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成都日報》反右鬥爭
一個新創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級機關報，竟抓了12名右派，佔全報社50名採編人員百分之二十以上。說話是右派，不說話也是右派；擁護運動是右派，不擁護運動當然更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要想不當右派閉嘴也不行，只能去當咬人的狗。可是當了狗，最後還是又當右派的也不乏其人。我前文提到的那位高潮先生，便是一例，而且並非絕無僅有的一例。
一、在劫難逃
「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
中國民間有這樣一個傳說：唐末，皇帝昏庸無道，貪官污吏橫行，諸侯擁兵自重，天下大亂。落榜狀元黃巢，得仙人指點，說他面相極貴，有九五之尊，將來定是南面稱孤之人。賜天劍一把，叫他日夜演習，到功夫成就，須把天下作惡的八百萬人殺絕。黃巢來到一座深山寺廟，日夜苦練本領，所有吃住全由寺廟住持老和尚憚空負責。大約苦練三年後，己完成神仙劍術九九八十一功，能百步斬敵首級如探囊取物。按照仙人規定日期，立馬準備舉事。在舉事前一夜他向住持老和尚憚空說：「師父，三年來感謝你對我的關照，明天我就要替天行道，興兵舉事開刀殺人。你和廟裡僧眾，都得去躲一躲。你是知道的，開刀日，我會見人就殺，不分好壞親疏。今夜我先告知，也是我對你的報答。」憚空立即將黃巢話告訴僧眾，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跑到遠遠的地方躲起來。憚空是住持，安排好大家後，便尋到山門前一棵千年老樹，見此樹枝茂葉密，有一線空心，便鑽將進去，藏躲在裡面。到了舉事時辰，黃巢提劍四處覓人，不見蹤影，便來到廟外古樹前向天地稟告：「蒼天在上，今日乃我黃巢舉事之日，尋遍四周不見人影，只好拿此樹祭劍。」話畢，舉劍一揮，千年古樹立刻劈為兩段，憚空血頭卻滾將在地。他失色大呼曰：「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
1957年毛澤東一手策劃發動的「反右」鬥爭，大概我也屬於「在劫難逃」的一個。記得六月五日，省委宣傳部組織省市報刋一批年輕的編輯、記者去參覌四川大學學生在鳴放中貼出的大字報和生物系女生馮元春的嗚放大會。在那個大操場的四面牆壁上貼滿了學生們所寫的各式各樣內容的大字報，火力都集中在學校黨委的各種人和事，用詞犀利，觀點尖鋭，有的甚至是質問口氣，總之火氣十足。記得有張大字報上這樣寫著：「我們不能再容忍專橫無知的校黨委，繼續統治管理學校，還我川大民主聖地！我們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權，大學生要有講話的權利，過問國家命運的權利，我們決不是盲從！我們有自已的頭腦，自已的思想，自已的愛憎與是非。用不著強行我們這樣和那樣。」我讀了這些大字報心裏有種不祥的預感，總覺得前面有雷雨風暴。然後我和同行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吳若萍（後劃為右派），去到大禮堂參加學生鳴放的公開辯論會。那天是生物系四年級女生馮元春嗚放的辯論會。
馮元春時年22歲，四川青神縣人，家裡是農民，讀書成績不錯，每年都有助學金樸助。她身材中等，穿著樸素，口才不怎樣好。那天聽她鳴放的人特別多，校內校外至少有兩三千人。她鳴放的題目是「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最殘酷的剝削集團。」她在主席台上面對廣大聽眾不驚不嚇極其平靜地說：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後的革命階層，也就是既得利益的特權階層組成政府，借用軍隊、警察、監獄去專老百姓的政，專全中國人民的政！這個特權階層從不給人民任何的民主的權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辦事，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押誰就關押誰，這決不是馬列主義者。再有現在工人、農民比解放前還苦，工廠的利潤共產黨全搜刮去，地裡產的糧食農民不能自由支配……」她的發言引起一片嘩然，既有贊成的掌聲，也有反對的怒吼，會場亂成一團。我有點接受不了，認為太反動，向身旁的吳若萍說：「這不是明目張膽的反革命言論嗎？我看公安局肯定會抓她。」吳若萍是南下服務團的大學生，見的世面比我多，現又在省人民出版社當編輯，信息渠道也比我廣闊，他想了想說：「鳴放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他老人家說過，縱然說過了頭也不關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看抓倒不會抓，批判鬥爭是逃不過的。」
馮元春很鎮靜，按照事先準備好的講稿內容繼續往下說，她接著提出幾個不可辯駁的事實，使全場聽眾安靜了下來。第一個是「高饒事件」她說：「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我們請問，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麼？高饒沒有反人民，他也沒有和暴力集團聯繫，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麼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對於胡風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她認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三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他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先生公開向共產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呢？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我聽得提心吊膽，心裏為馮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擔心會場上會突然跳出個公安把她抓走。據我知，自1955年毛澤東把胡風等人定成「反革命」後，廣大知識份子心中是不服氣的，但卻沒有人敢於公開提出來，只是背後私下嘀咕暗潮洶湧而已。而她卻敢挺身而出，面對數千聽眾講出自已觀點，不能不使人讚嘆！
她繼續說：「毛澤東主席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模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因此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它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會場有贊成的鼓掌，有反對的吼叫，但掌聲很快席捲整個會場，掩去了那些反對的吼叫，顯然馮元春的鳴放征服了大多數人，那有過的洶湧暗潮，一下從地殼下迸放出來，有點摧枯拉朽、勢不可擋之勢。在掌聲平靜後，她接著說：我們學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以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卻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而湯教授忠於事實，卻受到迫害。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卻瞎說蘇聯如何如何好，其實只希望從那裡多拿到幾個盧布而已。」此時，有人跳上臺搶走了她手中的麥克風，使馮元春再難以講下去。後來，聽說反右結束前，馮元春以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72年被殺於四川大竹監獄。其言行精神與林昭相似，只不過是最早反對毛澤東惡政的女英雄。
二、序幕是這樣拉開的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反右派鬥爭正式在全國登場。民主黨派頭面人物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以及費孝通、錢偉長等，一個一個被揪出來定為右派份子；接著文藝界的馮雪峰、丁玲、陳企霞、秦兆陽等。當時，我並未意識到自已會成為右派，更未意識到全國50多萬知識精英會成為右派，私下和妻子說：「這些對革命有功的人，怎麼會去反對共產黨呢？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長篇小說，還獲得過斯大林文學獎呀！」妻子緊緊地摟著孩子說：「我也搞不清楚，毛主席是怎麼想的，不知右派今後的命運怎樣？」我平靜一笑，無所謂地說：「有什麼怎樣？運動不就一陣風，完了就完了。」妻子想了多一陣道：「但願如此。你不要忘了，孩子滿半歲時照像的事啊！」我抱過孩子親了親：「乖乖，爸爸忘不了。」
反右烽火如火如荼，報社漸漸開始緊張起來。突破口是文教組的記者梁正興。他是四川日報社調來的，瘦高個兒，戴副眼鏡，平時少有接觸。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傳部，兩地相思，書信頻頻。談愛情就談愛情，此兄卻將政治摻合進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丁玲、馮雪峰等人劃為右派，認為這是以言治罪，剿殺對民主革命有貢獻的人，是專制獨裁行為。他的女朋友從「革命大局」出發，把這些信件寄給了報社黨組織。黨組織加上按語，又將它貼牆公布。於是群情激憤，梁正興被揪了出來。不幾天又有一位中學女生來信檢舉他，說他借採訪和她講戀愛，現在突然變心不理睬她，請報社領導給予幫助。報社為了弄清問題，立即派出一個姓楊、一個姓彭的記者去調查瞭解此事。很快查清問題，他己和那個女學生睡了覺。梁正興的問題立刻上升為姦污少女的刑事犯罪，很快整成材料上報。五天後，報社在川報大禮堂召開公捕大會。為了起到教育打擊的作用，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那天川報員工也全體參加。三四百人坐在一起，神態嚴肅，同仇敵愾，當黨辦主任閻凱宣布完梁正興罪惡事實，兩位頭戴鋼盔的警察，甩著手走著正步來到主席臺，然後取出副鋥亮的手銬，哢嚓一聲，把梁正興兩手銬在一起，押了下去。接著是參會人員表態，當然均是事先佈置好的極積分子，內容不外乎是「感謝黨、感謝政府，為民除害」之類的套詞。後來，聽說梁以思想反動和姦污少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一直未予「平反」。另一件事更使我震驚，成都建國中學黨總支書部記兼校長潘清雍，土改時我們在一個工作組，被該校右派體育教師×××行凶砍傷，不久這個教師即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槍斃掉。我聽到這消息後打電話去慰問潘清雍，但電話裡傳來老朋友的聲音不太友善，他這樣提醒我：「小黃，要認請形勢，主動向組織交待自己的問題。」聽後，我有點莫名奇妙：「我有什麼問題？」23年後我「改正」歸來去看望他，才告訴我：「市委宣傳部在我去電話前的三天，就己經找他瞭解我的言行。」他只說我「驕傲狂妄，目中無人」，未想到會把我打成「大右派份子」，因為他畢竟瞭解我：「一個學徒娃娃反什麼黨呵？」
這個時候我沒有任何預感自已會被劃為右派，而且會是個大右派！一是認為自已出身好，熱愛黨和毛主席；二是認為自已沒有右派言論，對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言論並不苟同；三是自已還參與了對馮元春的批判鬥爭大會。
中國的事情說變就變。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書長張靜之先生為首的反右工作組，帶領五個幹員進駐報社。張是個大麻子，山西人，官運不佳，傳說他曾是國民黨還鄉團的成員，肅反中被審查過幾天。1951年當過我們土改團的副團長，他知道我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工農幹部，有過短暫的接觸，對我印象不錯。但「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竟是他手下第一個獵物。很快報社走道、窗口、樓梯，架起了擴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黃澤榮（曉楓）！」「剝下他工人偽裝的畫皮！」「黃澤榮（曉楓）向黨和社會主義射出了三支毒箭！」（所謂毒箭就是我所寫的三篇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向黨反映》、《上北京》）。
不到半天時間，全報社的過道、走廊、樓梯口，只要是空餘的地方全是醜化我的大字報、漫畫。這些大字報、漫畫，用詞之惡毒，選句之下流，歪曲事實之荒誕，縱是戈培爾先生也望塵莫及。不過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執政者盡皆視為「精品」，就像中國人先前曾把西方避孕套當成氣球吹玩一樣。
我是個天生的不怕權、不怕勢的人，一輩子認定事實與死理，不是就是不是。在一次報社召開全體編採人員的定性大會上，不少事先佈置的極積份子們，大聲叫我站出來，交待檢查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我不僅不檢查交待，還質問那些極積分子：「我反了什麼黨？你們這些地主、資本家出身的少爺、小姐，才是真正反黨的右派份子！」氣得這些人拍桌大喊大叫大罵：「你為什麼要寫反黨小說？你早就背叛工人階級了。」我說：「是黨提倡干預生活！既然是反黨，《草地》為什麼要發表它？」打手們底氣不足，佔不了辯論上風，氣得干吼，會場一片混亂。在這個時候編委王畋（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知識份子，四川日報調來的老報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麼？你們說小黃是右派，我是五人領導小組的，還沒舉手同意。」會議嘎然而止。
想不到兩個小時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出來：「王畋老右派！」「決不准許王畋包庇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王畋必須向黨低頭認罪，交待自已反黨罪行！」「……」此後，他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從行政十五級降為十九級。最後，送到草堂寺去終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壽終正寢。
五人領導小組鐵定我為右派份子後，不再處理稿件，每天上班一人坐在辦公桌前面壁反省，沒人與我說話，沒人與我親善，昨日朋友皆成路人，都是一雙雙仇恨的眼晴瞪著我，好似借了他們穀子還了糠似的。組長肖青再沒笑臉，恨恨的好像我挖了她的祖墳。胡克由這個《工商導報》的留用人員，過去對我畢恭畢敬，總是小黃前小黃後笑咪咪地叫個不停，現在卻要我打掃清潔衛生了。陳澤昆、楊蓓、邱乾坤三人雖不和我交談，卻以眼神問候。不幾天美術組的譚大同悄悄告訴我說：「小黃，市上要開你的鬥爭大會，勢頭有點凶，我建議你跑出去躲幾天。」平時我和他來往不多，想不到此時卻冒著風險透露消息，暗中為我出謀劃策。
那天下班回到家裡，妻子見我臉色不好，便哄著襁褓中孩子說：「乖，快向爸爸笑一個」。半歲該子己咿呀能語，見著我小臉蛋綻成一朵花，張著手要我抱。我黙黙地把孩子抱在手中，說不出是高興還是淒凉，為了掩飾內心的忐忑不安，久久地吻著孩子，待情緒稍稍安定後，才將此亊告訴妻子。妻聽後，為我壯膽說：「跑什麼？又沒有殺人放火，未必說你反黨就反黨，鬥爭會也得講理呀！」我笑笑硬挺道：「不跑！不跑！」心裏卻在說：我是吃運動飯長大的，要鬥爭你有什麼理不理？不過當時任何一個人，都對反右鬥爭嚴重性認識不足，以為和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一樣，過上三、五個月，就萬事大吉。誰知毛澤東早己成竹在胸，決心要把有獨立見解的知識份子趕盡殺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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