自何方,純粹是自發?還是意識形態?甚或商業力量?在社交媒體時代,所有的演技需要經得更廣泛的目光檢閱。

‌‌「月冷籠沙,星垂大荒,一個自由人,在追趕監獄。‌‌」

身為畫家,高爾泰寥寥數筆,即以畫作般的場景令孤寂刻透紙背,腦中烙印,過目難忘。

在甘肅的夾邊溝勞改農場,他度過了青春年歲中最黃金的一段。散文《沙棗》這樣回憶,有次出工,他發現遠處的沙丘上有顆沙棗樹,熬到收工,獨自掉隊,偷偷溜去採摘。他沒有逃走的念頭,後來拚死追回農場。

這篇回憶錄中,他說自己像一頭孤狼,在集體中聽人擺佈,早已沒有了自我,而此刻忽然孤身一人,竟然覺得有自由之感。可是,他畢竟要回到那列長長的飢餓隊伍中去。文尾十字收筆,令人拍案。

無巧不成書,高爾泰的這句話激活了作家胡洪俠的一段特殊記憶——

1983年,胡洪俠與大他20歲的李曉嵐,主動投向監獄。那是一個文學年代,身邊熙來攘往的人,有的在寫詩,有的在寫報告文學,有的在學西方意識流,他們倆喊著叫著要寫長篇小說。於是找到一個好地方——監獄,‌‌「見不著認識的人,沒什麼干擾,自由得很。‌‌」

數十年後,讀到高爾泰的文章,胡洪俠‌‌「棄書長嘆,想狂歌,想醉酒‌‌」。他撰文回憶,‌‌「獄中的日子,安靜,寂寞。有時候實在難耐,悄悄回城看一場各路走穴明星拼湊而成的文藝晚會,然後連夜再趕回去,彷彿越獄的人無處可逃,只好又回獄中自首。‌‌」

這種在監獄采風的經歷,僅是作協會員的特權,並非人人都有,也僅是一種場域的模擬,難以形成刻骨心跡。至於瓦爾登湖之外的梭羅,則開創了另類突破。

梭羅視個人獨立自由如生命,卻以六年不交投票稅而主動‌‌「追求‌‌」監獄。他不僅公開宣稱自己不願意納稅,而且認為‌‌「正義之士的真正棲身之地是監獄‌‌」。他被傳喚,很歡樂地入監服刑。‌‌「當我站在牢房裡,打量著牢固的石壁,那石壁足有二、三尺厚,鐵木結構的門有一尺厚,還有那濾光的鐵柵欗。我不由地對當局的愚昧頗有感悟。‌‌」

這種‌‌「追趕監獄‌‌」,顯然跟網路遠征軍截然相反,也區別於牆裡人的反向操作。梭羅提出的公民不服從,本人從未致力於完成統一而完整的理論架構,但經甘地等人獲得光大。

一般來說,公民不服從是指:個人或群體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非暴力、故意、公開違反與自己的政治、道德或宗教信念不符的惡法,並自願接受因此導致的制裁。這有別於革命。

上述方式,並非一致,程度有別,但都在嘗試體驗那堵有形或無形的牆。

牆的存在,總能提供諸多超越想像的現實存在。

《打鐵記》做過這樣的類比——‌‌「為什麼香港人可以在大陸隨便呆,大陸人只能在香港呆七天?‌‌」‌‌「監獄裡的犯人想要出去肯定有限制,外面的人想進監獄體驗就隨便了。‌‌」

回溯所有關於監獄的影像,《肖申克的救贖》以其獨特地位至今難以超越。全片透過監獄這一強制剝奪自由、高度強調紀律的特殊場域,來展現作為個體的人對‌‌「時間流逝、環境改造‌‌」的恐懼。

囚居半個世紀的老布獲得假釋,他選擇自殺身亡,因為他習慣了監獄的一切,而假釋卻是面對一個更大的牢籠,一個他完全適應不了、手足無措的現實社會。換言之,監獄更像是一種被形象化的‌‌「體制‌‌」。

正如瑞德在其中的經典台詞:‌‌「監獄裡的高牆實在是很有趣。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牆;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這就是體制化。‌‌」

警備森嚴的肖申克是一個具有寓意的象徵,如同我們在現實中經常遭遇的一種冷酷的權威的代表。當我們懵懂無知的時候,開始不斷地接受各種各樣的的訓練、效仿和暗示,向著人們心目中的完美形象一點點進發。漸漸地,我們擁有了統一的節奏和頻率,自己對此卻一無所知。

什麼是體制化?很明顯,它包括某種規制、習慣、意識和氛圍,是一種人的心理依賴,或者說,是人在特定體制下形成的心理依賴。

‌‌「人總是社會動物。從客觀上講,一個人強大,不是因為他本人強大,而是因為他的社會關係強大。拆散他的社會紐帶,他自然就弱了。‌‌」劉仲敬說。

村上春樹有著相近的翻譯——每個人或多或少必須面對一堵高牆,這高牆名叫體制。‌‌「體制本該庇護我們,但有時候體制不再受制於人,然後它開始殘殺我們,甚至讓我們冷血地、有效地、系統地殘殺別人。‌‌」

其實,那些習慣於靜默的旁觀者,與那些熱鐘於翻牆的狂歡者,並無根據區別,他們與導演共同構成了這個強大的體制,是高牆的搬運工與建設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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