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憤怒在一天天減少(圖)


「我不覺得這個帝國有多強大,只要我們堅持真相,堅持記錄罪行」(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09月23日訊】三年前的秋天,綠葉開始發黃,我參加了柏林文學節組織的一場抗議活動。幾十位來自各國的作家和記者,聚集在敘利亞駐德國大使館周圍,喊著「阿薩德滾蛋」的口號,那時,敘利亞內戰開始不久,西方各國都支持反政府武裝。

當時大夥兒都挺憤怒,阿薩德不僅獨裁,並且殺人如麻。柏林的風已經有點涼了,我們站在街道這邊,而那邊,敘利亞大使館牆外,來回游動著警車和警察,他們都在履行職責,一再叫我們不得靠近。文學節主席烏裡用電喇叭喊話,而被喊話的使館區域,有如凸出地面的陰森的棺材。

街頭朗讀開始,剛剛從戰亂中逃生出來的敘利亞作家——兩位女性、三位男性——挨次對著電喇叭,朗讀他們的文學,不,文學已經沒有了,僅僅是真相就足夠。透過口譯,我知道這些文字是在密集的槍聲和慘叫中寫下的:建築在燃燒,街上血流成河,全副武裝的屠夫們在追擊著平民,而他們躲在塌掉一面牆的家中,或者炸斷了樓梯的三層,對著計算機,劈哩啪啦打字。他們的腦袋要埋得很低,才不至於被狙擊手發現,不過,偶爾,他們也會冒險抬頭,瞅一瞅窗外,目擊多少人被擊斃。一個女作家哭起來,因為她的丈夫下落不明,而她的兩個孩子被流彈打死。她的哭泣傳染了大夥兒,我的淚水也止不住。大夥兒邀請我說幾句,我就說幸好有你們,留下如此珍貴的記錄,我相信這些文字,會在人類歷史中長存。我又說中共從建國開始,進行了數不清的大屠殺,比如1950年的土地改革,就槍斃了兩百到四百萬地主,幾乎徹底消滅了中國鄉村知識階層,可沒有具體的個人記錄留下來。還有1959至1962年的大飢荒和1966年的文革。你們的文字,令我想起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發生,我也躲在家中寫作並朗誦《大屠殺》,街上是巡邏的持槍武警,他們隨時有可能上樓一腳踹開房門,將我抓走,讓我徹底失蹤……

我記不清還講了什麼,總之,我被憤怒所支配。抗議活動結束時,我與敘利亞作家們一塊合影,並留下彼此的電話。我不會任何外語,只是用這種方式,給他們些許溫暖。時光流逝,阿薩德沒有滾蛋,敘利亞內戰似乎永無盡頭,因為伊斯蘭國成立了,比阿薩德更狠更冷血,他們將所謂的「異教徒」成串捆綁起來,命令趴在地上,然後掃射;還把人從高樓頂推下去,活活摔死;他們綁架人質,索要贖金,並在視頻裡將人質割喉。任何人,只要還是文明世界的一員,都會憤怒,憤怒而徒勞。

難民潮湧過來了,這是無始無終的龐大群體,單從報紙、電視和廣播,辨認不出他們中誰是作家,誰是三年前在敘利亞使館對面朗讀過災難記錄的作家——他們消失了,或者混雜在難民潮中,繼續進行著微不足道的個人記錄?我想尋找他們,尋找三年前的悲傷和憤怒,但是,一切的一切,都被之後發生的、更劇烈的殺戮和逃難淹沒了。

我為此而憤怒,可我的憤怒在一天天減少。

因為眼下的戰爭難民潮,似乎與我,一個中國的政治難民無關。長期以來,我在緩緩掙脫自己內心的監獄,我寫道:「坐牢是一場噩夢。最好的治療方法就是把它們寫出來。這也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出獄後的我,覺得自己很不正常,只好設想我的讀者都在天上,如幫我藏匿獄中手稿的楊老頭、教我吹簫的老和尚、我爸、我姐等等,他們都已作古。人在絕境就只能設想有一群高高在上的無形讀者在看你的書。無形當中就獲得一種力量,去見證一切過往。雖然寫作過程極其痛苦,特別是手稿被沒收兩次,每一次都沮喪到發狂,但也不得不重新開始。因為沒有記錄下來,有一天,所有這一切都被忘卻,生命浪費了,苦也白受了,沒人會記得你。你就像一條癩皮狗,被暴打然後被拋棄,這種結局更可怕,噩夢會纏繞終生。太多次夢中我又回到監獄,覺得再也出不去了——直到我動筆,慢慢寫,慢慢寫。如今生活在自由環境,每次噩夢都越來越短,以前都很長,逃跑得筋疲力盡,醒來時小腿抽筋。隨著一本接一本書的出版,我接觸了那麼多西方讀者,他們給我寫了那麼多熱情洋溢的信,似乎都在提供驅除噩夢的途徑。這樣,我不斷獲得做人的尊嚴和勇氣,這樣,我一定會成為一個自由、健康、孩子氣的見證者。」

2015年9月2日,我在柏林愛樂廳,當著1500名左右的觀眾,採訪被禁出國四年多後首次出國的藝術家艾未未。最後我開了他一個玩笑:

今天你是在和一個中國政治難民對話,難民問題,是目前德國乃至全歐洲,最迫切的問題,你有一天會成為政治難民嗎?或者,你很快要回國,萬一又幾年出不來呢?你的柏林工作室讓我替你管理?辦成艾未未難民中心?也替德國難民局減輕一點負擔,他們的效率很低,你難以想像的低,效率越低問題就越大,所以,你就行行好,做做難民的《童話》吧。

艾未未說他不會成為難民,並且諷刺我不像難民,因為我每年在大名鼎鼎的費舍爾出書,這些書給我帶來的收入,足以讓我過上比較舒適的專職作家生活。他還說要做難民題材的作品。我心裏說,難民此刻不需要藝術,需要的是活著,並安頓下來。

歐洲難民問題讓中國問題退居第二或第三。我繼續寫,不停地寫,而我的祖國,不斷有朋友在失蹤。政府的策略,是放一個艾未未出國,矇蔽住國際社會的視線,以便抓更多的異議份子。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被軟禁四年多後,我又能給她打電話了,我曾為了她給德國總統高克寫信。高克回了信,說他在與習近平的見面中,專門提了劉霞的處境——這一切,都說明中國人權在「溝通中」進步,在烏龜爬行般挪向「中國特色的民主」?可與之同時,為「德國之聲」工作的、70多歲的女記者高瑜被捕,判刑7年;始終微笑的維族學者伊力哈木被判無期,宣判時,腳踝還拖著幾十斤重的鐵鐐。我不知在習近平執政時,到底抓了多少「異議份子」,好像沒一個西方機構具體統計過,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騰飛卻有目共睹。

此刻我對自己感到憤怒,甚至絕望,我不知我的寫作,會不會被淹沒在未來的中國難民潮中——1949年,中國共產黨乘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侵華日軍消耗了國軍數百萬主力,而最終戰勝國民黨,篡奪了政權。於是有200多萬內戰難民湧進臺灣島,讓臺灣的600萬人口轉眼激增到800萬。幸好有這麼一個名義上歸屬中國的海島可退,否則這股難民潮,就會分別湧向周邊各國。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逃竄到西方各國的政治難民,據說有十幾萬。接踵而至的是共產黨體制內的貪腐難民,因環境污染而背井離鄉的「環境難民」,因各種原因逃離祖國的同胞們,20多年來至少以百萬計,並且每年都在遞增——我號稱「時代錄音機」,可我一個人的記錄,遲早會如敘利亞作家們拚命留下的記錄,被喧囂的時代本身淹沒。

但是,敘利亞作家的聲音真的被淹沒了?還是,僅僅,是我沒聽見?還是,僅僅,被疲於奔命的人們忽略掉了?不能想太多,否則,你會對自己的徒勞感到憤怒。艾未未說,專制社會的特點,就是讓每個人有一種「無力感」,我在自由的德國,也能感覺到艾未未傳染給我的「無力感」。

幸好我還沒喪失同情心,幸好我還有比較堅韌的中國傳統的支撐,幸好德國人給了機會,讓我在聖保羅教堂,發表《這個帝國必須分裂》的和平獎致辭——分裂的概念可以是聯邦制、各省自治,也可以是單獨立國,西方不應該僅僅輸出資本主義與冷冰冰的市場理念,而應該堅持不懈地向龐大帝國的每個區域,輸出被獨裁政府不斷歪曲的自由、民主、人權,讓老百姓也瞭解,自由、民主、人權如同空氣、麵包和水,是生而為人不可或缺的東西。這些普世理念,和中國傳統文化,比如孔孟、老莊,不僅不衝突,完全能融匯貫通,成為中國人的美好未來。

我多次與十四世達賴喇嘛交談,西藏的災難比中國深重,整個國家都在流亡。數年來,為爭取信仰自由及達賴喇嘛回歸,有一百四十多位藏人自焚。我曾在尊者80壽辰慶賀大會上演唱一個17歲尼姑自焚前寫下的《自焚者之歌》,尊者眼眶濕潤了,他在隨後的講話中,以長者身份,告誡全體西藏同胞:要不斷學習,要努力保守本民族的傳統、宗教和文化,因為這種獨一無二的雪域文明,不僅能增加我們長途跋涉的信心,而且會給全人類帶來福祉。

我的憤怒在一天天減少,雖然我渺小至極,也遠離四川老家,雖然我的文學記錄或許被洶湧時代所淹沒,但按照老莊思想,每種生物無論貴賤,都在浩淼天道的循環中。於是,我只能,繼續寫:

「我不覺得這個帝國有多強大,只要我們堅持真相,堅持記錄罪行。當年的希特勒、斯大林也很強大,毛澤東更強大,好幾億人都崇拜他。又怎麼樣呢?在歷史長河裡,一個罪惡政權看似強大,但打開千年歷史一看,他們其實都算不了什麼。因為罪行都被記錄下來了。我們在記錄時感覺自己很渺小、無助,連憤怒也徒勞,但是我們留下來的見證,從歷史長度來看,要比任何一個罪惡政權都歷時長久。從這個角度,共產黨、阿薩德、伊斯蘭國實在不值一提。只有做生意的人才會要討好這個政權,說中國崛起、強大了,但是這些政權和接近政權的生意人將來都會消失,而人類歷史將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即便在中國,相關分裂的歷史記載也數不勝數。」

2015年9月18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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