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歐巴馬：中國為何沒有曼德拉(圖)
黃文勛舉著一塊足有一平方米大的標語牌走上了深圳人流熙攘的大街（2013年3月10日）
【看中國2015年09月24日訊】黃文勛的故事
2015年3月21日，中國最年輕的政治犯黃文勛聽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訪問美國的消息後，給美國總統歐巴馬寫了一封信。那時他剛過完25歲生日不久，在湖北赤壁看守所未經審判，已經羈押一年十個月（如今已兩年零四個月）。他講了自己的故事，試圖讓美國人「瞭解不一樣的中國。」他似乎確信這封信會抵達歐巴馬的手上，他為佔用總統寶貴的時間感到抱歉，但他又說，這可以算作「國際道義時間」吧。
我一直惦記著這封信，因為我的工作就是把黃文勛們的聲音帶到中國以外。但是他寫得太長了，我決定替他簡要轉告。我又想到另外兩個政治犯的自述：唐荊陵和郭飛雄，決定一併講一下他們的故事。
我一點也不認為歐巴馬會讀到這封信，雖然我坐在離白宮4.2英里的家裡寫這封信。對我來說，《致歐巴馬》僅僅是這篇文章的標題而已。
黃文勛在中國南部沿海的惠州出生長大。高中的時候（那應該是2008年前後吧），他與同學抒發各自的志向，他的志向很大，是「建立一個民主的中國。」他發起了一個嘲諷時政的漫畫學社。但是他在高中臨畢業前輟學了，「再也無法忍受那該死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政治教育。」
他的信我讀了幾遍，每讀到這裡，我都在心裏一半責怪他沒有上大學（我的年紀可以當他的媽媽，我的責怪也是父母那樣的責怪），另一半卻深深知道他所說的死記硬背政治課給他帶來的那種煎熬。我考大學的時候政治課成績高分，但到了我大學畢業兩年後唯一一次考研究生的時候，政治課卻考了不及格。吞蒼蠅恐怕也不會比背政治更難受吧。
1990年他出生的時候，全中國沉浸在1989年街頭民主被屠殺後的死寂中。那場死寂其實仍然彌留在中國的空氣中，稍微留心就能嗅到。但這個剛剛成年的男孩在廣州闖蕩兩三年後卻認定街頭運動是他的使命。「必須要有人不斷地走上街頭，喚醒更多的國人覺醒權利和公民意識。不再願意沉睡的公眾將是推翻專制高牆的最終實力。」
的確，在中國的反對圈中多年來一直流傳著一句話，叫做「千呼萬喚，不如街頭一站。」
不過這個男孩子把我嚇了一跳。2013年3月10日，也就是中國的偽人大在北京召開一年一度會議期間，在深圳，黃文勛舉著一塊足有一平方米巨大牌子走上了人流熙攘的大街：
不要恐懼！
打倒共產黨！
打倒獨裁專政！
民主、自由、憲政、人權、平等萬歲！
一年前，在廣州，他和朋友們做了同樣的事情，不過標語要緩和得多：「無選票，無未來。」每次這樣做他都會遭到短期拘留和毆打。他還曾經在街頭散發傳單，「做關乎選票、民主、公示財產的即興演講。」2013年5月他在湖北赤壁和幾個朋友一起被逮捕，當時他背著一個背包，在進行「踐行光明中國夢」的巡遊，已經遊歷了十多個城市，會見了很多朋友。
他說他的恐懼「並不因活動次數的增多而消失，每一次活動的開始亦會有不安，但是當警察撲上來抓捕他時，他都要喊出來他想說的話，」享受這種發自靈魂的真實感覺。
在被抓進赤壁看守所的當天，他遭到的高壓電擊懲罰，因為他不斷質疑程序的合法性。當天晚上，他看到柵欄外一些女犯被警察毆打，出口制止，警察再次對他進行了電擊。
他向美國總統講述了看守所的生活：他在兩所狹小的監室間輪換，戶外放風的地方只有12-18平米，「四面高牆，頭頂只見鐵柵欄的天空」；犯人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在他的監獄，犯人生產給死人祭祀用的元寶紙，而在其它監獄，犯人生產傑克瓊斯、阿迪達斯、美特斯邦威、駱駝等知名品牌；藥品以高價出售給生病的犯人，如果後者賬上沒有錢，他們就不會得到治療。「我親眼見過因嚴重缺乏營養導致上半身水腫的人，不僅沒有任何醫療幫助，依舊十多小時的生產。」
和中國的監獄相比，肖申克簡直就是天堂了。
他請求歐巴馬總統告訴習近平：「公眾終將覺醒，」「希望共產黨政府放棄和結束專制。」他同時「希望國際社會在與專制國家交往時保持警惕，…別依賴和被其經濟綁架！」
他不確定給歐巴馬總統寫信是否會招致報復，是否會給他帶來更多指控。「但我已不再害怕了，」他寫道。「隨著關押時間越久、看到的黑暗越多，隨著他們從我手中搶走關於祖母苦等我到中秋節後兩天去世的家信，我內心剩下的一丁點恐懼該死亡了。」
他「真心祝福美國更加強大，希望其未來的執政者們依舊對專制國家立場明確和強硬。」他相信，「現存於人類世界的民主陣營與專制陣營這兩種意識形態，自由終將獲勝。」
信至結尾，他的心振奮了起來，似乎要飛出牢籠和高牆。「突然，我思念起了故鄉，還有家中的父親。」「我對光明的嚮往與追求，對自由執著的信念從未如此的強烈。」「我提請人們建立一個世界自由日吧，」他寫道。
我不忍心告訴他：這個世界已經有了人權日、民主日，反酷刑日，再添一個自由日不會改變什麼。美中人權對話年年舉行，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下星期五，歐巴馬總統將在白宮以21響禮炮迎接習近平。就算美國總統和美國人對中國人權聳聳肩膀，對過去兩個月對維權律師、對人權捍衛者大規模的抓捕、對他們的家人可恥的脅迫為所不動，這是一個剛剛襲擊了美國政府的網路、盜走了聯邦工作人員私人信息的國家的元首。這是恐怖襲擊。我也是美國人，我想知道：美國政府這是怎麼了？
這還不算，據說習近平訪問白宮那天，白宮要關閉對面的拉菲耶廣場，將抗議人群排斥到更遠的地方。據說拉菲耶廣場從未向抗議者關閉過；它是自由表達的象徵，它是人民的。白宮這是在執行中國政府的指令嗎？歐巴馬怎麼了？
唐荊陵
現在來談談唐荊陵。2014年中他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今年夏天他已經被審判，但至今還未宣判。
他今年44歲，但看上去很年輕，似乎還保留著「從江漢平原的普通農家走出的、稍嫌孤傲又略帶羞怯的少年」的影子。以前他常來推特，我對他最初的印象來源於他的一條推文。「法律在土共心目中曾經活過？」他問道。「96年底我決定投身社會工作考律師，考試通過後我第一次去汕頭龍湖法院聽庭審，……當時一個被控強姦的青年痛苦地陳述他在被關押期間因為刑訊逼供連睪丸都被警察打破了，法官連忙制止他發言。我就是這麼踏上法律工作旅程的。」
那時候我剛來推特不久，作為一個短篇小說作者，我想像著一個剛剛獲得執照、決心獻身公義的年輕律師的激動以及他那天坐在法庭後排旁聽時心中奔騰過的情感和思想，對他的故事產生了興趣。我想找個時間採訪他，並開始著手準備。我的電腦裡甚至有一個唐荊陵文件夾，收藏著我從網上找到的他的文章。
可是我變得越來越忙，總在應付更急的事情，總感到他沒有危險，可以再等等。我最終沒能採訪他。
根據他的「自我辯護和最後陳述」，他是最早在中國的網路上通過BBS、電子郵件、獨立網站、網路社區、乃至微博等平臺進行民主啟蒙、與專制體制的審查與圍剿週旋作戰的一批活躍份子之一。他認為網際網路的到來以及自由主義者不懈的言論表達「重塑了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打破了獨裁喉舌獨佔輿論的生態，為下一步的民主化轉型創造了機會。」
2003年孫志剛案中，網友發起廢除收容遣送和暫住證制度的公民聯署，他受邀擔任法律顧問。2004年他和高智晟律師為因領導罷工而被逮捕的兩名鞋廠工人共同擔任辯護律師。他們同為中國最早的維權律師。2005年他在太石村罷免村官的案件中擔任村民的律師，很快他便被剝奪了律師執業資格。他短暫的律師生涯就這樣終結了。
但那才是他長期抗爭的開始。1989年的血腥鎮壓，1990年代對反對者組黨運動的嚴酷刑罰使很多人對政治反對的路徑和戰略深感絕望，但是唐荊陵卻認為，「中國民主化的戰略不僅必須、而且是可能的。」他在甘地的「公民不合作」概念中找到了靈感。2006年他發起了「贖回選票行動」：2006年至2007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縣、鄉級換屆選舉，涉及9億城鄉選民。這個行動鼓勵和動員中國公民公開聲明他們將不登記為自己所在選區的選民，不去領取選票，也不通過任何方式參與本次換屆選舉的投票。
中國現政權下從來沒有過真正的選舉，公民也從來沒有真正行使過投票選擇領導人的權利。這樣的行動提醒他們：不要不聲不響地放棄你的權利；你要用這個簡單的方式對無法行使這個民主權利而提出抗議。
2007年春天，他發起了「六四靜思節」，試圖以此激活八九年所遺留的自由火種。2008年他和朋友一道發起了「四二九林昭日行動」，就是每年在4月29日這一天探訪位於蘇州的林昭墓。林昭是北京大學一名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8年的這一天被槍決。在今天的中國，林昭的名字是反抗專制的標誌。
林昭日行動至今已經持續了七年，成了許多反對者每年的「朝聖」之旅，以至於中國當局在那座鬱鬱蔥蔥的山中墳墓上裝上了攝像監控，每年這一天，上山的路上佈滿了黑衣警察。
他「驚喜地」發現了吉恩夏普非暴力抗爭技術手冊。他和朋友們身穿民主自由文化衫出現在遊人繁多的廣州白雲山。「將自由民主的文化元素帶入日常生活。」毫無意外地，他們遭到了傳喚和威脅。2009年以來，他發起了涉及勞工權益的「我的583行動」、「廢除戶籍隔離行動」、以及普惠制基本養老金行動。所有這些行動都涉及中國大部分人口的基本生存權利和利益。
他是2008年第一批簽署《零八憲章》的三百個中國人之一。他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間的全國大抓捕中被逮捕。從2月至8月，他經受了刑訊逼供。當局還把他的家變成了監獄，將他的妻子囚禁其中。2013年，這樣的大抓捕再次降臨，而且仍然在進行當中，他再次遭到網羅。
在看守所，他和貪污受賄、黑社會、走私、傷害、賭博、詐騙、殺人、強姦犯關在一起，「20多人關押在僅20多平方米的密閉倉室內，只有一個廁所，一個冷水水龍頭。…在這裡，看見陽光、雲朵、月亮、星星、乃至一株綠草都是奢侈的享受。這種摧殘是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難以想像的。」「這樣的日子如同被扔在火窋，又如同被人踩在腳下。」
嚴格地說，他和他的朋友做的工作都微不足道，對中國帶來的改變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計。這一點他非常清楚。「我自己對所做的一切的評價，只是愚公移山挖出了第一鍬土，精衛填海投下了第一顆石子。」但是他的罪名卻足夠大——他是個煽顛犯。
相比之下，甘地和曼德拉這兩位自由戰士的生涯都太奢侈了。作為律師，他們可以正常執業。作為政治家，他們可以有自己的組織。作為活躍人士，他們可以上街抗議示威。作為受審判的「犯人」，他們還可以在法庭慷慨辯護。我看到一張曼德拉在監獄開闊的院子中做木工活的照片時，感到曼德拉的壓迫者太仁慈了。
我不止一次聽到外國觀察家對中國的反對運動不以為然。他們頭一揚說，「你可以不喜歡中國共產黨，但是除了他們，中國沒有像樣的替換者。」在他們的口中，中國的反對者無能、無用，不值一提；他們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和解讀中隱藏著一種對權力的崇拜、認從和接受。
郭飛雄
今年49歲的郭飛雄是1980年代自由主義思想活躍的產物，他的反對基因直接來自1986年（在上海讀哲學專業的他是直接參與者）以及1989年的學生運動（那時他已經是一位老師）。他把九十年代那一代人對和平反對的形式探索比喻為「神農嘗百草」，在2003-2005年誕生並且成型的維權運動中，他看到了中國政治反對「具有高度原創性、深扎本土、不可磨滅的擴展道路。」
在具有開創意義的太石村事件中，他是大腦，是中樞神經。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維權運動的最初定義者之一、構形造勢者之一和‘炮灰級’直接行動者之一」。「我們以集群之力，在統治者也表面認同的中性法律區間內，公開、合程序的活動，捍衛公民的人權和政治權利，弘揚自由民主憲政的理念。我們所推動的蔡卓華印刷聖經案、太石村罷免村官案等個案維權和政治實驗，通過網際網路這一加速器、放大器發酵和傳播，引發了公民社會的廣泛同情和立體介入。」
他的牢獄生涯和他領導的維權運動幾乎同時開始。從2005年4月至今，他先後4次被刑拘，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獄五年。從他2011年9月出獄到2013年8月再次被逮捕，他只享受了剛剛兩年的、政府監視下的「自由」。
因為在審訊中沉默和不妥協，他遭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酷刑。「在對我實施電刑時，行刑者一邊對我的頭、手、小腿、大腿、下部依次電擊，一邊惡聲暴罵：‘給你緩刑你不要，你偏要坐牢，讓共產黨出醜，看看到底是你狠，還是共產黨狠！’他們幾近瘋狂的折磨和逼迫我，強迫我在法庭上認罪，承認跟共產黨對抗是錯誤的，自願放棄推動民主，以此獲取緩刑，而後接受安排重回大學教書。」「我曾遭受十三天十三夜不讓睡覺的車輪戰提審，曾長達四十二天被手腳穿插釘鐐在床板上，曾遭受無數次辱罵、毆打、拔頭髮折磨。在真實的、並非電影情節的極限考驗中，行刑者將高壓電棍集中在我的下部施以電刑。」最後，他承認了「非法經營」罪，免去了下部被燒成黑糊的後果。
《紐約時報》前主編Bill Keller 在曼德拉訃告中這樣描述曼德拉庭審的第一天：「他穿著科薩人傳統的豹皮斗篷進入法庭，意在顯示他是一個踏入白人轄區的非洲人。曼德拉的傳奇從此得以一步成形。」我雖然不知道科薩人的豹皮斗篷是什麼樣子，但是我能想像身形高挑的曼德拉走入法庭時的尊嚴、迷人、甚至性感。
但是郭飛雄寫道，「在2007年，我們想坦坦蕩蕩、自然而然地為推進民主而坐牢，都異常艱難。」事實上，與剝奪他們的自由相比，中共用更加兇惡的方式剝奪政治犯的尊嚴。
他這一次入獄，僅僅是因為促進中國政府確認《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在2013年初《南方週末》事件期間要求新聞和言論自由。他們仍然對他施用了酷刑。從2013年8月8日被秘密逮捕，郭飛雄已經被關了776天而不允許放風。另一位同樣因2013年初聲援《南方週末》的廣州活躍人士劉遠東至今天為止則已經924天沒有放風。他們在用這樣的手段慢慢地將持政治異見的公民殺死。
對中國的政治犯來說，在中共的酷刑下守住人的尊嚴幾乎是不可能的。郭飛雄所經受的一切使他對人性有了更多的寬容和體諒。「真正應當鄙視的是極權主義的下作敗壞、返古獸性，」他寫道。「他們不是像古義所要求的那樣尊重對手的人格尊嚴，讓對手有尊嚴的去坐牢，有尊嚴的去死亡；而是專門以侮辱踐踏對手的人格尊嚴為能事。」
郭飛雄是一個行動主義者。「對於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來說，行動是必須的，因為只有行動，我們才能向歷史見證：我們沒有向極權政治的獸性屈服，沒有放棄人類的尊嚴，沒有放棄堅守心田那不可玷辱的潔。…我們給予極權主義首要的、實際上也是最大的懲罰，就是依據人道和正義的基本規則，判明其反人道、非正義的本質，從道德上徹底拋棄之。」
無獨有偶，他也把自己的努力比作「推石的西西弗斯，盜火的普羅米修斯，逐日的誇父，或移山的愚公。」
他2014年11月29日審判日發布出來的法庭陳述這樣結尾：「我們為中國政治反對運動所做的探索和付出並沒有白白虛擲，我們腳下的路越來越寬，而心靈中理想的天空越來越遼闊空明。能有機會參與到自由民主力量多難興起的歷史進程中；能在其間承擔某種構形造勢兼衝鋒陷陣的使命，並數次充任力扛逆流的受難擔當者之一；進而在受難擔當中得以窺見或體驗人類精神世界裡某些理想性、悲劇美學性或宗教般聖潔的因素，是我凡俗生命的無上幸運。」
我完全無法想像他在監獄是如何寫下這樣的話的。
「中國為什麼沒有曼德拉？」2013年12月曼德拉去世的時候，我問80年代曾經以《論言論自由》的小冊子影響過無數學子的胡平先生。他說，「歷史上最具諷刺意味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鬥士之所以大名鼎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所反對的那個專橫強暴的政權還不算是極端的專橫強暴。」
我也注意到，在對曼德拉的評論中，許多中國推友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故事的另一個方面。「成就曼德拉的偉大，」劉曉原律師寫道，「除了他的信念、毅力，更重要的還有專制者沒有突破底線——曼德拉幾乎沒有被打過，這就是底線。想想看，他坐牢二十多年，還能健康地走出來，而且沒有屈辱地認罪，這對那些獨裁體來說，簡直不可思議。」
換言之，共產黨政權太凶殘，太卑劣，在中國，任何曼德拉在成為曼德拉之前都會先遭到毀滅。
曼德拉葬禮那一天，我少有地打開了一次電視。歐巴馬總統在講話：「有太多的領導人號稱支持曼德拉為自由的鬥爭但是卻不容忍自己人民的異議。我們當中有太多人，在我們必須髮出的聲音的時候，卻站在一邊旁觀，沾沾自喜，或者玩世不恭。」突然間，我覺得我們總統簡直就是個演員，在不需要勇氣和領導力的地方說著最漂亮的話。我跳起身，把電視關了。
當然，關於曼德拉葬禮，我還記得的一個事是，站在歐巴馬總統旁邊、比劃得天花亂墜的手語翻譯，原來是一個根本不懂手語的騙子。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