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民間秘密宗教」

一貫道」全盛時期擁有教徒數百萬

「一貫道」發端於晚清,極盛於1940年代。其教義,雜糅儒、道、佛及耶穌教經典,與「不二法門」的修煉原則大相逕庭。

該道之具體規模,尚缺乏具體統計數據。據該道大道首王效峰披露,1930-1947年間,其全國組織架構,設有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等7大總壇。另據《上海公安志》披露,1949年前後,一貫道在上海擁有基層壇堂1144個,辦道人員6200餘人,道徒約30萬人——而該教上海總壇,所轄範圍並不止於上海市範圍,如常州、杭州、溫州等地分壇,亦歸上海總壇管轄。如此,當不難揣知,「一貫道」當年教徒之眾。有學者認為,極盛時期的一貫道,有教徒300萬人以上,當非虛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期間,「一貫道」將大量汪偽政權高級官員發展進入組織。如汪偽中央稅警團團長李麗久、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孫祥夫、汪偽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褚民誼、汪偽考試院院長王揖唐……等等,均在「一貫道」內擔任高級幹部。「一貫道」魁首張光璧,亦充任汪偽政府外交部顧問之職。1946年,國民政府社會部聯合內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締「一貫道」,並以「漢奸罪」對該教發起起訴。但在張光璧等人的活動下,起訴無疾而終。

「一貫道」的本質是一種傳銷式斂財機器

像「一貫道」這般,以生搬雜糅之教義,卻能迅速發展成民國第一「民間秘密宗教」,其緣故何在?換言之,這種組織,滾雪球般壯大的原始驅動力,是什麼?

臺灣學者邱麗娟,曾以清代中期為切入點,研究過「民間秘密宗教」繁盛的原因。其結論認為: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層社會普遍流傳,「與經濟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方面,「民間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設教的動機,主要是著眼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以謀得金錢財物為出發,極少的例子是出於政治上的動機而叛變造反。……他們憑著粗通的民俗醫術,編造一套消災祈福、追求來生富貴的宗教理論。」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願意入教,一則是因嚮往來生富貴的理論可以擺脫現世的貧窮,一則也是為了日後能夠謀取教職可以傳徒收錢。」

換言之,所謂「民間秘密宗教」,實際上是一種金字塔式的斂財體系——越高層級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財源;越低層級的教徒,所獲財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擴充教徒人數,方能擴展財源。這正是民間「秘密宗教」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始驅動力。至於其教義本身如何,實際上並不重要;正如傳銷模式下,其產品質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盡全力發展下線。

該道斂財名目極多,如捐錢辦道、考財、度大仙、功德費、開荒費、壇主費、獻心費、懺悔費、齊家費等等——投桃報李,以斂財為目的的教首們,亦可以投汪偽之所好,隨意更改其教義,宣稱「日本來中國是天數,來收惡人」;內戰期間,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讖語,妄圖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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