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是清代人的交往工具和禮節！(圖)
名片作為社會交往的工具，在中國已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內容。瞭解名片在歷史上的情況，對於我們研究民俗和社會生活史，均有意義，這裡我們就來談談清代的名片。
名片
名片，古稱謁、名剌、名貼、手本等，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在唐以前就很流行了。如果細細區分，早期的名剌、名帖等，有一些的內容更像今天人們所用的「柬」，與後來的名片有一些區別。清人說，後世所用的這種寫著姓名的小片，是從明末開始盛行的，在此之前，古人的的片子，都是親筆書寫的，明清以後才開始「刻木印之耳。」以我們現在見到的資料，這一時期，中國人的印刷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了，刻成一個小版來印刷，甚至如今天人們蓋印章一樣，蓋到特定的紙張上，已經非常方便了。
至於應用此種小名片的原因，記載中說是始於崇禎時期，因為官方對於互相「請託」，走門子，找關係進行控制，所以人們來往時常常使用這種小名片，投送起來比較方便罷了。（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10月版，第259-260頁。）但就其大體用途而論，早期名剌與帖子是可以視為名片的源頭的，例如《後漢書•禰衡傳》說禰衡「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剌，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這裡的「剌」，就是懷裡揣著的名片，由於長時間沒能結交到達官貴人，以至於剌上寫的字都掉光了。早期的名片用木或竹製作，漢以後始改用紙。清人趙翼曾考證說：「古人通名，本用削木書字，漢時謂之謁，漢末謂之剌，漢以後則雖用紙，而仍相沿曰剌。」（清•趙翼《陔余叢考》卷30，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527頁。）《漢書》中講到酈食其見劉邦的故事中，酈手中拿的「謁」，實際上就是竹製的名片，上寫主人的姓名、籍貫、官職等，甚至還寫上要辦的事情，應當說已經具備了名片的一般功能了。
名片：交往方式與禮節的代表
以我們所見到的情況來看，明代名片已經風行，也講究等級，至清代則已經成為上流社會約定俗成的交往方式與禮節了，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日常交往中成為一種常例，如同治六年（1867年）著名文人陳其元任上海釐金局提調，有同鄉故友吳昌壽來訪，因旅途匆忙，未帶名片，與陳府下人在門前發生糾葛，陳將下人喊來查問，回報說：有一個武官模樣的人，「衣服弊陋」，要來求見，找他要名片，又沒有，只說與大人是幾十年前的好友，又不肯說姓名。這個穿著有點糟糕的老友，因沒有名片之類的東西，就是進不了門。見面後，吳又向陳解釋，「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清•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卷2，中華書局，1989年4月版，第21-22頁。）這裡，老友前來拜會，門人不允進門，索要名帖之類，而老友相見後，也解釋自己何以沒有帶拜帖，可見名帖在清代已成為約定俗成的必要禮節了。
名片：官場交往的工具
名片也是清代官場交往的重要工具，朱克敬《暝庵二識》：新點翰林就職後，叫人拿著名片遍投於諸前輩，稱之為「大拜。隨後還要親自拿著三張名片，到前輩府上投遞，叫做「求面」。投剌成為官場繁文縟節的一部分，「京署各官，最重資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內閣中書、軍機章京、吏部、禮部司員，對於同僚之先進者，不論年齒，皆稱前輩。初謁時，必具紅白柬三份，登堂拜見，執禮惟謹」。（清•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卷1，中華書局，清1982年2月版，第168頁。）
京中上流社會年節相賀，亦多用名片，此風起源於宋，但以清代為盛：按照慣例，初一這天，官場中人往往派一輛車子，叫人到官場來往人家投名片拜年，京中士夫賀正，皆於初一元旦，例不親往，以空車任載一代身，遣僕將當時片子用流行的梅箋紙，裁成二三寸的小片，上面寫明自己的姓名與職司和所住位址，不管平日裡認識與否，「各門遍投之。謂之片子。」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賀工具情形。
以至於有人戲作小令對此進行嘲諷：「是日也，片子飛，空車四出。」（翟灝：《通俗編》卷1，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0頁。）節令時空車往返，片子滿天飛的情況，實際上多是指的泛泛之交，成為一種虛禮。至親好友則不同，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中說，「大凡泛交，止僱人力投剌，名曰飛片。」而至親好友，往往用大紅名片，對於親尊長輩，還是登門親自拜賀。而且，也不限於北京，「大抵南方各省皆然」。
名片：致歉或於喪葬婚嫁時使用
名片在清代的使用也不限於年節相賀，如前述陳其元老友相訪之類，日常交往中多有用之者。大學士徐干學曾用名帖向人道歉。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三：徐干學退休後居鄉，對於鄉間鄰里十分謙下，有一次，他坐轎子出行，有一個老秀才從旁邊經過，徐眼睛不好，一時沒有看見，知道後就叫人拿了自己的名帖上門致歉。
清人婚喪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如清末有喪家開追悼會，到會者使用名片，已成為喪禮中的一個環節：《清稗類鈔》載「賓至時，必先投名柬也」。不過喪事時或喪家使用名片，往往加以黑框，與平時所用略加區別。可見，名片在清代社會生活中應用極廣，如拜見、道歉、道謝、請託、婚喪、道賀等均有使用。
名片：身份的代表
名片作為等級社會的一個產物，也必然打上等級的烙印。明代親王的名片，例不稱名，有書王者，有書別號者，用以表現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貴。清代未見到此類明確記載，這與明代親王名片的情況多少有些類似。例如，李鴻章的名片，只印了李鴻章三個大字，別的什麼也沒寫，這是因為他在晚清時期名氣太大了，寫什麼都顯得多餘。
清代名片在等級制度仍然有所反映，如學生拜見業師，下級拜見上級，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見，而上級則一般不會給下級名片。有個例子說武將不識上官，是因為從未接到過上官的名片。
不曾收受名片，難記上位者之名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三記載了有這麼一個故事，嘉慶時，京口參將莊芳機進京覲見皇帝，皇帝問他，「你從江南來的時候可見過蔣攸銛，莊的官職比蔣小，從未直呼過蔣的名字，一時想不起這個蔣攸銛是誰，回答說」沒見過」。皇上連問了三次，他都回答說沒見過，皇上不禁有些怒氣：「你真太糊塗，作為江南武官來京，你難道沒有向江南總督辭行？」莊這才想起這個蔣原來就是自己的上司江南總督。趕忙連聲回答說「有，有，有。」皇上的臉色這才稍稍緩和了一些。莊芳機從皇上的內庭出來，渾身都已經汗透了。
有朋友後來問他為什麼會這樣，莊才道出了其中緣故：「我平常只曉得江南總督，或蔣中堂，他從來沒有給過我名片，我也沒請他寫過一聯一扇，那知他的大名？」有時候，地位較低的人，要遞一張名片到封疆重臣的手中，也要花費巨額的賄賂。乾隆時期，福康安征西藏歸京，戶部一書吏求見，遞了一張名牌上去，「賀喜求賞」。雖然這個書吏求見，本來就是別有所圖，但這一張名片遞上去，他前後也花費了十萬兩銀子，「否則談何容易得見一福公哉！」（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卷下，中華書局，1984年3月版，第53-54頁。）由此亦可概見當時官場風氣。
清初的名片，沿明末舊習，偶有涉及社會政治生活，但很快就被禁止。明末社會上知識份子之間即使是從未見過面，投遞名片時也互相「稱盟稱社」，表明是同黨，形成一種十分可笑的風氣。清初時，人們互遞名片，仍沿明末舊習，此種政治盟社的風氣，雖與當時政治有關，主要的還是沿襲明末黨爭而形成的派別，順治時即遭嚴厲禁止。
名片的使用所造成的影響
上流社會廣泛使用名片，也會對一般下層社會造成影響。清人翟灝：《通俗編》說，當時有的人訪友「偶無名帖及紙筆」，就用土或石灰等在人家的壁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十分好笑。可見上層社會使用名片對一般民間的影響。以至於與上層社會交往較多的妓女也常常使用名片，如揚州的妓女，逢有招請，也會送來名帖一張。下層社會販夫走卒，於婚嫁時也使用名帖。《清稗類鈔》中有這麼一個故事：有個在總督府負責掃地的人與別人結親，下定時發的名片上大書：「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某地方、節制軍門提督軍門門下掃地夫愚弟某頓首拜」。親家看到這名片，張惶失措，拿去與當地士紳商量，士紳想了想說，你家住在關帝廟旁，我自有辦法。於是回帖上書「勅封關聖帝君、漢壽亭侯隔壁愚弟某頓首拜」。雖然是下層民間幽默故事，卻也反映出名片的使用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
名片內容的稱呼與使用方式
清初的名片名帖，沿明末之制，以二三寸者為多，清末則多六七寸長。特殊情況下也有長短過尺的大名片：「名片，向以新入翰林院之庶起士為最大，紙長恆徑尺，書擘窠大字，無空隙。」（清•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6年7月版，第6019頁。）清初尚有人親筆書寫，清中葉以後，一般是請名人，書家寫好，刻成印戳，蓋於不同顏色的箋紙上。
名片上所書的內容與稱呼，清初沿用明末習慣，而後歷有變遷。明末士大夫之間投名片，往往上書「某某拜」，清初沿襲了這個字眼，但康熙以後，改為「某某頓首」。據說是康熙初期，鼇拜專權，朝臣獻媚，避其名諱，引得社會上名片的稱呼發生變化。也有傳說是因為雍正年間鄂爾泰當權時，鄂的父親名字中有一「拜」字，人們為了避諱而改用了「頓首」二字。在下級給上級的名片中，常用「恭惟大人」四字，後來乾隆時莊有恭名重一時，僚屬遞給上官的名片中就改用「仰維」或「辰維」等字眼。慣例稱大學士曰中堂，後來晚清時左宗棠為陝甘總督，兩省官吏避宗棠二字，名片中皆稱「伯相」。一個「拜」字之變化如此，可見清代社交禮儀之繁瑣。
自從順治間禁止士紳官員於名帖中用「社」、「盟」之類字眼後，名片上多用「年家眷」三字，也不管是不是同年科考登第的人員，以至於有個戲子拿這個事編成了歌謠：「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清•王士禛《分甘余話》卷2，中華書局，1989年2月版，第46-47頁。）與「社」、「盟」遭到禁止相類似，晚輩學子對於學官及科舉考試中閱卷、錄取等官員，自稱「門生」，也被禁止，因為生員人等與老師之間關係親密，很容易於成為門派，為清朝統治者所忌諱。所以順治後，無門生之稱，後來改用「受業」、「侍生」、「晚生」、「同學」、「同學弟」等稱呼。同學這一稱呼，按清人王應奎《柳南續筆》中的考證，始於順治時人黃太沖，他與當時名士瀋壽民、文符等交往，名片中最早使用同學的稱呼。
大體上，清初以降，名片上用「年家、世家、通家、眷弟、如弟」等稱呼為普遍情形。後來親戚稱姻，世交稱世，同年只稱年愚弟，而去家字。老師與門生稱通家生，也稱同學弟等等。此外，子侄之師，則互稱「通家弟」。同門友稱「門愚弟」。督撫與司道名刺稱「愚弟」，與府廳稱「寅愚弟」，州縣官與生監、鹽商等商人，也稱「年家」、「眷弟」等。
名片亦具「憑關係請託」之意
名片作為一種社交方式，不免成為鑽營，請託的工具，甚而成為訴訟時的請託形式。以至有顯貴、士紳的名片，被用來包攬詞訟、魚肉鄉里，欺壓良善。道光間，杭州等地，豪紳與顯貴往往將名片作為打官司時的背景資料夾在案件的卷宗裡。有時，顯貴之本族、親友也多借其名片夾於卷宗，地方官也往往要給些面子。道光時任縣令的段光清初次審案時，見到卷宗裡有一張當地鄉紳的名片，就問衙役是怎麼回事，那衙的回答很有些像《紅樓夢》的賈雨村審案時，那個小衙役的回答。
名片夾在卷中，無非是表明這是某老爺所托，或是某老爺的關係，叫縣令在審案時給面子，相互照應。
段官明辨是非：卷宗夾名片之例
段光清在《鏡湖自撰年譜》記載了他當時在杭州審理的一個典型案例：當地有個姓趙的士紳，與杭州知府等官員素有交往。有一次，他家裡的一個轎夫因為強討工錢，大概是當著外人的面找他要錢，他覺得「未存紳士體面」。於是誣告轎夫姦拐他家裡的婢女，在狀子中夾了張名片，送到了杭州府。府裡將案子發到縣裡審，並交待一定要嚴懲這個轎夫，給足這個鄉紳面子。
段光清當時只是一個候補縣令，當時縣令認為這只是一樁不起眼的小事，只要嚴懲轎夫就可了事，所以請段光清來審案，叫他對這個轎夫用刑，讓轎夫承認姦拐了人家婢女就可結案。段光清是個官場的新手，也不願意不問情由就定案，於是將轎夫帶了來。轎夫帶上來時就已上了枷鎖，一看就是個粗笨之人，根本不像個姦拐人家婢女的油滑之徒。段明白這事無非是鄉紳的誣告，就問轎夫：「你來趙家幹活多久了？」答：「今年才來的」。「趙家有幾個婢女？」答「小人很少進府，不知他家有幾個婢女。」「趙家控告你姦拐他家婢女，你還說不知道他有幾個婢女？
下面的回答更讓段覺得不該讓他頂上姦拐重罪：「小人只是當面向趙大老爺要工錢，已被老爺責駡了幾次，而且說要把小人送到衙門治重罪。現在老爺要責罰小人，小人也認了，情願不要工錢了。」段光清斷定轎夫所說必是實話，交代轎夫以後如果是別的官來審你，你只要不承認姦拐，雖然也會受責，但不至於治罪，轎夫叩頭而去。趙家聽說此事，馬上到杭州府那裡告段光清，說這個官太「庸懦糊塗」。後來換了縣官親自審問，先用刑後審問，轎夫始終不承認有姦拐之情，只不過是討工錢，不尊重趙大老爺。縣官也無可如何，最後只好把轎夫責打一頓了事。但此後，有卷宗夾了名片的案子，再也不叫段光清來審了。
這個審案的經過十分典型，地方劣紳僅僅因為轎夫當面向他討要工錢，覺得丟了面子，就誣告轎夫姦拐其婢女，並於案卷中夾雜名片。而地方官按慣例也會重治轎夫，只是遇到了段光清這個不識官場慣例的新任候補官員，這個轎夫才逃過了一劫。而類似的審案情形，在當地是所在多有。紳縉乃至其親屬等人經常用他們的名片夾雜於案卷之中，包攬詞訟，社會的黑暗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