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新鳳霞難忘的回憶 血山火海 盜匪橫行(組圖)
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聽說王府井已拆得沒有模樣了，我想起了我們的四合院。現在我們住在四層樓房！我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殘了，三十幾歲就被迫害得不能唱戲了。因行動不方便，我隨時都想著我們的四合院。1949年祖光受周恩來召喚從國外回到北京建設祖國。
第一件事就是交給他的好朋友鄧季惺、陳銘德夫婦一筆錢買傢俱，先寄放在他們家中，後買房子。鄧季惺大姐和丈夫陳銘德是《新民晚報》的老闆。剛剛解放，他們夫婦住在西城石碑胡同一個四合院裡，這房子好漂亮啊！前廊，後廈，走廊，遊廊，滿院子花草。我覺得北京的四合院是最舒服的房子。
當時很多作家買房，艾青買的是在東城豆腐巷，老舍買的是奶子府，趙樹理和祖光的是在東城王府井帥府園馬家廟，祖光買的是9號，趙樹理是6號。
祖光這所四合院很講究，外邊是兩扇圓大門、敞開能進汽車。通過一條小道，高台階紅漆門。門道轉過去一個小拐彎圓月亮門，有個方小院。四扇門才進到裡院。東、南、西、北四面是房，北屋七間。東西屋各三間，南屋也是三間，靠外院一單間，正房北屋廂房，東、西都是小單間。院於很寬敞，外院牆有爬山虎。北京四合院講究「天棚、魚缸、石榴樹」，進大門有影壁牆，小院有兩盆石榴樹，紅石榴花可鮮紅了！相配四盆白玉簪花。裡院有四棵鳳凰樹，過房高的海棠樹，白紫色的丁香，靠南牆白玉蘭、葡萄架、石桌、石墩，數不盡的各種盆花。大院子可以排戲、煉功和孩子們跳繩。祖光還為孩子在大院裡擺放了一個乒乓球案子。同學們常來打球。
住四合院種果木樹，秋天結了果子就要人受累了。好在那時有我婆婆操心，指揮管理。最傷腦筋的是果子成熟季節，鄰居家孩子上房摘果子，來回跑，踩得房檐嘎嘎喳喳的響。我的老婆婆是典型的中國式善良老人。她站在當院，仰面四平八穩不急不躁地對著房子上跑的鄰居家孩子說：「你們快下來，別在房上跑，摔下來可不輕啊！」孩子們仍在房上跑。婆婆站在院子中大聲說：「你們下來，要葡萄、要海棠我讓老何給你們摘一筐下來吃，好嗎？」孩子聽了高興地說：「吳奶奶我們就下來……」孩子們下來高興地等著。老何是我們家男工，孩子們吃飽了跟老何說：何叔叔我們走了，等著你再給我們摘海棠……
這些鄰居的孩子，都是我兒子的同學，他們都喜歡我婆婆。婆婆指揮著老何、孩子們把摘下來的葡萄、蘋果分送給鄰居孩子們。春天院子裡各種花開了，又要把花一把把捆好送給親友。這四合院在舊協和醫院旁邊，房主原是協和的著名婦產科醫生林巧稚。1949年後她搬進協和宿舍，把這所四合院給親戚了。祖光從她親戚手中買來的。院子整齊講究，最洋氣的是廚房，自來水龍頭很多，牆壁是白瓷磚，大爐灶內一個很講究的烤箱，箱內有好幾層烤盤。祖光買來這所房子，首先是修繕，北屋正面是客廳兩間套間，重新改了。把舊木格窗戶改成落地玻璃窗，開開窗戶可把四腳帶輕軲轆的大床推出來乘涼。這間睡房在整個四合院中算是洋式風格。北屋向東屋打通了，從北屋跨進去洗手間。出了洗手間，通向廚房、餐廳。廚房又跟東房通著。我們在這屋中間吃飯，打通了從廚房送菜方便。
北屋是我和祖光住，東屋是女兒霜霜和帶她的阿姨住。西屋是公公婆婆住。兩個女工和一名男工老何分別住在東西邊的過房，一排三間屋兩個兒子住，還做祖光的書房用。另一間南房作客房。
院裡種有六盆曇花。1956年六盆曇花同時開花，有一大盆開了兩朵花，夜裡在院當中拉了幾個電燈，照的全院子好亮啊！親戚朋友來看曇花一直熱鬧到深夜。
婆婆偷偷跟我說：「鳳霞呀，花開了這麼多，這叫‘花怕開絕了，國家不太平’啊！」婆婆講，盧溝橋事變那年，家裡種了曇花，也是開得十分茂盛，國家就打了仗。「唉，國家可不能再出事呀！」她真怕那兵荒馬亂的日子。
院裡一塊塊方磚，都是祖光親自選擇設計請人裝好。每一間房子都換了新式玻璃窗格子。洗手間，小廂房都換了磨砂玻璃。為了射進陽光，北屋到東屋，過房房頂都裝了玻璃o房子大，室內擺設很重要，幸好祖光已托鄧季惺大姐買了整套紅木傢俱。紫檀木大木床帶有炕桌，腳踏，條幾，八仙桌。明式書桌椅子。祖光和我各有書桌，都帶有腳踏，大書櫃佔了半面牆。
牆上面的字畫也都是祖光一件一件地選擇並挂好的，房內的各種花都是我擺放，多麼晚回家，我也是親自澆了水才放心。我養的各種吊蘭，很多朋友都羨慕。
那時祖光正在拍梅蘭芳先生的舞臺藝術電影，請來蘇聯攝影和美術專家，經常跟祖光研究討論劇本拍攝問題。蘇聯專家說：「你們這所四合院好，顯示藝術家的水平，我真羨慕極了。中國藝術家真幸福。」
四合院對我們兩兒一女也是真好玩的環境，他們的同學也常來我們家玩，一起做功課、一起下棋、一起打乒乓球，最開心的是唱戲玩，動刀動槍，對打有時把玻璃打壞，我就生氣，祖光說：「玩起來就不顧這些。破了，再配上，不要叫孩子同學覺得家長太凶。」孩子同學的父母很多都是附近工作的。有一個叫張生的，父親是協和醫院工人；他和東安市場一家飯館職工的兒子比賽打賭喝豬油，廚師的兒子一口氣喝了兩碗豬油，喝的滿臉通紅，老婆婆看見這孩子要生病就給他吃西瓜，孩子回家拉肚子，他母親問他：「是誰叫你喝的大油，又是誰叫你吃的西瓜？」他說：「是馬家廟四合院的吳奶奶。」從這以後，兒子同學來玩都愛說：「去四合院，吳奶奶給西瓜吃。」我家成了這個胡同小孩聚會的大雜院了。孩子在院裡玩，有的吐了，有的剪了碎紙扔在地上，扔西瓜皮，把院子搞得很亂，老何轟他們說：「這些討厭的孩子都給我滾出去。」窮廚師的兒子，他轟趕，幹部的兒子卻一個不敢說。祖光生氣了，他認為對人對事要公平。後來祖光找老何談了一次話，讓所有的孩子隨便來我們院子裡玩，不能轟。因為四合院是這個胡同比較大的，街道居委會也常在這開會，無論來多少大人孩子，我們的老婆婆總是熱情歡迎。
住四合院最傷腦筋的是每年都要修繕，換房瓦，上油漆，修牆刷石灰，搞得滿院子都很亂。這時祖光親自泡茶照顧工人們休息，在門道鋪好席子讓他們休息好，並給他們送糕點水果，安排吃飯。祖光對阿姨們說：「人家是給咱們幹活的，一定要人家心裏高興。」祖光還常常和工人們一起坐在小板凳上聊天，後來成了朋友。
1957年，多少人一下子成了罪人，正如趙樹理說：「祖光是個好人，也愛國呀，他的家遭了大難。」祖光被送到北大荒，我為祖光保住了一家老小。苦度了3年，祖光回來了，四合院仍然是那麼整潔乾淨，祖光不忘勞動，拾起掃把掃地，接起水管子澆花，不斷地為四合院門窗上油漆，房上換瓦，上牆灰。信心百倍想把四合院修建好。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這個四合院遭了難，多次被抄，砸壞窗子，玻璃碎了滿地。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央美術學院，東糾、西糾紅衛兵，還有數不過來的中學生，抄一批搶走一些東西。滕××是我們鄰居高幹兒子、東糾紅衛兵的頭頭，多次來抄我的家，一群人都帶著大口罩，抄家就是為了白撈東西，因為他瞭解我們家有照相機、錄音機……這時的四合院好淒涼啊！風吹樹葉，陰雨天滴滴答答的響聲，冬天大雪，西北風如老牛叫，這個四合院熱鬧過、冷清過、團聚過、也分散過！如今淒涼蕭瑟冷冷清清。忽然，搶佔房子開始了。進來一男一女，男的三四十上下，女的三十多歲。男的是萃華飯莊黨支部書記，姓姜。他說：「我是共產黨員要進來住，你家房多人少。」說著他手拿封條把西屋一排門封了，我們家誰也不敢回答，我們屋裡還有很多木器，姓姜的夫妻兩口帶著幾個兒子全部佔用了。當時祖光被抓到牛棚不許回家。
不久又來了幾個三十上下工人樣的，一進來就對我婆婆說：「我姓劉，共產黨員，西屋姓姜的住了，我來要你的南屋。我是老少三代……」這家搬進來，把屋裡的傢俱及器具也全部佔用了。然後又來了房管段的人，這時房契由國家管。當時我和婆婆心裏害怕，神情緊張。我對婆婆說：「共產黨員搬進好些，咱們這一家還有一點保證，祖光還不知道什麼時間回來。他們是黨員，總比搬來那渾不懂事的紅衛兵強。」房契強令要走了，可房捐還得交。這兩家人搬來也是白住，一切費用都不交。他們真不知節約，大燈泡一百瓦，照得亮半個院子，而我們只用十五瓦小燈泡。
我被關了一陣子，大抄大搶後，被放回家，但天天要上班，祖光仍被關押在牛棚裡，不放回來。家裡只有三個孩子和婆婆，我們不敢於大聲說話，擠在東屋，北屋牆壁都被砸爛了，房頂也被捅了洞。滿屋子亂七八糟，沒法下腳，我不想進去看，我們太傷心了。搬進的這兩家人卻和親朋好友大說大笑。他們的孩子在院中踢球，砸壞了玻璃，我們不敢出聲。兩個兒子生氣要質問他們，我和婆婆攔住說：「千萬不要。他們搬到咱們院子來，就是咱們鄰居，要忍耐……你爸爸回來一切就好辦了。」他們搶佔了我們西屋、南屋，還想佔我們的北屋。但堆滿了東西下不去腳。那個姓姜的站在窗外向裡看說：「這屋裡可以收拾一下。」意思是他想進去。我說：「這屋裡不能動，得等祖光回來，他不來連我們都不進去。」人就是得寸進尺。他們隨便用我們的東西，我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對婆婆和孩子們說：「行了，只當被抄家的搶走了。」婆婆說：「不用想東西了，兵荒馬亂的年月我經得多了，日本人燒搶奪我都熬過來了。這些人是發國難財，打著共產黨員的旗號來的，幹的是日本鬼子、國民黨的勾當！」
大串聯過去了，祖光被放回來，打砸搶也過去了，大夥靠邊站。祖光去了干校，又有街道上的人來看房子，可能還要擠進來。一個在房管局工作的姓侯的朋友動員我們說：「現在很多人把自己的房子換成樓房了，不然隨時都可能再擠進來搶佔房子，你們北屋和東屋這兩邊房子可以換成四間樓房。」老侯的動員不是沒有道理，但我捨不得這四合院。祖光碰見著名京劇小生葉盛蘭說他也搬進樓房了，因為四合院老有人惦著白佔房子，主張祖光去住樓房，安靜，關上門誰也找不找誰。我是個拿不定主意的人，感情上捨不得是主要的。可不搬走，這所房子也被糟蹋。擠近來的人在院裡蓋小房，砍樹，拆牆，眼看著也傷心。祖光多次動員我：「身外之物全可不要，房子再好你不也睡一間嗎？再說，文化大革命是全國的，不止咱們一家。咱們離開為好！」街道上來人都是很凶的，嚇得我心跳。眼不見，心不亂，狠了狠心，1967年初搬到和平裡十四區兩個單元四間房。搬家是件很傷腦筋的事，尤其是祖光他從香港回到北京，買了這所房子，又從上海接來了父母，一心把這四合院修建好。想不到一個個運動整他，政治上害他，經濟上卡他。眼看著這四合院，心裏是很難受的。可他不說一句後悔話，也不埋怨一句，他對財和物總是看得很輕。祖光放棄了在香港的舒適生活，帶來在國外掙的錢，在國內買四合院，怎麼能逼我們搬走？讓這些人住呢？我認為太冤了，也太不公平了！
祖光和我商定搬家後，日夜收拾東西，我把零零碎碎的裝進紙箱，兒子找來了同學幫忙，當時我和祖光都是審查對象，親朋都不敢來幫忙。兒子的同學馬小力父親為人好，馬大爺是搬運工人，他們是勞動人民，什麼都不怕，全家熱情地來幫忙。一些搬不走的東西，自然就給馬家了。人就是「善財難舍」。抄家時抄走的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連問一聲都沒有，眼看著大口罩的紅衛兵明搶、明拿。特別是那個姓滕的幹部兒子，他隨時帶來一幫東糾紅衛兵明是抄家，實是搶東西，現在把搬不走的大批東西送給人，落個人情。來院裡掏大糞的師傅，我把床、沙發和一套木器都送他了。沒有人幫助出車，只在東單三輪車站請了十輛三輪車。祖光騎自行車在前頭領路，浩浩蕩蕩十輛平板車成長龍式。祖光為了讓他們別太累了，有意慢慢地蹬車。用了兩天總算把東西搬完了。多難哪！我想把澡盆搬走，把搭走廊的門窗格子搬走。祖光不肯，他說：「你把一所四合院都不要了，還心疼這點東西嗎？有人搬進來住，又要叫人費事再修理……，’我都依他了，祖光哪裡知道我們搬走後，房管部門把全院大改造，大房子改小房子，北屋、東屋、小過房都搬進了人，而且都是私分。我都看過了，太傷心了！北房的大落地玻璃窗拆走了，院裡的樹全砍掉了。從進門就搭起了小房子，成了破破爛爛的大雜院。有人說：「王府井帥府園馬家廟，有這個廟可就不是這個神了。」
和平裡這邊祖光也受不少累。房子是新蓋的，但因文化大革命，分配來的幹部還沒有搬來就被打倒了。房子被大串聯接待紅衛兵站接收了，地上鋪稻草招待串聯的人。房子髒得下不去腳，氣味難聞，地上堆滿稻草，到處是髒布條，羊屎蛋。牆上畫的亂七八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資派」。祖光跟兩個兒子一起打掃這間房，先從窗口把稻草扔出去，又用平板車推到垃圾站。這就搞了近一個星期。
從大房子四合院一下搬進這僅有四間的單元房，我覺得人了鴿子窩，心裏可憋悶了。
住在這接待紅衛兵的房子，看著牆上寫著「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痕跡，我想著當時的情景。那是1966年紅衛兵串聯鬧革命，我是到處打罵批鬥被審查對象。每天我都被他們叫出來打罵，有的人根本不知我是幹什麼的，為了表現他革命，舉手就打。那時祖光被關在他的機關牛棚，我留單位審查。單位大部分。人都出去串聯，留守。人員在家接待紅衛兵。單位大屋子排演場全騰空了，地上鋪稻草，草上是麻袋，當中一條留出走路。我們單位接待的是南方來的紅衛兵。北京的冬天冷，凍得一群孩子縮著身子擠在一起，好可憐哪！單位動員給紅衛兵捐獻衣物，我把棉褲、棉襖、毛衣、毛褲、被子、毯子、棉鞋都送出去了。我想誰家都有兒女，他們太可憐了。他們中間還鬧了很多事，都是十八九的青年人，男男女女為了爭風吃醋大吵大鬧打人消氣。我給他們生爐子，打掃衛生，他們在牆上寫「打倒中國最大的赫魯曉夫！」和平裡這剛剛蓋好的新樓，也搞得這般光景。這叫文化大革命串聯。
這時我和祖光可以回家，住在這四間小房，不久我又被送進牛棚了，兩個兒子上山下鄉走了，女兒跟著帶她的阿姨走了，公公已在「文革」前去世，家裡只有老婆婆一人。這時我閉上眼想誰呢？丈夫他心寬能想得開，我可放心。老婆婆有知識經過大災大難，能忍耐，我也放心。兩個兒子上山下鄉，年輕力壯，能吃苦我也放心，小女兒跟著張阿姨去她家，帶去了錢和物也不會受苦。想來想去還是自己怎樣對待審查我的這些「群眾」吧。我被關了一年多回來，已是1971年底，忽然街道上的積極份子馮素英動員給她騰一間房子，而且指出要四間中最大的一間。我前腳進門馮某後腳就逼我騰房。她那黃臉上的薄嘴唇可能說了。她說：「論階級我們是紅五類，無產階級，論革命我們是造反派，論人口你們家現在只有三個女人，我們三口人佔一間，這是合理公平的嗎？再說你們是被抄被斗戶，要不是為了革命，你們叫我搬進你們這裡我還怕受牽連呢？」我氣得簡直要發瘋了，我說：「你不該要我騰房，你們這麼革命還要非擠進我們家嗎？」馮某板起面孔說：「對，這就是革命需要。」
派出所的戶籍警還不錯，他對馮某說：「你想搬進新鳳霞的房子，等她下個月從干校回來再說。」馮某表面答應了，可是她天天來找婆婆，老人實在受不了。今天她搬來一個爐子，明天拿來一卷破席。我實在沒有辦法了，能賣的找到張自忠路委託店，請他們來我家幫忙，把屋內傢俱賣掉了。1974年我的二兒子吳歡從黑龍江兵團回來，他是得了肝炎回來養病的，我把他爸爸的大衣、棉褲、棉被給他用上。馮某住進我們單元，老是鬼頭鬼腦偷看我們家的情況。一天深夜十二點多，有人砸門，我們一家嚇得一動不動相互看著，婆婆指著馮某那屋，我明白了，準是她又在搗蛋。我起身開開門，五六個警察手提著電筒進來問：「吳祖光回來啦？」我心一愣，我還以為真回來了，用力向四周看，跑下兩層台階。警察很凶地說：「你們都出去！」女兒和婆婆被他們推出站到樓道，兒子吳歡躺在床上。警察看見床上躺著人說：「這是誰？」另一個說：「吳祖光。」他們野蠻地進了我的房裡一個上去掀起被子，看見是我是兒子，有點心虛了。我看他們這樣無理，氣得渾身發抖，心想這是怎麼回事？他們相互不開口，看看馮某那屋，我明白了。大聲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說吳祖光回來了？」沒想到他們說：「有人匯報說吳祖光回來了。」我知道是馮某匯報的。氣得上前一步對準碼某屋大聲說：「吳祖光回來了又怎麼樣？現在受審還沒定性呢，住在我們家屋裡，水電費一個錢不拿，還偷偷地害我們。」
我說著出門對著婆婆、小女兒說：「進來！為什麼讓我們家的人站在外面！我也是苦大仇深的人，咱們刨刨底，還不一定誰是資產階級呢？」我理直氣壯，馮某躲在屋裡不出來，警察一聲不響。我又說：「你們看看，我兒子是從東北建設兵團回來探親。他有病啊！你們闖進來好像是抓特務！」警察一個個灰溜溜的，我又大著膽子說：「我是受審查，可是你們來我家可有單位的信，我有組織。吳祖光在干校，現在多少人在干校，難道你們都去人家在夜裡搜查嗎？匯報的人你出來，當面說說見見陽光！」我問得他們無話可說。馮某一直沒有出屋子，警察們一聲不出，虧心的下樓走了。我對準馮某屋子說：「以後你放明白了。我們受審沒有定性，再要像老鼠胡串，我就讓你搬走！這房子是我用四合院換來的。房權是我的。」老婆婆害怕地向我擺擺手，我也擺擺手說：「別怕，我明天去幹校，這房子是每月我交房費水電費。住在這裡一文不交，還想撈點什麼政治資本！說好了，政治運動過去了，一切都要算清楚，我相信國家不會剝削老百姓的，可是老百姓也不能欺負老百姓。咱們是朋友，是鄰居，就知點趣。革命暴風雨、打倒、油炸、炮轟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們審查會有結果，是什麼問題自己知道，以後大家互相照應。」我這一大串話是對著馮某的門說的。她一聲不響，也不出屋，從此馮某也不那麼凶了。我心想她是家庭婦女，丈夫是黨員，有時借用東西，跟我老婆婆還說謝謝。只求他們老老實實住在我們這，我在干校也放心。想想馬家廟那家姓姜的還算好些了。只是馮某她嘴裡不斷說：「我們是紅五類，無產階級……」好討厭！
我從大興縣天堂河五七干校回來，調到西城區挖防空洞，比在干校不能回家強多了。每天早晨頂著星星出門，晚上披著星星回家。跟馮某很少見面，也就井水不犯河水。她仍是白住房白用水電一文不給，我也不為這事跟她糾纏。
1976年唐山地震，北京受了影響，我躲地震去了河南。就在這時，給祖光分配了房子在東大橋。這次搬家祖光沒有通知我，他一人搬好了家，從河南把我接到北京。
1978年政策落實，我和祖光幾十年錯劃右派的冤案平了反，我們全家高興極了。祖光最可貴的是，記者、編輯都一個個來約他寫有關1957年錯劃右派的回憶錄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事情。祖光說：「我不寫，這事過去了，沒有再寫的價值了。」祖光一個字也沒有寫。
我從河南回來，房管局辦公室的同志來談關於私房落實政策的事。當時因趙樹理去世，他的夫人和孩子去了山西，另有安排；艾青一直住在北方飯店，要求把房子修繕成原來的樣子才搬回去；老舍先生雖早去世，夫人兒子也都在北京，要求回原來的房子。我們這些人都是挨整對象，房子都被人搶佔了，改建得亂七八糟了，再恢復需要大工程。
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多次來找祖光說：「馬家廟這所房已經住進七。八家，房子拆改得亂七八糟了。如騰空再修繕，國家得拿出幾十套樓房錢。你如果放棄這所房子，就給國家解決很大困難。」祖光厚道，他從來沒有伸手向國家要過什麼，為了國家他可以付出一切。同那些想盡辦法從國家手中要這要那，爭出國要待遇的人一比，祖光的為人多可貴呀！他動員我放棄四合院，住樓房。我說：「國家困難這是自己造成的！鬧革命，好好一個國家，左一運動，右一革命。國家整的窮了，也把老百姓整得家家不安。咱們一起買房的人，不是都決定要回空房，房歸原主嗎？咱們更有理由，我被整成殘疾，住平房四合院方便。國家自己整的自己承受，我們是受害的。」
最後，祖光還是同意寫一個捐獻給國家的信，收回很少象徵性的錢。
至今我仍說祖光太傻，把四合院讓出了，住房還自己拿房錢！祖光從沒有一句怨言，他說「全北京不都是這樣嗎？只有個別人有辦法要回原來的房，咱們哪兒有這個功夫？」
「四人幫」被粉碎了，各方面「落實」政策，私人房產落實政策負責人李某，親自找我和祖光合計如何落實。並舉出了幾家房主，詩人艾青、作家老舍先生及趙樹理、京劇演員張君秋、趙燕俠、馬連良、譚富英等等，房產歸還是十分困難的事。國家十分困難，每個院子都住了很多家，有的一戶三代人，兩代大男大女同住，如果把房戶搬走會給國家增添非常大的困難，如我們的房已住進八九家人，要把這些人家遷走，國家要拿出大批房來。國家實在難辦，因為不是一家的問題，祖光是個忠厚人，他看見房管局落實政策幹部說的實在難，也想到全北京市房產落實要國家付出多大代價。祖光跟我商量，如果咱們放棄四合院，有幾點好處：（一）是給國家減輕負擔；（二）落實政策的幹部也好說服別人，工作好開展；（三）咱們如回四合院，兩個兒子都成家了，兩個兒子，兩房兒媳，孫子、孫女兩個家庭住在一起，要你當這個大院的院長啊？你身體又受了傷，行動不方便，更不能操心受累。現在就要按照現在的新式家庭住。兩個兒子他們單住，要求咱們住的離兒子不遠，住單元房省事，問題也都解決了。
我一切事一向是聽丈夫的，因為他忠厚，總是先替別人想，我也就無理可說了。
看好了東大橋一套四間房子，另兩套居室，兩個兒子各住一套。他們各自住離我們近，十分鐘就來了，隨時通電話。兩個兒媳婦也都有好工作。大兒子生個孫女，二兒子生個孫子。孫子、孫女也都聽話，上學用功不叫我們操心。
我們家有現代化的傳統，我的老公公是最早教英文的教授，因此一切新式，他有11個子女，都是青年自立，自己成家立業，都是國家重要幹部，我們的兩兒一女也是青年時就自立。
他們從小上學因受父母株連，被看成出身不好，處處受歧視，不許上大學，不許入團帶紅領巾，但我的孩子用功上進，四人幫被粉碎都上了大學。大兒子吳鋼在魯藝美術學院畢業，現是藝術家，在巴黎。二兒子吳歡在電影學院畢業，現在中央電視臺當編導。女兒吳霜不許上中學，她自學了大學課程，第一次高考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中央音樂學院，又去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深造。
兒女們都各自刻苦獨立。我和祖光也都落實政策平反，祖光體諒國家困難不搬回四合院了。
在落實政策幹部的「動員」下，祖光寫了一個「自願」把王府井馬家廟九號四合院捐獻給國家的信。然後，在兒子們都不在家，我又在河南的情況下，他一個人搬了這個家，多麼難呀！在沒有一個人幫忙和支持下，祖光又雇了十幾輛三輪板車。他一人騎著自行車跟著平板車大隊搬家。兒子、女兒說：「爸爸是個老英雄，我們就是在家也插不上手。他也看不上我們幹的活。」這麼大一個家，東西這麼多，一件件，一樣樣都要經過祖光安排擺放。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勞動改造深挖防空洞長達7年，身心都受了傷，手腕膝蓋都有傷，氣候一變化，關節疼痛。怕冷，喜歡暖和，祖光看了房子先把我的桌擺放在向陽的窗子暖氣旁。為了開門關燈方便，都為我換了順手開關。要說我們夫妻是國家幹部，說實在的，任何事我們都沒麻煩過組織，也從來沒有沾過組織的光，自1949年直到現在沒有住過組織上分配的一間房子，也沒有用一件組織的傢俱。
我們的家搬定後祖光親自去河南洛陽市六一三軍醫院把我接回北京。祖光處處都設計得為我方便。我不能坐低的沙發椅子。書桌上檯燈、電風扇、時鐘等樣樣順手。筆紙、畫畫寫字都準備得方便、好用。書架上我愛看的書都是他親自擺放一伸手就能拿到。
自我做了吳家的媳婦，四十多年，祖光從來沒有跟我發過脾氣，也沒有為什麼大小事爭吵過，總是誰對就依誰。但為了這所四合院，我經常留戀說：「你就是不聽我的話，王府井好，是金子地帶，你替房管幹部著想可我的身體誰管？」
祖光氣火了：「我管！咱們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讓人家佩報，不沾一點國家的光。」
現在我們住的樓是五層樓，我住四樓，對我這個腿受傷的人，上下樓是十分困難。但我這個人從小就習慣以苦為樂，我認為這也好，要逼我下樓鍛練，克服困難，也是生活中的動力，正是因為四層樓，我必須慢慢上下，每上下一次也是一次很好的活動治療。看來這個四樓是我終生的住處了。可是身在四樓卻永遠留戀著我的四合院，四合院曾經給我最大的幸福歡樂，可是永遠忘不了那時的中國自己傷害自己，成了血山火海、盜匪橫行的世界，我和我的全家都經歷過來了。
新鳳霞小傳
新鳳霞約生於1927年（1927~1998），原籍蘇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設計」為農曆臘月23日。自幼被拐賣到天津，輾轉被楊姓貧民老夫婦收養長大，並受教於「堂姐」楊金香（北派京劇武生大師李蘭亭之妻）學習京劇基本功。
新鳳霞6歲學京戲，13歲改評劇，14十歲任主演，20歲以後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演唱方法，發展為50年代至今的最大評劇流派——新派。文革期間，殘酷迫害致病致殘謝絕舞臺，雖自幼失學，卻努力自學從事創作，寫作、繪畫均有成就，並不斷培養出青年一代的新派評劇演員。
代表劇目有：《花為媒》、《楊三姐告狀》、《三看御妹》、《乾坤帶》、《藝海深仇》、《劉巧兒》、《祥林嫂》等，其中《劉巧兒》、《花為媒》攝製成電影。
著作有《新鳳霞回憶錄》、《以苦為樂》、《我當小演員的時候》、《恩犬》、《我與溥儀皇帝》、《新鳳霞說戲》、《我和吳祖光》、《新風霞評劇譜》、《(吳祖光、新鳳霞詩書畫集)及四卷集的《新風霞回憶文叢》等二十餘種o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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