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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流小說連載:我所經歷的新中國(24)(圖)

第一部《天翻地覆》

2015-09-26 09:29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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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農業合作化運動

農合作化運動是毛澤東用「組織起來」的騙人口號和強制性的手段,剝奪了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和生產資料,使中國剛有資本主義萌芽的農業社會又回到土地公有制的奴隸社會,自耕農又成了戴著「鐐銬」的農奴。

一、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他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以重工業為優先的國家工業化。並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這個「燈塔」的核心就是「一化三改造」。什麼是「一化三改造」?

「一化」,就是在10到15年內,基本上實現以重工業為優先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造」,就是對「農業、私營工商企業、個體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說得明白一點,就是要通過強有力的權力導向,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都要納入「國家資本主義」(即權貴資本主義)這個範疇,「成為共產黨所能指揮、控制的財富」。於是,全國工作重心轉向了「黨的總路線‘一化三改造’」。

「工業化」本來是個與政治無關的題目,但中共歷來都搞的是「泛政治化,」,即不管什麼事,不但要和政治扯在一起,甚至要用政治來「統帥」。所以「工業化」要用「社會主義」來統帥。但這裡還不僅是個標籤、招牌,更有其具體內容。那就是「以重工業為中心」或曰「優先發展重工業」。所謂重工業優先,就是以冶金(尤其是鋼鐵)工業,機械工業為核心,為軍事工業打下基礎。這既是蘇聯的「先進經驗」,也是老毛夢寐以求的目的。用他們自已的話來說「當時是錯估了形勢」,以為世界民主國家(即他所稱的資本主義),已進入了所謂「垂死階段」,他們可以通過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舉摧毀西方民主陣營,獨霸世界。所以一要大力發展重工業與軍事工業;二要使人口猛增。所以蘇聯多生孩子的婦女被尊為「英雄母親」,毛更說「世間只要有了人,甚麼人間奇蹟也可造出來」。說白了就是要依靠武器和「人海戰術」像打國民黨一樣,把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打垮。

然而他們缺了一點常識:當人口呈「幾何級數」(馬爾薩斯語)上升後,鋼鐵、機器不能當飯吃。於是在1960年中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後,終於開始轉向為「以農業為基礎」的「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方針,這個所謂的「一化」就這樣「搬起石頭砸了自已的腳」。

我們區是成都市農業區,農業合作化是我們工作重中之重。共產黨開展任何一項新的工作,首先是「統一思想」。辦法是組織全體幹部學習文件、吃透文件、領會文件,在思想統一前題下,再逐步推開。先搞「點」,在「點」上取得經驗後再擴大到面,這叫「以點帶面」或曰「點面結合」的工作方法。

千百年來中國農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家一戶分散的、個體的小農經済作業,現在要把幾十家、上百家組織在一起生產勞作,他們實難以接受。但是共產黨、毛澤東是個強勢政權,決定了的政策必須貫徹始終,不惜花一切代價去實現。這個繁重而又困難「組織起來」的工作,就由我們這些千千萬萬的基層幹部去執行完成。

「軍令如山」區委、區政府聞風而動,立即抽調出大批能力強水平高又能吃苦的幹部,奔赴農村第一線。我們工作隊長是生產建設科科長潘清雍,組員有我、「夢覺」、「干豇豆」、陳崇陽、徐澤昆等,選定群眾基礎較好的站東鄉紅花村作為建立農業合作社的試點村。這個村在土改結束時就建立了黨、團組織,一批在鬥爭中表現得好的貧下中農,被吸收為黨團員。

紅花村距梁家巷不足一公里,是個近郊村,上世紀80年代已消失在紅牆高樓之中。在上世紀五十五代初卻是個阡陌縱橫,炊煙裊裊,雞嗚犬吠,稻花飄香的農村。我們住在鄉政府,每晚去村裡召開各級會議,諸如農民大會、婦女大會、青年會、團員會,不停地宣講農業合作的好處與願景。

農業合作社分初級、高級兩種。初級社稱為農民弟兄平等互利的經濟組織,地、富、反、壞分子不能參加,貧下中農才有資格。參加自願,不能強迫,有退出的自由。初級社規摸不大,約二十餘戶,參加者只是土地交到社裡,由社裡統一安排播種和調配勞作;農具、耕牛作為投資入股,分配時折合成工分。高級社不但要把土地交給社裡,農具、耕牛全作為集體財產,各家各戶在屋前屋後留少許自留地(每人不足一分地,約60平米),種點瓜瓜菜菜。做什麼幹什麼由社長指派,白天統一勞作,晚上集中一處開會評工分。工分關係到年終分糧分錢,由於勞動力不均和有出工不出力的現象,所評工分實難公平,故糾紛不斷,你攻我擊,大傷和氣,互為仇敵,使千百年來和和融融的鄰里關係徹底喪失。

「組織起來」走農業合作化的道路,實際把老實巴焦的農民推向互相廝殺的仇恨道路,中國再難以有和諧。

我們天天開會夜夜開會,宣傳農業合作社的好處,說它是蘇聯未來的集體農莊,是毛主席、共產黨領導大家走集體富裕的康莊大道路,目的是不讓農民弟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縱然我們把口說干、把嘴講爛,農民就是死個舅子不參加農業合作社(四川方言,堅決不從之意)。他們說:「樹大分椏,兒大分家。莫說外姓人,就是一個祖宗傳下的崽也揑合不到一塊,幾十家人搞到一起,不打爛腦殼才怪」。

農民說的大實話,「一口一個味,百人難同睡」。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建設富饒美麗的新中國」,我們一個個像金剛鑽,非得把「死腦筋」的農民鑽個孔,批評他們「思想保守落後」,是劉介梅「三十畝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翻身忘本的資本主義思想,是不願「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劉介梅湖南農民,解放前是個乞丐,土改中翻身份得土地和耕牛,不走「組織起來」共同富裕的道路,成了農民翻身忘本的典型。「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是他驚人之語,故全國報刋公開討論批評此事)其實,我們和農民都不知道毛澤東肚裡的真實打算,他是要通過「組織起來」的「農業合作化道路」,把土地改革分給農民的土地收歸國有,實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臨天下」一統大業的宏願。

農民太熱愛土地了!

土地,是他們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救命根子」,是繁衍子孫的「護身符」,現在要叫他們交出土地,等於拿刀子剮他們的心啊!潘清雍科長有的是辦法,他畢竟比我老練,拿出了最歷害的一手,「黨團員必須帶頭參加農業社,服從組織決定」。「組織」就是父母,不聽父母話就是「大逆不道」的兒孫,要遭火燒雷劈的。

他近似下命令地向村裡黨團員說:「建立農業合作社是毛主席的號召,是黨中央的決定,是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分水嶺,是黨團員帶不帶領廣大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試金石,既然你們是黨團員,應無條件服從這個決定!」再有便是向農民強調說,「農業合作社是農民弟兄互利互惠的經濟組織,地、富、反、壞想參加也參加不了,今後政府要大力扶持農業合作社,銀行貨款、子女讀書,入了社的都優先。」

農民終因經受不住我們的打壓,更抗拒不了我們的誘惑,在半說服半強制下參加了農業合作社。這個全區建立起來的第一個農業合作社叫李英才農業合作社,因帶頭人叫李英才,貧雇農,土改中入黨的極積分子。

農民不得不流著眼淚,懷著難舍之情,把土地、耕牛、農具集中到一起,走上了「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道路。不過那時他們手中還擁有生活資料和少量的自留地,留有「資本主義尾巴」。記得,為了說服一家姓阮的中農加入農業社,我們學習「諸葛亮三顧茅廬」的辦法,大道理,小道理,比過去、看將來,家庭會、夫妻會、老少會、談心會,整整花了一週時間,帶推帶拉又騙又哄,終把他搞進了農業合作社,只是在牽耕牛搬農具那天,全家竟然哭的哭,叫的叫,呼天搶地折騰大半天。有什從辦法「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不入也得入啊!

站東鄉的「經驗」作為典型,在全區「三級幹部」(區、鄉、村)會議上進行推廣,介紹經驗的除隊長潘清雍外,還有站東鄉黨支部書記和紅花村黨團員,很快全區各鄉村都有了農業合作社。此後共產黨逐步逐步地通過互助組、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把幾千年海洋似的個體農民納入了集體化道路。到了1958年公社化後,農民一切財產(無論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全歸集體所有),又回到那「仰起睡還有條球,俯著睡連球都沒一條」(球,四川方言,指男性生殖器)的赤貧時代。

二、合省並區引起的波動

1953年4月,國家第一個五年建設計畫開始實施,為了集中權力,中央撤銷了原華東、中南、華北、東北、西南五大行政區,有「東北王」之稱的高崗調到北京,出任國家經濟計畫委員會主任,此後引發了「高鐃反黨集團」亊件。亊件後的半年多時間,由於高崗經受不住「革命的考驗」,而服過量的安眠藥自殺,此時從中央到地方才分級在黨、團中作了傳達。開始我們替高鐃惋惜:這麼大的官了還爭什麼嘛?而不知是老毛駕馭臣僚的權術。他幾十年之所以從一個混混爬到帝王高位,就是靠的這一手。當然這個由表及裡的認識是後來才有的。毛是個道道地地的潑皮,從不講仁慈友愛,一切從自我、需要、權術出發,只要能建立鞏固皇權地住,父母、妻兒、弟兄都可以出賣,所以幾千年才出他一個。

中央撤大區,四川撤小區。四川很快把川東、川南、川北和西康並入川西行署,恢復四川省原有建制,省長李大章,省委書記為李井泉。李大章是四川地下黨的頭人,周恩來的老部下。他為了保住官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出賣朋友和同志,故「川東地下黨沒有好人」,雖語出江青,實際是他所為;李井泉山西來的「土八路」,是毛澤東貼心,一條咬人的狗,行事左得出奇,整人害人從不手軟,後官至西南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號稱「西南王」。就是這個「西南王」,在三年「自然災害」(1959年至1961年)時期,把老百姓的救命糧大量外調,最後連種子糧都外調了,至使1200萬四川人活活餓死。

原川西行署所管轄的成都、華陽兩縣並入成都市,人口從原來的六十萬一下增為一百多萬。我所在的第三區人民政府更名為龍潭區人民政府,管轄二十多個鄉鎮。區委書記張烈夫、區長李捷雙雙調離。張烈夫去市委任農委主任,李捷到省上工業辦管大型工礦企業,並帶走干將潘清雍、袁忠智。不乆兩人回到教育戰線,分別到十五中、十二中出任校長兼黨委書記。我留在生產建設科,新來的區委書記崔犁夫是原成都縣的縣委書記,區公安局長李雲成提升為區長。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提升起來的區長李雲成,是紅軍幹部,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一身槍眼,多處負傷,胸前掛滿獎章,共和國的有功之臣。但他文化低讀書少,行事主觀,唯我獨尊,工作方法生硬,心胸狹窄,很難聽取意見,做事又不講策略,幹什麼都是直來直去。應該說這樣的人是個忠於革命事業的好幹部,卻不是好領導。他來不幾天,即把一個為他看重的叫李德明的人提起來負責科裡事情。此人原是青龍鄉鄉長,土改建政後不宜再當鄉長才調到區上總務科管總務。他雖然工作平平,卻善於察言覌色,一說一笑,喜歡向領導匯報思想,深為李運成區長賞識。按潘清雍調走時的暗示,負責人應是我。為了迴避矛盾,我主動要求調到新成立的調研室去工作。調研室是各方幹員雲集的地方,個個能力強皆能獨當一面,行政級別均在二十一級以上,只要運動一來全是駐鄉工作組的組長。但我情緒上仍有波動,認為新來的領導對我不相信,與李雲成區長有了距離。此時農業合作化運動如火如荼,不幾天我又帶著原班人馬去到遠郊區金馬鄉蹲點,整頓健全提高農業合作社,為向高級農業合作社發展取得經驗。

金馬鄉在成都市郊北面緊挨著新都縣,它的得名是因為那裡有座寺廟叫金馬寺。寺裡原有百多個比丘尼,解放後共產黨一再宣稱「保護宗教」,實際視宗教為迷信,屬於取締對象。遠在1950年「清匪反霸」運動中,就把寺廟中一些方丈、主持,作為惡霸抓走;土地改革時又把寺廟賴以生存的土地徵收;加之大勢宣傳吃齋把素是迷信,故再沒人到廟裡來燒香佈施。但宗教是消滅不了的,正如人性的善良是與生俱來一樣。

金馬寺大部分比丘尼被逼還俗改嫁,剩下來的十多個人堅決不走,願終身事佛。雖然沒有廟產收入和任何佈施,她們死守信念在風雨裡掙扎,一年四季與農民樣下田幹活,無論拋糧撒種還是栽秧打穀,雖然累得賊死,早晚仍要敲木魚誦經書,使人不得不佩服她們對佛的虔誠。故廟宇保存得十分完好,金身泥塑,匾額吊牌,佛燈帷幔,戲臺殿堂,無不使人感到粛穆莊嚴。

我們大凡開村民會都選在這裡,一是這兒埧子大,二是這些出家人特慇勤,燒茶送水擺桌放凳無句怨言,百般討好我們工作組,生怕再像土改樣拉出去鬥爭。人心總是肉長的,我們工作組對她們到十分善意,無任何刁難。

50年代的青輕人對工作都認真負責從無三心二意,誰不希望早日把國家建設成為「耖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的社會主義。成日穿草鞋戴斗篷,風裡來雨裡去,不知苦不知累,幹得十分歡騰!想不到我們在農村折騰了半個多月回到機關匯報工作,到寢室一看大家儍眼了!幾天前宿舍來了個大調整,把我們派到鄉下去工作的十多個同志的衣服、鞋襪、用具亂扔一地,分不出是誰的東西。於是大家嚷開了:「我們下鄉日晒雨淋,家裡還把東西給我們丟了,領導這樣不看重我們,以後還有什麼心情干好工作啊!」偏巧,工作匯報完後已是夜裡十點,總務室忘了留飯,上街找餐館,餐館多半關了門,有些人負氣餓著肚皮在板凳上過夜。我去向區長李運成反映說:「這些問題不解決好,要影響工作。」他想也不想反批評我說:「這些小事情也要我管,我可不是千手觀音,長有三頭六臂,再說犧牲點個人利益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我感到十分委屈,一氣之下信手寫了首打油詩給機關板報編輯組。打油詩是這樣寫的:「下鄉幹部苦,天晴晒太陽,下雨路難走。這些苦不算苦,最苦怕回區政府,吃飯難找主,睡覺難找鋪。去向領導提意見,反用大話來嚇唬……」

這事被陳崇陽知道了,他特地跑來勸我說:「老黃呀,我們相處了近一年多時間,彼此瞭解,你有熱情有幹勁,就像一匹活蹦蹦的馬駒,不論前面是岩是坎也要跳過去。這是好的,我應該向你學習。記得兩年前我也和你一樣提意見像打炮,不怕老虎不怕豹,結果犯了對抗領導的錯誤,要不然我今天早已入了黨也許是局長、科長了?我誠懇勸你,把打油詩毀掉,不然會惹出麻煩,對你進步不利後」。我在興頭上,認為下級向上級反映意見是囯家機關幹部的權利,不存在有利無利,笑笑回道:「我不能對錯誤的事情保持沉默,做人應堅持原則啊!」

陳崇陽苦笑一下,不再吭聲了。打油詩交給了機關黑板報後,杳無音信,過了一個多月,區裡召開幹部大會,佈置總結農業合作化運動工作。會上先由區長李運成作報告,他在報告裡講了一般工作上常用的套話、官話,然後語氣一轉,著重批評機關幹部中有怕吃苦和工作上不任勞任怨、目無組織、目無領導等思想,並不提名地公布了我的打油詩,說這是落後思想的代表,希望大家對這種思想展開批評。在座的百多號人儍了眼,不知誰幹的,會場靜悄悄連咳嗽的聲音都沒有。我陡的熱血沸騰,衝起腦門陣陣浪花。待他講話告一段落,我篤地驀然站立起來舉手發言,情緒激動,語不成聲道:「打——油——詩——是——我寫的,是投給機關牆報的,本意是向領導建議,關心同志們生活福利,沒想得到個落後思想的批評。」這突如其來的反彈,使得大家拉長臉孔,幾百雙眼睛一時看看台上臉青眉豎的區長李運成,一時又看看紅脖子脹臉的我。誰都沒有發表意見,只有臺樑上大圓鐘滴滴嗒嗒的響過不停。忽然,李德明的腦袋伸出人群,不快不慢地說:「我發表兩句意見,我認為今天黃澤榮同志的態度極端蠻橫無理,竟敢在幾百人的大會上公開反抗領導的批評,這是極端無組織、無紀律的表現,我建議組織上暫行停止他的工作,讓他好好檢查反省!」區長李運成用眼掃掃台下,希望有人發言跟進,可大家知道我工作上一貫表現不錯,曾是前任張烈夫書記、李捷區長手下的紅人,故沒有一人應聲,會就這樣不歡而散。

我沒有到食堂吃飯,心裏非常沈重,兩條腿像有百十斤重,走動一步也吃力。我決定去找區長李運成說說道理,推開他辦公室的門,正在吃飯的他見我進來,餘怒未息地衝著我問:「你來幹什麼?」我情緒還未平靜,便帶氣回道:「找你講道理,我哪點目無組織?目無領導?你憑什麼在會上批評我是落後分子?」

「嗯!你寫打油詩的目的是什麼,不是想挑起全區幹部來進攻我,拆我的臺嗎?這難道是有組織、有領導的行為?」說著,在桌上一拍道:「我批評你是落後的分子,你若不服到市上告我去!」

「好!我是落後分子。」我衝出門向漫無邊際的田野走去。田野,被黯淡的雲層籠罩著,呼啦啦的秋風吹得禾苗低頭、大樹彎腰,黃葉兒,白葉兒遍地亂飛。我呆立在一棵古柏下,望著太陽落下的西方,心裏像不平靜的江水,起伏地翻滾著:我為什麼要去寫打油詩?為什麼要去向領導提意見?是不是為了自己?不,不,不是為了自己!那為什麼會得這樣不公正的批評呢?唉,悔不該當初太盲動,不聽陳崇陽的勸阻,才鬧到這境地。現在我入黨候補期轉眼就滿了,如果此時能吸取教訓還來得及,不然轉正通不過,不轉正休想當科長、局長什麼的……難道跟著共產黨、毛主席鬧革命是為了當官嗎?我決心不再找李運成區長交換意見,把心一橫:後補期停就停,幹革命是憑工作能力吃鈑,不是憑黨員吃飯!果不其然,到了「轉正」時間,支部通知我:後補期暫時停止。不過那個時候機關風氣還很正常,不會因為你和領導上的關係不好,便可以把你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因為革命的槍口還未對著人民,還無「言論」與「思想」罪一說,機關裡仍充溢著自由民主的氣氛,做領導的也不敢貿然行事,不僅李雲成區長做不到,縱是市長、省長也做不到。只有當毛澤東把「階級鬥爭」的魔火燒向革命陣營時,中共各級領導才敢將殺滅敵人的刀槍用來誅滅異己,製造出一個一個驚天冤案。因此,後補期的取消,並不影響我的工作、學習,何況調研室裡黨團員不多,我仍是個領軍人物。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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