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羋月傳》最近正在熱播。這部以宣太后為主角的大戲出場的第一個人物就是商鞅。整部戲中,商鞅的名字一再被提及。正是商鞅變法,讓原本弱小的秦國一躍成為戰國強國之一,並為最終統一六國奠定基礎。軍事成功就是最值得讚頌的嗎?如何評價商鞅及其思想呢?
商鞅變法中的反智、愚民和好戰的特徵
公元前四世紀,商鞅在偏遠弱小的秦國主持變法,前後長達二十年,造成一個強大的國家。他的治國思想中有強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戰的特徵。
商鞅對商人階層不但毫無感情,而且視之為仇讎。在他當國之時,國家管制了「山澤之利」(礦山開發)、糧食買賣和旅店經營,自由商人幾乎被消滅。同時,他對知識份子也非常仇視,他認為國有「五害」,分別是儒家學者、商賈、隱士、手工業者和勇士,在《農戰》一文中,他毫不客氣地說,「有這些人存在,敵人來到,一定打敗仗,敵人不來,則一定很貧窮。把這些人趕走,敵人不敢來,來了也會被打敗。去討伐別國,一定能戰勝,不去討伐,則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經濟思想中,「強國」與「富民」似乎是對立的。他極端地認為,人民不但不應該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絕對不能夠富足。商鞅也反對貧富懸殊,認為「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不過在他看來,理想的狀態是讓人民始終處在同樣的貧窮線上,最好的狀態是家裡沒有一點多餘的糧食(「家不積粟」),以保持飢餓進取的精神面貌。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怯和民愚,這樣的人民通過重刑或重賞即可變成為勇敢而凶猛的戰士。而一旦社會出現貧富差距變大的情況,就應該動用國家機器,用行政剝奪的方式來實現均衡,這就是所謂的「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很顯然,商鞅把人民的貧困與無知看成是國家兵源和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
商鞅認為戰爭是讓國家強大和穩定的最好辦法
在商鞅看來,打仗是第一要義,戰爭是讓國家強大和穩定的最好辦法,這是檢驗變法成功的唯一標準。在《靳令》一文中,他說,「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虱,必弱」。總之,窮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這種「備戰備荒為打仗」、「把戰爭進行到底」的戰略支配下,秦國成為戰國列強中最可怕的國家。
商鞅的強國之術堪稱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殘酷和嚴厲的一種,是一次激進的國家主義試驗,在經濟模式上則體現為「命令型的計畫經濟」。在他的治下,秦國成為了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國」,舉國上下蔓延著極端功利主義的進取氛圍,每個秦國人其實都成了國家的工具,宛若後世出土的那些兵馬俑,人人面無表情而無比強悍。
後世知識份子以談論商鞅為恥
後世將商鞅歸為法家,他的名聲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長期被視為「異端」。在知識階層,甚至以談論商鞅為恥,宋代的蘇軾就聲稱「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甚至講出這個人的名字都是髒了口舌、寫出這個人的名字則是污了紙張——「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但是,商鞅徹底改變了戰國乃至後來中國的政治生態,甚至,以兩千年的歷史跨度而論,商鞅的基本治國理念被頑強地延續了下來,他的核心經濟理念被眾多的獨裁者所沿襲,在很多朝代,實際上呈現出「半法半儒」、「儒表法裡」的景象。也因此,蘇軾又曾經很嘆息地說,對於商鞅主義,「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
商鞅的那種極端主義思想,在後世已成絕響。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後來的治國者們,儘管再不敢像商鞅如此說的直白、干的決絕,卻也並非沒有傚尤者,至少有兩個理念留存了下來。第一,不能讓民眾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潛意識卻一直存在了下來。第二,絕大多數的治國者把國家強大遠遠放在民眾富足之前,強調「國強民安」,而不是「國強民富」,所謂「安」者,年份好的時候,有口飯吃,飢荒到來的時候,不餓死。
「商鞅主義」的幽靈在中國是否真的已經消散而盡了?我們要成為一個怎樣的「強國」,以及怎樣成為一個符合現代精神的「強國」?這些問題,我們是否真的已經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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